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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打儿时起，就从祖辈父辈那里知道，朝歌曾是殷末帝都，就听到许多有关殷纣王与朝歌的故事。然而这些年，也有个别学者依据《竹书纪年》中的一句话，对帝乙、帝辛迁都朝歌产生怀疑。其实，朝歌为殷末帝都，不是某些文人学士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个别史学家推测出来的，作为千古定论，有许多不可辩驳的依据，无法假造的佐证。
首先是史籍记载。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商代从商汤到帝辛（商纣王）的十八代三十个商王，先后曾在八个地方作都城。其中有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商王在朝歌作都城。
最早迁都“沬”（朝歌）的是商代第二十二王武丁（商高宗），《史记·周本纪·正义》有：“纣都朝歌，在卫州城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他开创了“武丁盛世”，他在位58年，其中一段时间是以沬（朝歌）为都城的。
其后，第二十七王武乙（商武祖）再次以沬为都。《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曰：“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沬”。
商朝第二十九王帝乙（商德王）再次把都城迁到“沬”，民国时期的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考证，“迁沬必在帝乙之世”（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也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郭沫若：《卜辞通纂》）。帝乙死后他的儿子帝辛（商纣王）继续以“沬”为都，在平定东夷大获全胜后，将“沬邑”改名“朝歌”，取意“喜迎朝阳，高奏凯歌”。《史记·周本纪·正义》曰：“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
特别是对纣王以朝歌为都城，我国二千多年来直至清末的历史经典著作，几乎众口一词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从《尚书周书》、《竹书纪年》，到《史记
周本纪》、《汉书》，所载史实均可证明纣都朝歌。《后汉书》，汉刘安的《淮南子》、《晋书》，北魏郦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唐代地理志《括地志》、《旧唐书》，唐人对《史记》的注疏、正义，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编撰的《续博物志》，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清人徐文靖对《竹书纪年》的注疏，以及明清两代众多的通志、府志、县志，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朝歌是殷纣帝都。近现代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郭沫若《中国通史》、《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也都对此作了充分地肯定。
其次是史实佐证。作为在位五十二年又颇具个性的帝王，殷纣王留下许多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史实、典故，而这些史实典故又无一不与朝歌联在一起。比如殷末的《朝歌》之乐，微子出走，箕子佯狂，比干剖心，武王伐纣，牧野之战，鹿台自焚，等等。
武王伐纣打到朝歌就宣布胜利，并掳掠了商朝的九鼎国器班师回去了，这是诸多史料记载并有文物可考的。如果朝歌不是纣都，怎么会打下朝歌就宣布了五百年大商帝国的终结呢。
周武王伐纣后，把在朝歌居住的所谓“殷顽民”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统治，但他不放心，把朝歌以北的地方封作“邶”，以东封作“卫”，以南封作“鄘”，周武王让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封到这三地来监视武庚禄父所在的朝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诗经》中的“邶风”、“卫风”、“鄘风”便是这些地方的民歌，而这些诗歌中有许多歌颂“沬乡”、“淇水”的诗句。如果朝歌不是纣都，那么所谓殷顽民、所谓“三监”统统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西周至春秋中期，朝歌作卫国国都383年，这是历史记载非常详尽并有卫国古城墙、卫墓出土的青铜器“沬司徒”簋的铭文等文物佐证，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卫国就是建立在原“商都”，这也是很多佐证无法否认的。
其三是地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名是历史的“化石”。历史家考据某段史实时，能发现一两个与之关联的地名，往往要欣喜若狂。而与纣都朝歌有关的地名，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而是整整一个系列。
朝歌的殷商遗迹很多，从殷纣遗址演变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西有纣王殿、殷故宫（在朝阳山），东有纣王墓，城内有商纣王的摘星楼遗址、商代大臣比干剖心处摘心台、纪念箕子、比干、微子的三仁祠，城南原有箕子庙。以及纣王以酒为池“观牛饮”的酒池，纣王牧野兵败后背城一战“血流飘杵”的薛（血）村，纣王游乐育禽兽的北海子（三海），纣王围猎的鹰犬城（古城），纣王养鹿的地方鹿场（许沟附近），纣王养鱼处殷鱼池（鱼坡），纣王祭天的郊台（大屯西北），纣王观朝涉的折胫河，纣王屯兵处朝歌寨，殷将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高村），纣王的饮马池（泉头村南）。
再看外围，朝歌西南的孟津、孟县，均因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今焦作东11公里的待王镇，因纪念百姓慰劳武王军队而得名；修武县因武王在此安营扎寨练兵习武而得名；焦作东北十多里的安阳城，来自武王军队遇雨而“安营待阳”；新乡、卫辉之间的牧野，是“牧野大战”旧址；武王与殷纣王牧野大战时，以武陟为大本营，武陟县名由此而生（陟意为登、进、兴）；今朝歌南十多公里有比干庙；北三十多公里有纣王囚禁周文王的羑里城；东北十公里的钜桥，是殷朝屯粮之地；西南八公里的鹿台，是殷朝藏置财物珍宝之所，北十五公里的大赉店，因武王攻占朝歌后“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大赉于四海”而得名（大赉即赏赐）；武王伐纣后，于西亳筑城，“息偃戒师”（停止战争之意），于是便有偃师这个名字。
