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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襄公泓水之战失败这一年（宋襄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重耳等经过曹国来到宋国。狐偃为前驱先到，与司马公孙固相会。公孙固一面出面接待，一面派人向宋襄公汇报。
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想的就是求贤人相助，以报泓水之仇。这时闻晋公子远来，又知重耳之贤，不胜之喜，怎奈伤未痊愈，难以面会。遂命公孙固以国君之礼相待。
公孙固对狐偃说：“寡君自不量力，与楚国争胜，兵败受伤，至今卧病不起。然而仰慕公子之名已久，派我打扫馆舍，以候车驾。”
次日，重耳告别。公孙固再三请其宽留。私下里问狐偃：“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
偃把齐桓公纳姬赠马之事如实告诉了公孙固。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晋公子德才贤仁，名声很大，只是因骊姬之乱，导致在外流亡19年，狐偃是重耳的舅哥，仁慈而又足智多谋。赵衰是为晋献公担任御戎的赵夙的弟弟，富于文采而为人忠贞。贾佗是晋国的公族，见多识广而谦恭有礼。这三个人多年来在左右辅助重耳，重耳平时对他们谦下恭敬，每逢有事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从年幼到长大成人始终如此，不稍懈怠。重耳喜欢做好事而不自满，事奉狐偃像对待父亲一样，事奉赵衰像对待老师一样，事奉贾佗像对待兄长一样。可以说在尊礼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善报。《商颂》说：‘商汤急于尊贤下士，圣德天天向上升高。’尊贤下士，就是有礼的表现。请您从中得到启发。”
襄公认为重耳这样的人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也认识到了宋国的弱小，一时难以成就伯业，从宋国的实际能力出发，必须依附于大国，才能不被欺负，才能自保。所以，宋襄公希望宋国将来能得到晋国的援助，于是就听从了公孙固的意见，说：“公子昔年已与宋国通婚。我不能再纳女为妻，要多增些马匹及盘缠。”
公孙固遂以马20乘和足够的盘缠费用相赠，重耳等感激不已。
重耳在宋国又住了数日，宋国馈赠不绝。狐偃见宋襄公病体没有痊愈之期，私下与公孙固商议如何帮助重耳回国大计。
公孙固说：“公子如果怕风尘劳苦，我们国家虽然小，在这里休养生息绝对没有问题。如果要实现‘鸿鸪之志’，宋国新败受创，没有能力帮助，还请依靠别的大国，方可成功。”
狐偃说：“您的话真是肺腑之言。”遂告知重耳，即日束装起程。
宋襄公闻重耳要走，又赠了许多粮资衣服等，重耳及从人无不欢喜，然后出发往楚国去了。
自晋公子重耳走后，
宋襄公对世子王臣说：“我不听子鱼之言，以至于此。你嗣位以后，要把国家委托给他。楚国，是宋国的大仇，宋国世世代代不能与楚国通好。晋公子重耳如果返国，必得君位。得位后必能联合诸侯，你们一定要依靠晋国，才能保宋国平安。”王臣痛哭着再三领命。
宋襄公在望母台行官养伤半年，箭疮越来越严重，于宋襄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夏季，伤痛发作，不治而死。
历代对宋襄公评价不一。赞美者认为他仁义有信，具有贵族精神；批评者认为他独断愚蠢。
宋襄公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诸侯霸主的地位。泓水之战的惨败，让后人对宋襄公贻笑千年，但是他的仁义道德之举，正是奉行了以德图伯的思想，代表了正义，也弘扬了商汤、周文王、齐桓公的传统美德，这一点还是值得赞颂的。只是他实行仁义的对象不对。
据专家考证，《诗经·商颂》中的五篇诗歌就是从商朝时期留传下来的诗篇，到了宋襄公时代逐渐成熟，后来被孔子收录到《诗经》中。《诗经·商颂·玄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篇：
原文为：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译文为：
天帝发令给神燕，生契建商降人间，住在殷地广又宽。当时天帝命成汤，征伐天下安四边。
昭告部落各首领，九州土地商占遍。
商朝先王后继前，承受天命不怠慢，裔孙武丁最称贤。
武丁确是好后代，成汤遗业能承担。
龙旗大车有十乘，贡献粮食常载满。
千里国土真辽阔，百姓居处得平安，四海疆域至极远。
四夷小国来朝拜，车水马龙各争先。
景山外围大河流，殷受天命人称善，百样福禄都占全。
这是一首祭祀殷高宗武丁的颂歌。据今人的研究，
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民族，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
这是一首宋襄公时代祭祀祖先殷商成汤及其列祖的乐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诗经·商颂》中的其他四首诗歌《那》《烈祖》《长发》《殷武》等都表达了宋襄公时期宋国人对殷商祖宗的敬仰、怀念、憧憬和继承。
