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考古研究的现状看，殷商文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历史文化。商以前的夏文化、炎黄文化，虽然能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先秦典籍、诸子书中了解一些，但仍然不够清晰，以待进一步考古发现。然而，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大量商代遗址的挖掘和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殷商文化日益展示出它光辉的异彩，尤其后期的文化更为灿烂。
商是个古老的氏族，据说是帝喾的后裔契的子孙。契大约与禹同时，相传他们还一起治过水。契的部落居住在今商丘一带。史书中有商人善于经商的记载（一说商族之名来源于舜之子商均）。早期的商族经常迁徙。《史记.殷本纪》载:“自契至汤八迁。”其范围大抵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区。据考古发现，在今豫北、豫东地区大范围内发现大批先商文化遗址。先商平粮台遗址，鹤壁的刘庄遗址，也被认为与先商文化有关。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商族逐渐兴盛强大。商朝的开国国君为商汤。在他当政的时候，夏朝日趋衰败。夏朝最后一位国君夏桀暴虐无道，不恤民力，骄奢淫逸。史载他在宫中挖掘酒池，大臣关龙逢向他进谏，却惨遭杀害。夏民十分憎恨他，并诅咒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汤看准了这个有利时机,首先灭掉葛(在今河南宁陵县),接着又灭掉十几个小国和部落，获得“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战绩（《孟子.滕文公》），国势日盛。
桀感到商的强大是对他的巨大威胁，于是他把汤召到夏都，囚之于夏台的重泉。夏台即钧台，在今河南禹县。但是后来他不得已又把汤放了。汤回去后，召集商民，作《汤誓》，着手实行灭夏的计划。在国内，汤任用贤臣伊尹、仲虺为相，上下一心，声威大振。
汤首先出兵灭掉了夏的三个主要与国——韦、顾和昆吾，然后乘胜攻夏，双方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县）。夏桀逃奔南巢（在今安徽巢县），死于南巢。于是，汤在亳（今河南濮阳，另说在今河南偃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国——商。
商王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兴盛时期，比起夏王朝来，商的疆域及影响要大得多。《诗经·商颂·玄鸟》称商有“邦畿千里”。夏的主要影响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及湖北北部一带。而后来的商朝，南至长江流域，北到燕山，西及陕西，东至东海之滨，至于受商文化影响的范围则更广泛得多。
早期的商仍保持较大的流动性。从汤至十代国王盘庚，迁都五次，其中四次在河南境内，他们是“汤始居亳（今河南濮阳，另说在偃师），从先王居”；“帝仲丁迁于隞（ao今郑州）”；“河亶（dan）甲居相（今河南内黄东南十三里）”；“祖乙迁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旧县南）”。但自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仅是《古本竹书纪年》之说，史料记载有异，还待发现文物进一步考证。
说商文化灿烂，尤其是后期，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朝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政权，有强大的军队，职责明确的官吏，完整的刑法，并建立了国家监狱等。这些都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奴隶制发达的国家。商王朝的统治者不断调动大规模的军队征伐周围的方国，扩大疆域，取得战利品和战俘。到了商末帝辛时，他们把获得的大批俘虏，原用来作祭祀殉葬品，改为用来当奴隶，从事田间耕作和到战场打仗，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二是商朝创造了辉煌的“商代文明”和“中原文化”。商朝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据古文献记载，商人好饮酒，“沈酗于酒”（《尚书·微子》），生前如此，死后还以铜容器盛满酒埋于坟中。酿酒必须耗费大量的粮食，因而商人的喜酒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达和粮食过剩为前提。其次大量驯养家畜，甚至驯养大象。在古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属于亚热带气候，大象活动频繁。《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意思是说，商人驯服大象，用来征服东夷，把东夷打得狼狈不堪。
三是生活用品、兵器和生产工具的普遍提高。在郑州及殷墟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器物，反映了商代社会生活水平。出土器物中，有重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也有日常使用的各种青铜容器。食器：鼎、鬲、甗（yan）等；酒器：爵、斝（jia）盉（he）、卣（you）、壶、尊、觚（gu）；兵器：矢镞（zu）、勾兵、矛、刀、削、斧等；生产工具：锛、铲、钁（jue）等。这些说明，在商代，青铜器物已经普遍的使用。
另外，河南境内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玉石、象牙、骨器中，有不少是专门用以观赏的艺术品。奇特生动的造型和纹饰，精巧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殷商时代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青铜艺术反映殷人的统治思想，这些器物上多饰有云雷纹（即回纹）、饕餮纹、和夔龙纹，给人以庄重、神秘的感觉，这同殷人重鬼神、讲天命、神权等统治思想是协调一致的。
具体讲，鹤壁市淇县（古称朝歌）曾是殷末帝都。从发掘到的青铜器文物来看，生产制作最少也有三千年的历史。
鹤壁市文物部门、淇县文物部门考古发现，远在商代，淇县朝歌山区纣王殿一带有炼铜作坊（今铜炉沟），建国后挖掘收集到的殷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物有：
铜尊（鹤壁市博物馆收藏） 1984年10月，鹤壁辛村农民耕地时发现。
