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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纣为虐”，是一个成语典故。纣，就是指周人所说的商纣王，也就是商王帝辛，商朝第31代帝王，也是商朝最后一个亡国之君。虐：指暴行。连接起来说，就是比喻助长坏人的气势，帮助坏人干坏事的意思。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见西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国语·越语下》：“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大家注意：司马迁说的是“助桀为虐”，这里说的是“助纣为虐”，不是说的一个人。前者说的是夏朝最后一位帝王夏桀，后者说的是殷商最后一位帝王商帝辛。至于为什么这样张冠李戴？后面会讲到这件事。“助纣为虐”典故的渊源，是来自商末古朝歌商帝辛和苏妲己的故事。商朝的对立面说，纣王是臭名昭彰的暴君；而妲己不仅荒淫狐媚，且残忍毒辣，为了满足自己疯狂变态的心理，怂恿纣王设计出林林总总、令人瞩目惊心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帮助纣王荒淫残暴。成语典故引申的是秦末农民起义。
大家知道，秦末农民起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而结束。当时，刘邦领兵攻破武关以后，长驱直入，打到了蓝田，在蓝田以北完全歼灭了秦国的兵力。秦王子婴迫不得已，只好穿上丧服，颈上系着丝条，捧着传国玉玺，请求投降，刘邦进入秦国的国都咸阳。
刘邦进入咸阳城后，见宫殿巍峨，珍宝无数，美女成群，就想留在宫中享受一番。当时的武将攀哙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可是他不听，张良又劝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咸阳，主要是因为秦国残暴无道。我们应该替天行道，消灭残余势力，改变秦朝的奢侈和淫乐，实行艰苦朴素来号召天下。现在您才占领了秦国几天，就要享受秦王所享受的快乐，这是“助纣为虐”的行为。刘邦认为张良的话有道理，于是就撤出咸阳，把军队驻扎在霸上。
成语里所说的“纣”是指的商纣，也就是商王帝辛。用“助纣为虐”成语，来比喻帮助坏人干坏事，映射商帝辛残暴，不干好事，我是持反对态度。这是笔者今日《说帝辛》的立场观点。
就拿商帝辛来说，本来是商朝末期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者，统一华夏的大英雄;但周兴商灭，被周人一面之词，称为“千古暴君”。
自春秋以来，荀子、子贡、孟子、朱熹、罗泌，王国维等著名历史人物都给予了商帝辛正确的评价；就拿近现代已故的毛泽东、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北大著名历史学家教授顾颉刚先生、钱文忠教授等，都认为商帝辛是有功的，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变革与文化方面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如果甩掉“成败论英雄”的偏见，在奴隶制社会的君王中，就其对人民、对历史的贡献而言，商帝辛应放在前茅，是一代英主。
有的人也许会说：历史上的大手笔司马迁先生在《史记·殷本纪》中已经给商帝辛定罪了，犯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观其心”等等罪行。千百年来，商帝辛一直以暴戾为后人所知，你给他说什么好话呢？”
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后代学者对《史记》多进行过考证，大多认为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史料并未作严格筛选，一会说这，一会说那，真伪相间，甚至有些条理紊乱、相互矛盾。就拿司马迁先生自己都说：我的《殷本纪》是根据《诗经.》中部分文献依次记契的；成汤以后的材料，我采自《尚书》和《诗经》。
说得很明白，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知道，《尚书》和《诗经》都是经过孔老夫子晚年，按照儒家思想、站在周朝的立场上，删编和整理过的。司马迁的《史记》又是采自《尚书》。从关系学的角度讲，孔子和周朝是什么关系呢？是周公的“铁杆粉丝”，把周公看成他的圣人，继承了周公的礼制思想体系；司马迁和周朝又是什么关系呢?司马迁的祖父、父亲乃周之史官，周朝的历史是他先祖所记。他们两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倾向性。可想而知，那《尚书》本身又有多大的真实性呢？司马迁的《殷本纪》又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何况，中国的历史所遵循的几乎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潜规则，也是一种赌场上的原则：谁是赢家，历史就归谁;历史是为胜利者写的。不管你的前任生前有多大功劳，不管你死的何等英勇悲壮，你败了，就是寇，我就不会说你好。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也不例外，他的祖上是周的史臣，即便是司马迁主持正义，秉笔直书，有真实的资料，历史贡献也很大，但也有掺水分的痕迹。
这是笔者全面、系统写这篇《说帝辛》文章的旨要所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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