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回 唐太宗回首往事 吴承恩奋笔疾书

    “偷听别人讲话不好，让帝辛和隋炀帝知道了可不得了。”吴承恩背后站立一人说。
    “你是……哎呀！是唐太宗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吴承恩连忙施礼。
    “嘘——小声点，咱们去别处聊聊。”李世民说。二人去落虹桥上聊谈起来。

    “我和杨广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两个人的聪明智慧、雄才武略和文采风流，应该说十分近似。杨广的军事才能可能比我略强一些，论文化修养，他可能要超出我许多。在兄弟排行中，我们都是老二，政治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是夺了哥哥的位子当上的皇帝。杨广杀了哥哥，我也杀了，杨广杀了父亲杨坚，我可没有杀我父亲，只不过把他老人家近似软禁而已。杨广最大的弱点就是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我与魏征的千古佳话，是我作为明君的最有力的佐证，魏征表面给人的印象很是刚直，其实我却见到他的献媚，这些是不能随便说的。杨广成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千载暴君，我却是旷世明君。”李世民说。
“这是为什么呀？”吴承恩问。

    “一个帝王，未必要多么聪明，但一定要有宽广的胸怀和磁石一样的凝聚力。像刘邦，还有后来的朱元璋，他们读的书远远比不上杨广，但他们的胸怀和凝聚力却是杨广无法比拟的。虽然杨广是个大暴君，但我还是要客观地评价他，不能说坏就一无是处，他要是坏得一无是处，他如何能当上隋朝的皇帝？杨广还是有功绩的，我不能一笔抹杀，刚才你已经听到了他自己的表白，我就不再重复了，杨广真的是一个文韬武略都很雄厚的绝顶聪明之人。”李世民说。
　

    “哦，陛下能这样评价他，足见您的气度。”吴承恩说。
    “人生一世，成也好，败也罢，都不容易。我是生于乱世，当时隋朝国政衰败，我16岁就应募勤王，崭露头角。我广交天下英豪，招兵举事，欲得天下。我的父亲晋阳起兵，我与长兄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一举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我任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被封秦王。建朝初年，我数次征讨地方割据与叛乱，收复天下郡县，并将隋朝残余围困于洛阳，相继平定了隋末两个最强大的势力。我实际上就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我当了皇帝后，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开创了唐朝100多年的贞观之治、武后临朝和开元盛世，盛唐是华夏历史上繁荣强盛、文化发达、贸易远达欧洲、非洲的一个时期，唐朝的强盛与我是密不可分的。”李世民在自我表白。

    “陛下一代圣君！”吴承恩说。
    “我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我还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下魏征赦罪，原本是我的敌人，我却让他参掌朝政。后来魏征去世，我吊唁魏征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我视民如子，不分华夷。打败突厥以后，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我的版图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在对待10多万突厥降众问题上，众议不决，我决定在河套地区设立了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归附的各级酋长均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民族政策很快得到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我尊为天可汗，敬若神明。之后我又多次用兵西域，西域各国相继投降唐朝，皆到长安朝贡。贞观十五年，应西藏雪域君子的多次请求，我将宗女李唐金枝远嫁吐蕃，与吐蕃成了甥舅关系。”李世民说。

    “陛下不愧为中华千古一帝！”吴承恩说。
    “当然也有不光彩的事情，就是玄武门之变。反正人都死了，我也当上了帝王，怎么粉饰都不为过，不能让后人像说杨广那样说我！什么正义不正义的，把我逼上绝路，不杀他们如何成就大事？什么道德不道德，让史官、文人们去拼命丑化建成、元吉和我的父亲好了，后人都懂得扶竹竿不扶井绳的道理，还用我去瞎操心？历史也不是按照道德原则发展的，玄武门事件的道德评价有什么重要？这是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我作为优秀的政治家获胜了，这对于唐朝的兴盛是有益的，对华夏历史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李世民的话让吴承恩倒抽一口凉气。

    “说心里话，我的老父亲也是了得的人物，他老人家并不昏聩，他对我们兄弟间的你死我活明镜一般。我几次无端寻衅，诬告建成谋反，都被他老人家看破了。建成身为太子，老人家又器重他，他没有理由反叛，只是我总想通过老父亲把他整倒而已。作为老人家，他在我们兄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偏爱偏心，但他老人家是皇帝，他应该维护长子的继承权，可他又让我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这是让我能与建成相互牵制。”李世民继续在说。

    “太上皇也很英明伟大！”吴承恩插话。
    “我功勋卓著，盖过了太子建成，他们绝对不会让我功高盖主，他们不再给我建功的机会。在建成的作用下，把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赶离我的秦王府，还提调我的勇将随他们出征，我知道这是在剪除我的羽翼，我就要完全处于劣势地位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明知道他们不是要我的命，但我必须假借建成要杀我起事，否则没有正当理由，也不会有号召力。武德九年农历六月初四，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我也是铤而走险，选择了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和时机下手，置生死于不顾，全力一搏，最终获胜。太子大势已去，有人让父亲将国事交托于我，老人家很是聪明，立即顺水推舟，连说：‘很好！我也久有此心。’八月，老人家不得不禅位，我也就登了基，帝号太宗，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很是得意地说。

    吴承恩出了一身冷汗。一睁眼竟是一梦，他再也没了睡意，脑海里总有一个问题绕来绕去：历史由谁来写?于是他展纸挥笔写道：
历史应该由谁来写？就让别人来写，由后人来写，但那位“别人”、“后人”难道就一定能够公正无私地直书秉笔吗？我看未必！

    殷商的灭亡怎么能只归罪于商纣一人，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天意使然，帝辛有罪。秦朝的灭亡全归罪于秦二世，难道没有赵高的事儿，难道秦嬴政能脱掉干系，李斯就不该钉在耻辱柱上？西汉王莽篡政，东汉风雨飘摇又该归罪谁人？传统的世袭思想严重影响着对历史的公正评价，《史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王朝世袭思想，怎能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王莽永远是个乱臣贼子，所以新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总是王莽的不正统，谁敢说黄河天灾是王莽新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对三国曹操的评说，也是因受传统世袭观念的束缚，长期在戏台上扮演着白脸奸臣的角色，历史被歪曲了，皇家世袭观念的毒素侵蚀了华夏儿孙，至今一些文人在历史的问题上，仍维护着王朝的世袭制度。贞观盛世只吹嘘李世民了不得，总不愿意承认武则天的功劳，因为她是女人，乱了朝纲，有违封建传统。孔孟封建思想的控制，让华夏子孙脑袋灌水，不认好坏，一个对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巾帼先驱，却因某些封建文人的添油加醋，搞得面目全非。

吴承恩仍在继续奋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