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8 14:28:14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李墨秋
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浓烈的“翻案风”，一些原来在历史上早已盖棺论定的人物，又被某些学者拿出来做重新讨论和重新评价。尤其是在众多的近代史题材的出版物中，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品正成为当前的一大热潮，像慈禧、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汪精卫等都在被重新评价。这些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观点一出，很多人在倍感新鲜的同时，都拍手叫好，觉得他们的这些作为是在“挖掘历史真相”、“推动学术创新”。殊不知，为历史人物翻案并非是今日才有的新兴现象，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评点很多历史人物时就曾经大搞“翻案风”。
毛泽东喜读历史，但从不迷信史书内容。通过阅读大量的传统史书，他不仅对中国历史有着根本性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能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力图在弄通读透书的内容的同时，尽量做到不被书中的某些历史结论和历史现象蒙蔽。因此，尽管毛泽东对于读史有着特别的嗜好，但他却又敢于大胆质疑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甚至对其进行颠覆性的大幅度批判，直接斥责中国的传统史书中充斥着大量的谎言：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2页）
此外，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帝王时，毛泽东更是不限于陈说，打破成见，站是在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发展的大局上，为一些长期以来名声并不好、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缺乏公正评价的人物，如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进行翻案和平反。例如，在1958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
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是坏人是错误的。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张明林编著，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历史蕴涵着经验和真知，只真正挖掘出历史的真相，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达到辨善恶、论是非、审美丑、知荣耻的效果。毛泽东的很多论点，即便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都显得极为新颖，充满着诸多创新之处，可以带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感觉。
1、商纣王是个很有本领的君王
纣王作为商朝的亡国之君，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暴君”的典型代表，是一个臭名昭著、祸国殃民、嗜血成性、滥杀无辜、奢靡腐化的坏人。在很多史书和文学作品中都记载道，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以酒为池，县肉为林”，“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因此人心尽失，在周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军队倒戈，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历史中真实的纣王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联想到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张明林编著，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959年6月22日，在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了给商纣王翻案的问题，他认为纣王亡国的原因并非是由于丢失了民心，而是由于“没有做好俘虏工作”：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张明林编著，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对商纣王的评价，主要着眼于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这是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的。而对于商纣王亡国的教训，毛泽东认为一是由于他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进谏，结果使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二是纣王“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导致了阵前俘虏的反戈，这确实是毛泽东的独特见解。
如果抛开周朝为显示伐纣正义性而做的歪曲宣传和后世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史记》上说纣王本人“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装备青铜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时达1.3万人，这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域。不过商朝开拓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起“武王伐纣”之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最后，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后，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纣王自焚。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变。
商朝被推翻后，周朝要笼络民心、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纣王的好话，势必要对纣王造谣中伤。于是，周武王最先让商纣王身败名裂，后来那些人云亦云的史学家无疑就是很好的帮手，而明朝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这部虚构故事情节的作品把纣王刻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更是将殷商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帝国的末代国君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独有偶，自春秋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为纣王翻案者也不乏其人，孔子的高徒子贡很早便开始替纣王鸣不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明朝学者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纣王之罪与桀王如出一辙，桀纣不分，都是出于模仿。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得出结论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如果说，文人、史学家们对纣王的重新发现还只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话，作为一代政治和军事大家的毛泽东对纣王的评价则更加耐人寻味，更加令人信服。今天，随着考古发掘以及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史料可以证明纣王并非暴君。200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对“纣王”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意味着当今典籍开始对纣王有了公正的评价。
2.秦始皇是个伟大的好皇帝
秦始皇，名嬴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大概从西汉开始，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焚书坑儒”的暴君。“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自秦王朝覆灭以来，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把秦始皇当作反面政治教员，不遗余力抨击秦始皇的“霸道”政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帝王，毛泽东却对这些批评秦始皇专制、独裁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主张要为秦始皇“恢复名誉”。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毛泽东给予了秦始皇很高的历史评价，认为他“伟大”，“是个好皇帝”，史上“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1964年前后，毛泽东多次谈到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评价越来越高。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在将秦始皇和孔夫子进行比较时，毛泽东甚至认为秦始皇要比孔子“伟大得多”。在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这样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3页）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关于中说到黄河流域水利建设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道：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3页）
历史上也曾经有抬高秦始皇的说法，例如，唐朝著名文学家柳中元对于秦始皇的种种非议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残暴”、“贪婪”、“大行土木”之类的帝王通病在别的皇帝身上都无足轻重，仅仅因为秦朝短命，历代史学家就以极为苛刻的标准来评价秦始皇。倘然秦始皇的子孙能坐上个百十代，从古到今说秦始皇的好话肯定要多得多。在一千多年后，毛泽东又将秦始皇和孔子相比较，公开扬秦抑孔，应当说是最具有历史文化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另外，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使得后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的某些霸道作风的话，那么，焚书坑儒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就是秦始皇难以洗刷的一大污点。章太炎尽管对秦始皇做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承认这是他的一大过失。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点实际上也算不得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其统治所不得不加以推行的。这一切，在那些受到过较多的正统观念影响的人听来，更是够得上“骇人听闻”四个字。
其实，毛泽东对秦始皇也并不是完全支持和肯定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推崇秦始皇，肯定他对历史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并没有陷入极端，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指出，秦始皇也有“残酷地压迫人民”的另一面，这一面是需要否定的。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6页）
毛泽东这种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精神评价秦始皇，无疑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只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评价历史人物，主要要看他的大方面，看主要点，看其为时代是否提供了新的内容，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秦始皇历来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统一中国的大业，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度量衡，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亲手创造的统一大帝国进行了非常残暴的统治，使秦王朝很快灰飞烟灭。故而，有赞誉者称他为“千古一帝”，也有诋毁者则称他为“暴君之首”。毛泽东在评价秦始皇时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的。