此类地名还有许多，读者可参阅本书《与殷商帝都有关的地名》一章。
其四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是绵延于人民口头的历史。在朝歌，乃至临近县份，殷朝特别是纣王的传说故事很多，人们孩提时代依偎在祖辈怀里，首先听到的便是又古老又新奇的殷纣故事。此类传说之多，以至前几年县文化馆收集整理《民间故事集成》时，除了删掉大量内容相类的，仍需独辟一辑《纣王的传说》。明代许仲琳正是在这丰富浩繁的传说故事基础上，演义出一部文学名著《封神榜》。
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理解《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更不徙都”这一句话，把二千多年来从《尚书》、《史记》、《汉书》到以后的所有史籍全部扔到脑后，一笔抹掉了朝歌为殷末帝都这段史实。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殷纣王是个有争议人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纣时开始愈加丰富绚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
纣都朝歌，影响深远，无法回避，不可否认。所有治学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它。当代历史学界的泰斗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说到纣都朝歌时讲：“这绝不是囿于传统的成见，而是由于这一说法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依据。即使完全撇开汉以后的记述，还是可以找出论证的线索”（见李学勤为田涛《纣都朝歌》撰写的序言）。
否认纣都朝歌的学者总是强调一个理由，也是他们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纣都朝歌没有考古发掘方面的实物证明。
这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认为纣都朝歌的学者拥踞大量的丰富的文献依据，而确实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考古实物；而否认纣都朝歌的学者手里有珍贵的商代文物，却实在拿不出什么文献或历史资料。
于是很多人放弃几千年的定论，还美其名曰：唯物主义，见了东西才算。
其实，真正的唯物主义不是这样的。世界奇迹、面积达20780平方米的陕西兵马俑那么大的阵势，二千多年竟无人知道未被发现，你能说1974年那几个农民打井打出陶俑头以前，兵马俑是不存在的吗？
有的学者依据《今本竹书纪年》中的“盘庚迁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句话，怀疑帝乙、帝辛把都城迁到沬邑（朝歌）这一史实。其实靠这一句话就推翻以前二千多年那么多研究学者的定论，有失武断，不够科学严谨。
其实大学者也往往会有失误，王国维先生治学并不是那么严谨，有时候比较随意、不够科学。我们可以举出好几个例证来：
一是对周公设“三监”，其中邶国，古代正史野史都讲在“朝歌以北”，在现汤阴的邶城，偏偏王国维提出邶国在河北涞水一带，依据是清光绪年间河北涞水一带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带有“北白”字样的铭文。其实这个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诗经“邶风”中，大量的诗歌是写“沬邑”写“淇河”写“朝歌”的，比如《击鼓》写卫君在“漕”（今滑县一带）打仗；《凯风》写到“在浚之下”（浚邑，今浚县以东）；《式微》写卫国和黎侯；《泉水》写淇河；《二子乘舟》写两个卫国公子，等等等等，怎么能仅凭“北白”两个字，就莫名其妙地置那么多史实和几千年的定论而不顾，粗暴地一下子把“邶”发配到一千里地以外呢？如果按王国维先生说的邶在涞水，还哪有“三监”之说？《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诗还怎么解释？
二是对《诗经》中邶风、鄘风、卫风诗歌的解释，王国维先生说邶国在离朝歌千里的涞水，就无法解答“邶风”中何以尽是淇河和朝歌的事，于是说“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于邶鄘”，就是说后人编《诗经》时因为卫国诗多而邶、鄘没有诗，就“分隶”了一些给“邶风”和“鄘风”。此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再就是关于纣都朝歌，王国维先生仅凭《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273年更不徙都”一句话，就否定了古代众多史书记载，否定纣王以朝歌为都城的历史史实；可见该学者是极端的“疑古派”。
民国初年，历史学界有一股“疑古之风”，个别极端的疑古派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一概怀疑、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对新的考古发现随意发挥想象，以颠覆定论为能是。其实，中国古代学者有着优秀的传统，主流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是对得起文人的良心的，特别是“史官”，讲究所谓的“史德”，功利心比近代、当代学者要少得多。事实证明，“疑古之风”推翻的历史定论，后来又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观点。比如《尉缭子》一书，被怀疑为“伪书”，结果后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残简出土，证实了《尉缭子》的真相，“伪书”之说不攻自破。还有姜太公的《六韬》等等，也均如此。
盘庚是商朝第十九个帝王（商代王太乙“未立而卒”，若算上太乙，盘庚是第二十王），他后面还有十一王。史书上认为武丁（第二十二王）、武乙（二十七王）、帝乙（二十九王）、帝辛（纣王，三十王）以朝歌为都城，与盘庚迁都安阳是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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