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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歌城南关帝庙前，原来是一条官修驿道。正对驿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上刻“殷朝六七贤君故都”，明代创立，监察御史孙徵兰书丹。
“殷朝六七贤君故都”，即殷末故都之意。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刻上“殷末故都”或“殷纣故都”，而非得冠上令人费解的“六七贤圣君”呢？“六七贤圣君”都是指的谁呢？
这恐怕仍然得从“朝歌”地名说起。
千百年来，殷纣王作为失国的帝王、残暴无道的君主的典型形象，遭人唾骂。因为曾为纣王的都城，“朝歌”这个美丽响亮的名子，被蒙上一层耻辱的污垢。从先秦到唐宋，人们对朝歌说三道四，不无微词。就连朝歌美妙动听的民间音乐，也因与“感通幽冥”、“推广教化”的雅乐周礼相抵捂，被骂为乱世之音，视为不祥之物。《史记乐书》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认为一大早就唱歌，时间上很不合适，朝歌的“北鄙之音”，“北”有败北的意思，“鄙”有粗鄙的意思，所以必然“身死国亡”。宋初《太平寰宇记》更是直截了当：“朝歌纣都，其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存焉”。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和孔丘的弟子先后路过朝歌，为标榜自己的清高，有的绕道而行，有的捂住眼睛，好象从朝歌走一遭，或者看一眼，就会沾上秽气似的。
曾作为商朝四代帝都和西周卫国近四百年都城的朝歌，就象身遭飞短流长、恶语中伤之害的漂亮女人，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以至许多人不敢在外人面前响亮地称自己是朝歌人。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诗人、书画家，仍在自己作品后署“古沬人某某，”，而少有人署“朝歌人”。其实，“沬”这个地名，论年代更久，论知名度远不如朝歌。
明代监察御史孙徵兰也是朝歌人，他性格豁达、狂放，文彩卓荦，人称“怪才”。他敢于在通衢大道立一块殷末故都的巨型标志，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但他毕竟很难彻底地“解放”思想，少不了藏藏掖掖，隐名埋姓，拉出个“六七贤圣君”作代名词。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六七贤圣君指的是谁？曾见冯树凡先生撰文列出殷契、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七位商代明君。冯文没有谈他的依据，我想大概源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的“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这句话。
但是，冯文所列七位，除武丁外，都是商朝建都朝歌以前的君主。以这些与朝歌无关的君王刻碑作为朝歌的标志，恐怕不是文彩桌荦的孙徵兰的初衷吧。
笔者认为，要搞清“六七贤圣君”真相，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开思路摆脱孟子那句话的束缚，走出“‘六七贤圣君’必须都是君王”这个误区，大胆地在真理的长河里探索。
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六七”贤圣君是指：武丁、武乙、帝乙、帝辛(纣王)、箕子、微子、比干。
武丁于公元前1250年迁都于沬；武乙于公元前1143年在沬建都，在位20年；帝乙再次以沬为都，并改“沬”为朝歌，在位9年；帝辛继续都朝歌，在位52年；箕子、微子、比干均为商朝宗室，箕子、比干是纣王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三人被尊为圣贤，并称“三仁”。四位君王加上三位殷室圣贤，此七人难道不正是殷朝故都最有代表资格的风云人物吗？
为什么要用“六七”这样的概数？我想应该出在纣王身上，尽管纣王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很大功劳；尽管孙徵兰在世时许仲琳把纣王骂得一无是处的《封神演义》还影响甚小；尽管孙徵兰性情耿介，不盲目苟同世俗；但千百年间人们对纣王偏见太深了，孙徵兰排列“贤圣君”时也难免稍有犹豫，来了个“姑妄言之”：算上纣王则为七、不算纣王则为六。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神秘莫测的悬案引人探索，许多千古之謎留待揭开。在没有寻得圆满的世人公认的答案前，依据灿烂的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史料，来一些假设和推论，我想是有益的。因此，诸位学士前贤见到我对“六七贤圣君”碑的推论，不致过于责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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