3.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家
毛泽东的翻案文章甚至做到了王莽的头上。以往的史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是一个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然而毛泽东却并没有囿于成见，而是大反潮流，对王莽及其改制运动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谈到历史上没有人研究过农民问题时，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开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土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遂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是代表多数农民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联系到毛泽东本人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一评价是异乎寻常的。一位20世纪的政治家，居然把篡汉的王莽称作“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恐怕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史学家的想像力。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在某些层面上肯定了他的改革意图，但对于他“阴谋篡位”、“假仁假义”似乎仍为定论。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大角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说王莽其人，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附会《周礼》，托古改制，下令实施“均田制”，然而，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一种空想而已。这些措施，在施行过程中不仅会遭到地主和富商的坚决反对和抵制，难以实施，而且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不仅不能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反而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重人民的负担和苦难，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可以说，王莽是错在了改革措施不当之上，正是他一味地推行他那不切合实际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4.曹操是个“真男子”
毛泽东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比起秦始皇来，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而“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几乎是千余年来中国文人学者对曹操的盖棺之论。毛泽东虽然从小就喜读《三国演义》，但他对曹操的功业、诗文乃至性格却一直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曹操长期被视为“奸雄”是不公正的，晚年更是不无义愤地大翻其案。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毛泽东对曹操的点评可能是最多的。据统计，他对曹操各种形式的评价竟达32次之多。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他读书时就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边散步，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竦峙……”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第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曹操的怀念、赞扬之情。在北戴河期间，针对历史上对曹操评价不公正问题，毛泽东还专门与保健医生谈道：
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薛泽石主编《跟毛泽东学史》第211~212页，红旗出版社2007年北京第1版）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做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再一次说：
《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做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豪杰”。但由于《三国演义》通俗又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雄。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 （胡长明著《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当然，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
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 （胡长明著《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第1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三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曹操作为一代兼负文韬武略，历史上罕有的政治家、军事奇才和诗人，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给他以不低的评价，体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方法。
5.武则天是个了不得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杰出的女政治家之一。她从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开始参与政事，光宅元年(684年)，改唐为周，亲登大宝，一直到神龙元年(705年)被迫退位，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参与并执掌了唐朝的最高统治权利。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历史上一直都有不同的解读，可谓是褒贬并至，毁誉不一。
唐代中前期，由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奖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的正统观念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固有思维，史书对武则天的评价逐渐恶化。特别是司马光所主编之《资治通鉴》，对武氏严厉批判。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即便是到了近代，民国三四十年出版的一些比较正统的《中国通史》、《隋唐史》，还把武则天执政视为“武韦之祸”、“武韦之乱”、“武后之乱”，认为武则天是篡权乱政的罪人。
谈起毛泽东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那就与这些封建史学家很不一样了。毛泽东认为，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得”，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而对于史书上那些对武则天非常荒淫的描写，毛泽东非常明确的表示，他根本就不信那一套：
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张明林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101页，西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毛泽东在晚年，仍在读司马光主撰的《资治通鉴》，并且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自己的看法，对人物的评价。在1975年，也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长谈过几次，从评论《资治通鉴》开始，一直议论了司马光、王安石、赵匡胤、秦始皇、刘邦、项羽，也议论了武则天，并且就武则天这个人谈了一大段：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张明林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99页，西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无字碑的事：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别人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事实上，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应由后人去评论。 （张明林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第102页，西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表达了他对武则天基本肯定的态度，他欣赏武则天是一个有作为、敢作为的女皇帝，也赞扬武则天的智慧和自知之明。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武则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大贡献的。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四条：
第一、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一个一个的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从客观上来讲，这样做也严重打击了在当时日趋没落的士族保守力量，终结了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统治，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武则天掌权以后，她曾组织编撰《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相当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
第三、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武则天非常重视科举，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曾亲临考场，主持考试。另外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一切以才能为标准择优录取。这就大大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喜好求学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
第四、稳定了边疆形势。武则天执政后，边疆战事不断。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对唐展开进攻。北边一度臣服的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一方面组织反攻，收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县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
结语
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李贽认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因为只有疑，才生思;只有思，才启信;只有信，才敢践;只有践，才能进。毛泽东这些为历史人物做重新评价和重新定位的“翻案”行为，不仅体现了他扎实的学识功底，也表现出他在治学上浓厚的独立思考之精神。很多人以为，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其实，独立思考不是固执地坚持己见也不是不切实际地胡思乱想，更不是愤青叛逆式的离经叛道，它必须立足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坚实的史料依据，作出符合史实的判断。如今历史翻案热的兴起，有一部分原因是考古新发现以及各种史料的挖掘和解禁，但也有一些原因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意识上别有用心的挑衅。例如，很多原本被批评的人物，在翻案热潮中变成崇拜的对象，原本被赞颂的英雄，却变成了被唾骂的小人。其实，历史是复杂的，人同样是多面的。重新评价并非变黑为白，也不是变非为是，而是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认识历史。因此，要使评价历史人物变得更加客观，就不能有预设的立场，更不能为某种目的服务。毛泽东在为这些历史人物翻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之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文/李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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