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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关于专家学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和物质生活条件，毅然回来报效祖国的报道，心底总要油然升腾无比崇高的敬仰之情。而我的好友中科院青年科学家马建国应邀在日本工作一年，谢绝东京大学的一再挽留和日本某软件公司的高薪聘请，携妻子女儿如期返回祖国，我问起他的想法时，他的回答却很“市俗”：“我主要考虑到母亲、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在国内，我从感情上离不开他们。”
马建国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不久转入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应用部，参加“天文”课题组，主攻陨石研究。我国从事此项研究的当时只有四个人。建国一头扎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分子式和数据的海洋中，趣味无穷地畅游，在神秘的宇宙和奇妙的原子之间寻微探幽，常常在计算机房里一钻就是几个通宵。他的智慧和心血很快就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荣获科技成果一等奖，被命名为中国科学院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术上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和赞许。
1989年3月，他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应东京大学的邀请，到东大宇宙研究所工作。在日本，他与东京大学老教授山越和雄合作，在“中子活动分析计算机软件”，“深海宇宙圭的来源”，“发现型陨石轨道的计算”等项目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这位年轻英俊的中国学者，赢得了日方合作者敬佩的目光，受到老教授的高度赞扬。
建国出国不久，北京就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国内许多人认为，建国不会回来了。后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妻子孙虹带着四岁的女儿潺潺，也东渡扶桑，来到建国身边。这下人们更加确信建国不会回来了。山越和雄教授十分赏识建国的才华，常邀请建国到家里去，多次表达挽留之意。由山越教授的好友主持的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也多次高薪聘请建国到这家列为全日本四大软件公司之一的单位工作。但是，1990年2月，马建国还是携妻女如期飞回北京，扑入祖国母亲的怀抱。
说实在的，从内心情感上，我也希望他回国内工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俩人间有一种割舍不开抛打不散的类似缘份那样的友情。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同班的同学几经打乱重新排列组合，我俩竟始终在一个班。在高中，我俩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把持第一第二。我们一起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俩的小提琴合奏《窗花舞》曾获得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后来，我们走上社会，步入青春的花季，我的那段融汇了生死内容的初恋，也是由建国和夫人孙虹当时从中撮合的。近些年，我和建国虽然天各一方，但鸿雁频传，常找机会你来我往。只要同在国内，便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和关切。
去年金秋，我和妻、儿赴京，两家在一起散步、嬉戏，建国用他从日本带回的袖珍摄像机摄下了我们的身影和笑容。站在高高的京城八景之一“蓟门烟树”白色标志碑前，望着浓烟似的绿化带，和周围林立的高层建筑，他说，北京这些年建设速度真快！
在日本，他的工资相当于国内的近百倍，科研条件生活条件都是国内无法比拟的。从日本乍一回到北京，感觉又脏又乱。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这个签字那个盖章，直跑了一个星期。但是，他还是觉得祖国好。他曾参加横滨市建港二百周年纪念活动，那夜空中五彩缤纷的礼花，海面上搭建的特大屏幕，用直升飞机悬挂的立体声音响，极具现代气魄的喜庆气氛，他身临其境却终不能象日本人那样投入地忘情狂欢。回到他那十二个“榻榻米”的寓所，莫名的孤独怎么也挥洒不散。每周，他总要到街上那些“中国料理”的餐馆，去吃一次麻婆豆腐，他常亲自动手包一些家乡饺子招待日本朋友。他搞的是自然科学，但他身上总有一种青少年时演奏小提琴的那种浪漫的诗的气质，这种文化气质使他在科学领域能够展开思想的翅膀尽情地翱翔，也使他对故土的眷恋之情特别地浓重。
我问：在日本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为我们古老的民族而自豪，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而自豪。国际科技界公认中国人的智商最高，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更是倍受景仰。日本虽然科学先进经济发达，但日本民族有一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在日本街头，也常见踉踉跄跄的喝醉酒的青年，更多的青年看不到前程，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保佑上。建国拿出一张照片，上面一个妙龄女郎正闭着眼睛去摸一块石碑，据说能摸着石碑，就能得到幸福，找到如意的丈夫。建国笑着说：你看，她已经走偏，肯定摸不到石碑了。
建国祖籍山西，却是在朝歌长大的，朝歌便是他心目中的故乡。去年听说准备修复摘星楼、建三仁祠，他曾热情地设法寻求外商投资。故乡的亲人们也时刻惦念着他，遥祝我们这位从扶桑归来的青年科学家事业发展，万事如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