实际上，宋襄公在齐桓公去世后寻求霸主地位，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一是宋襄公有洞察当时形势的能力。齐桓公去世之后，其他诸侯国暂时没有显现争霸的态势，楚国对中原的窥视才刚刚开始，周王室基本上没有号召力，正在走向衰败，这时寻求霸主地位正是机会。
二是宋国的位置特殊，宋国虽不属于强国，但也不是弱国，并且自立国以来就是公爵，周王朝开始就规定了宋国在祭祀祖先方面可以按最高礼节，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也是其他诸侯国所公认的。在历次会盟中宋国的位置仅次于主盟者，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宋襄公有一定的霸主素质。在父亲宋桓公临终遗嘱的时候，毅然提出请哥哥目夷继位，目夷尽管没有答应，但说明他有大仁大义的胸怀。在父亲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来得及安葬的请况下，为了赢得霸主的信任，也是为了宋国的大业，舍小孝求大义，积极参加葵丘会盟，赢得了齐桓公和管仲的信任，以至把齐国储君托付于他。后来他成功地平定了齐国的叛乱，安定了齐国君位，得到了众诸侯国的认可。
四是宋襄公有着宏伟的抱负，这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934年，胡适撰文认为，春秋时有一个殷人复国的大运动，认为殷商族人在亡国以后的几百年中，始终保持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诗经·商颂·玄鸟》,折射着这一梦想，人们期待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来完成复兴大业。宋襄公的宏伟抱负便是受到这复兴梦想的鼓荡。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商朝的灭亡无疑是所有商朝后代子孙的耻辱，宋襄公也不会例外。微子封宋，那是周王朝以商治商的策略，尽管微子以后历代宋国君主对周王室非常忠诚，即使在周王室衰败的情况下，从没有提出要恢复大商的口号，但他们的复兴梦恐怕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时机不到而已。到了宋襄公这一代，机会终于来了，宋襄公要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商朝遗民同圆这一复兴梦，这也在情理之中。在宋襄公与楚国泓水之战中，大司马公孙固的一段话就表明了宋襄公的这一真实心理。公孙固对宋襄公说：“臣闻‘一姓不再兴’。上天抛弃殷商已经很久了，君真的要一定实现兴商的梦想吗？”
尽管宋襄公有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向往那充满美好的的复兴之梦，但他真正没有那个雄才大略。他想唤起东夷等殷商遗民一起实现这一宏伟抱负，但不该拿缯国之君开刀以树立自己的威望，相反的则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他效仿齐桓公以德服众，但又以武力伤害曹国、邾国等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果朋友走向了他的反面；他想利用楚国在各诸侯国的号召力，来结成自己的统一战线，但他敌我不分，楚国对中原虎视眈眈，怎么能是利用的对象？结果盂地会盟使他受尽屈辱；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特别是在敌人举起屠刀的时侯，更得针锋相对，但泓水之战，宋襄公还按过去摆兵布阵的传统战法，还没有把战争上升到“兵者，诡道也”来认识，他认为自己的仁义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即使败了也败得光彩，对敌人“宅心仁厚”，结果被敌人打得大败而归，身受重伤，不治而亡；作为君主首要的是善于用人，认真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反省自己的过失，而宋襄公独断专行，听不得善言，特别是对正卿目夷、大司马公孙固的多次劝说和提醒，不加考虑，总认为自己对，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错误，因此，宋襄公难以称霸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临终之时，宋襄公才醒悟过来，对世子王臣说：“我不听子鱼（指目夷）之言，以至于此。你嗣位以后，要把国家委托给他……”
宋襄公去世后，世子王臣主丧即位，是为宋成公。王臣按照宋襄公的遗嘱，把他葬于望母台旁边，表明他至死不忘望母行孝的心迹（宋襄公墓又称襄陵，位于今河南睢县北湖的襄陵岛上，墓高6米，墓基占地面积152平方米。墓呈圆锥形，由黏土堆压而成）。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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