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回 登楼极目歌美景 淇奥云中评古今

    叶嫦娥提议，要到盘石头水库的雷达楼上坐坐。雷达楼处在太行山巅，顶层可以360度转动，坐上去可以俯瞰淇河全景。叶嫦娥说：“上回我已经去过一次，中科院的几位教授也去了，在那里还遇到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湘子说起他的‘人工化雨责任有限公司’，又说到水库的人工增雨，很有意思。我的玉兔就是那天私自一夜未归，估计也是喜欢上了那里。”
    说着笑着，他们到了水库坝头，然后拾阶而上，来到雷达楼下。工作人员见是叶嫦娥、吴承恩一行，马上全体下楼列队欢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乘电梯抵达会自动旋转的顶层，管理局得知叶嫦娥到来，派人送了水果，上了茶水。除了叶嫦娥，其他人都是第一次登临。吴承恩鸟瞰着楼外，很是激动，不自觉地吟诵起来清朝王士禧的诗：
    巍巍楼阁倚云隈，占断春风百尺台。东去锦帆淇水合，西来爽气太行开。
    如新榱桷存丹雘，极目烟霞点绿苔。莫上望京楼望远，《黍离》《麦秀》使人哀。

    常云梦俯瞰家乡美景，很是激动，不自觉地自己赋诗一首：
    烟云雨雾步登仙，峻秀淇奥太行山。淇水东流楼映绿，云中惊魄断魂寒。
    山岚似画楼台上，又见瑶池驾画船。水澈气清窗下望，钟灵美景碧淇园。
    然后众人坐下吃水果，喝茶，聊起天来。吴承恩说：“刚才常云梦诗中说‘钟灵美景碧淇园’。说的很好，这里的确是钟灵毓秀，物华人杰。就说《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几本书吧，《封神演义》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很大。《封神演义》的故事多发生在淇河流域。比干刨心是在枉人山，也就是浚县境内的善化山，当年处在古淇河岸边。浚县的同山因周武王、姜子牙与天下诸侯会同于此而得名，同山也是牧野大战周武王、姜子牙的指挥地。因周武王、姜子牙着白衣凭吊阵亡将士，所以凭吊之地才有了白祀山，听说后来的白娘娘就是出生在那里。万仙阁里那么多的神像，供奉着华夏道教几乎所有的神灵，其实都是商周战争中双方阵亡的将士。”

    “《隋唐演义》我看过，浚县是演义的始发地，礼部尚书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浚县起兵倒戈。李密瓦岗举事后，点将台就设在大伾山顶的中军亭。隋末瓦岗军在禹王庙前建起了中军亭，当时用于练兵点将，瞭望敌情。瓦岗军徐懋功在黎阳驻军三年之久，至武德三年才调长安归附唐朝。徐懋功可是浚县人，他出生在浚县城北的韩寨府，就在桑村庙的正东，中间隔着个东马庄。《隋唐演义》中的徐懋功、翟让、李密、秦琼、罗成、王伯当、程咬金等诸多瓦岗英雄，都在浚县有过战斗的经历。李密墓位于大伾山西南五里之处，有《李密墓志铭》石碑，为魏征撰文。碑文记载，李密对唐朝有功，然而却被李渊所杀。徐懋功冒死厚葬李密，虽然李密未能葬于故乡陇西成纪，但葬在大伾山西南麓，也算魂归故地。常云梦不是给李密墓写过一首诗吗？谁还记得？”周颂鹤说。赵燕淇开始背诵常云梦写的诗：
    有功遭斩骂苍天，武德谁知万古冤。瓦岗故人情念旧，葬埋骸骨大伾边。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淇河岸边的许家沟写的，最初的手抄本也是在浚县发现的。书中提及淇水、白沟、枋头城、黎阳津、白马津，古城会其实就是古城黎阳。官渡大战中，颜良力战关羽，被关羽一刀斩于马下，颜良尸体被葬于浚县城东北十八里的酸枣庙村附近。清康熙年间，浚县知县刘德新立碑，上写‘汉将军颜良之墓’，墓碑犹在。常云梦不是给颜良墓也写过一首诗吗？谁还记得？”魏淇滨说。付伾岚背诵：
    将勇无谋帅少才，北方半壁命悲哀。青龙偃月亭侯举，头落魂飞战未开。
    “《水浒传》也是罗贯中在淇河岸边的许家沟修改的。想那宋都汴梁，徽宗在位，高俅专权，豪杰聚义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弟兄相称。八百里水泊山寨威威，梁山好汉各有神通，虽无宫廷管弦之雅，一觞一咏，亦足以开怀豪迈。逼上梁山，各有辛酸，纵然宋朝之大，却因奸人把持朝纲，无英雄栖身之地，皆成草莽。林冲爱妻被逼悬梁，林冲含恨雪夜投奔梁山。景阳岗上打虎英雄，为报兄深仇，杀死潘金莲，打死西门庆，发配沧州，最后逼上梁山。可惜没有大目标，未建纲领，领头人迂腐成乌合。宋江暗通朝廷，毁梁山于一旦。真是功亏于一篑，江河日下，作鸟兽而散，兴也匆匆，散也匆匆。”常云梦说。
    “咱们谈论一些现代文学吧，别再说那个《金瓶梅》好吗？”王碧霞说。
    “我同意。”马飞燕表示支持。
    “就说现代，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线。早在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相继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从理论上拉开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序幕，中国文学革命开始孕育。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问世，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一改旧的文学面貌。他们大力宣扬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实现大众化，改造世界观，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中国文学内容发生了变化。从此，中国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样讲可以吧？”常云梦说。
    “就这样讲，我喜欢听，我要多了解后来的文学。”叶嫦娥说。
    “抗日战争，就是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奋起抗战，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抗战文学应运而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形成，抗日救亡成为文学主题，充满热情、富有鼓动性的街头诗、街头戏剧、大型戏剧、报告文学等大量涌现，文学中心众多。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从生活、思想、艺术方面论述创造人民文艺的途径，对当时的文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是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又一次变动。”常云梦继续。
    “1917年至1937年，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蒋光慈、叶紫、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等先后活跃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复杂、多元的格局。1925年至1927年李金发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1949年7月至1966年，属于新中国的初期文学。当时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出现了‘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即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曾对当时乃至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文学工作者的流金岁月。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也许记不清楚，但人物是清晰的。1958年的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其实很狭隘，虽说形式多样化，也搞了新民歌运动，要求村村都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严重偏离了文学应走的道路。文学作品开始高、大、全，最后步入了倒退文学时期。”常云梦说个没完。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倒退时期文学。文学作品形成一种模式，成了高、大、全的形象，出现了八个样板戏，人自身的形象退化，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那时间搞得作家田震的作品前后不一，一会儿是农村变化很大，一会儿是满目狼藉，紧跟政治需要。电影全部成了新闻简报，几乎发展到无文学的地步。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郭小川、张扬并没有停止地下写作。”赵燕淇插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