尊为侈口，腹微鼓，园底圈足，口颈无纹饰，颈腹处有二道弦纹，腹铸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地。腹下二道弦纹，质厚重，色黝黑，铜锈下现孔雀蓝，制作精细，腹内底部铸有铭文“父乙”，口部和圈足残。高25.6厘米，深21.3厘米。
此尊出土于西周卫国墓区内淇河北岸台地上。当为晚商、西周早期的遗物。
铜爵（鹤壁市博物馆收藏） 1977年6月在鹤壁市区大胡废品收购站发现。爵高19厘米，爵前有流（已残），后有尾（尖尾），圆腹，口至腹间有把手，口与流相接处有两支对称状柱，下有三个尖高足，把手处饰有三横条纹。为典型商晚期之物。
象纹直内戈（鹤壁市博物馆收藏） 1985年11月由市公安局截获。长27.5厘米，重200克。此戈援锋利，有上齿，直内饰象纹，造型精致，比例协调。为商代代钩杀兵器。
铜镞（鹤壁市博物馆收藏） 1973年辛村出土，通长6厘米，呈绿色，为西周兵器。此镞，尖头，身有中脊，双翼分居左右叶。叶外缘有刃状，向前聚成前锋，向后形成倒刺形的后锋，后部有接箭杆用的颈。
“父乙”铜觯（zhì，鹤壁市博物馆收藏）觯形扁椭，侈口、有盖、垂腹、圆底圈足。盖沿和颈下各有一周涡纹和四瓣花纹相间的带状纹，圈足有蚕纹。腹内底部铸有“父乙”铭文。
此觯通长19厘米，为西周酒器。1984年10月在市区南辛村出土。
铜觯（淇县博物馆收藏） 1977年由淇县鲍屯农民在“二道城”西北侧从地下挖出。经除锈蚀，焕然一新。椭圆形、敞口、束颈、鼓腹、平底、圆足，满饰花纹；服部饰两组饕餮纹，颈部以上及足部饰目雷纹、蝉纹。
铜箭头（淇县博物馆收藏）在淇县老寨山（朝歌山）上发现，证明当年朝歌寨曾是商帝辛屯兵之处。
铜锛（淇县博物馆收藏）1982年淇县西街农民在摘心台南地挖出，其形窄长，平面呈梯形，正面平斜，两侧下凹，通体素面，双面有刃，刃部有明显使用痕迹，证明殷商朝歌农耕生产已处领先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商代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工业，已经相当发达，铸铜作坊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能铸造一两吨重的大铜鼎，并使用铜贝作货币，生活用品已相当精细，兵器更具有杀伤能力。商帝辛在位52年，他的功劳之一，就是将中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特别是灿烂的青铜手工业技术传播到东南沿海地区，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也说明了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冶铜科学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四是制骨技术和纺织技术。掘出文物证明，殷商末期，朝歌（今淇县）东关一带建有一大型制骨作坊，利用兽骨、蚌壳制作兵器、农具及生活用品。相传为武丁时制骨作坊，西周卫国仍用。面积有7.2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3.5米。清宣统三年东关农民在此挖出骨头、残骨器300于马车，由奸商卖给英国、意大利文化侵略分子，经火车运走。1958年修路时，又挖出各种骨骼数十车，填于路基。1988年，在路北侧排水沟内断面上，仍有大量骨骼露出。有的骨骼上有锯、钻、磨等加工痕迹。
据文物和历史资料证明，殷商时期，朝歌（今淇县）一带丝纺业很发达。淇县先民用桑叶养蚕，掌握了一套养蚕、缫丝、纺织、缝纫技术。到春秋战国时期，养蚕缫丝已很普遍。汉代以后，淇县先民养蚕、缫丝、缝纫技术进一步发展，已能生产精美绸缎。《魏都赋》有“罗绮朝歌”的诗句。
五是建房技术的提高。据文物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鹤壁淇县先民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造房技术。可建造洞穴、半地下式、窝棚式房子。到了商末，已建造地上大型草房顶宫殿式房子。如：
鹿台，一说在淇县西十五里处破庄村，今为鹿台寺。当年为商帝辛积财之处。武王散鹿台之财亦即指此。清顺治《淇县志》云：“按《史记》厚赋税以实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今遗址尚存”。经实地调查，殷鹿台在金牛岭西边，破庄西南小山包上。传说是商帝辛登鹿台自焚处。唐时在此建寺，有殿宇四座，石佛一尊，其寺依山靠水，景色绝佳。现其寺已无，鹿台遗址尚存。另说，还有北鹿台，在今唐庄附近，也叫六台。两说都有道理。至于准确位置在哪里？还有待于文物佐证。
摘心台，在淇县县城摘星路东侧。高13米，东西宽50米，南北长90米，台下层为龙山文化层，断面可见商末文化层。据《淇县志》记载：殷末帝辛所建，为帝辛和妲己观朝涉、摘比干心处。原名摘星台，意即台高，登临其上，可以伴月摘星，故名。自商帝辛在此摘比干心后，易名摘心台。台上原建有“摘星楼”一座，巍峨壮观，楼基高7米，以青石砌成卷拱通道，四方贯通。上筑木质楼阁，座东向西，高12米，面阔10米，进深5米，歇山式重檐屋顶，四周雕有云龙花卉、禽兽图案的木质回廊。设计精巧，风格独特，登其上，西眺太行，东瞰淇水，南望卫源，北顾浮丘，及朝歌之大好河山。武王伐纣不久，摘星台被雷火击毁，至汉，又在原地重修，并增添了纪念比干的石坊，名曰“烈坊”。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台上楼阁、石坊、树木相继遭到严重破坏。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淇县人民政府进行了扩建、保护性的修建。目前扩建为摘星台公园，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游乐的场所。
六是甲骨文的发明，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河南殷墟（安阳小屯）出土了十余万片甲骨卜辞，其中所用的单字大约在五千字左右，目前已能正确识别的有二千字左右。文字的发明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当然，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出土的器物上有许多类似文字的符号，因此商代出现这样成熟的文字，应当是由古代经过很长时期的积累和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有关于黄帝的属臣仓颉，辨见鸟兽的足迹，从中得到启发而创造与发明文字的故事，虽属传说，但文字的使用，是早于殷商的。
总之，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原大地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商朝统治时期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前十一世纪，灿烂夺目的殷商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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