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
 
    纵观中华史学界，从西周到清这三千年，主流史学一直是妖魔化帝辛的，到明代随着神话小说《封神榜》的出现，更是将帝辛妖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期间，如孔门弟子子贡等虽也为帝辛说了句把公道话，但那仅是凤毛麟角而已。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排谱，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七十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文中列举纣恶出于《尚书》的，只有六项，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顾氏进而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在近代、现代，第一个为纣王鸣冤并大加赞扬的是郭沫若。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一文而写的。胡适先生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1959年6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视察安阳。他重点考察了王裕口、后岗、小屯一带的殷商遗址。每到一处，他都仔细查看，细细品味，详细询问每一件古物发掘的地点、土层和墓道状况，不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价值，并勉励安阳考古队的同志们要认真严谨地做好发掘和整理工作。郭老还即兴泼墨挥毫，书写了《访安阳殷墟》、《观圆形殉葬坑》两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郭老的《访安阳殷墟》诗句，已经家喻户晓：
    访安阳殷墟    郭沫若
    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始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观圆形殉葬坑》全诗，共七言五十二句，因为太长，不便吟诵，有爱好者，将头、尾句和中间的二十二句整合成一首《现代七言诗》，在全国特别是在安阳民间已经广为流传：
     （观圆形殉葬坑   爱好者据郭老原诗缩成，共七言二十四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纵横狼藉如羊猪。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
    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
    再历春秋迄战国，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冤当解除。
    权衡公正无偏诬，推翻旧案莫踟躇。
 
    《观圆形殉葬坑》的全文是：
          观圆形殉葬坑    郭沫若 （共七言五十二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髑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
    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铜卣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徒倒戈乃众俘。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亘历西周四百载，南北并进殊其途。然而文化本同源，同伦同轨复同书。
    再历春秋迄战国，秦楚争霸力相如。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
 
    继郭沫若之后，毛泽东则为纣王翻案过了头。毛主席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他又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同上书，第1157页）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连郭老听到后都感到惊讶，这就过了头。更有甚者，毛主席在为纣王大摆其功的同时，又挥起大棒打倒了为众多史家歌颂了三千年的“三仁”。“三仁”之首的微子，首当其冲，成为毛主席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汉奸”、“里通外国”分子。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见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收入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郭老的积极倡导和毛主席对纣王评价过了头这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很大，致许多史学工作者对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纣王和如何科学认识末代商国大政的问题上又陷入了沉思。为纣王翻案的热度立即减了下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思考，海峡两岸史学界的主流学者，终于取得了共识，先后走上了对纣王及其时政评价既客观又公正的正确道路。既不为“尊者讳”，又不受“传统观点限”，对纣王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形象。历史上的真实纣王，既有年青时雄姿英发、咤吒风云、锐意改革，有宏图大略之志的一面，又有年老时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刚愎自用、盲目乐观、拒谏饰非、不听劝告，落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的一面。从客观上讲他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了赫赫功绩。同时也为当时劳动人民带来了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无限灾难，大大激化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总之，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长诗《观圆形殉葬坑》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帝辛时期的开疆拓土，今天的众多炎黄子孙，恐怕仍然会窝在叫做中原的豫冀鲁之交的一小块地方，至多加上晋陕。就像我们今天到西欧旅行那样，从西欧的任何一地坐火车，不要几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如果是坐飞机，刚上天一会，就会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空。1900年八国列强为何联合起来侵略中华？还不是想瓜分祖宗留给我们的这块宝地么！后来它们因分脏不均而内讧，也因为它们各自嘴太小咽不下我们这块祖地，才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以各自获得大量脏款、在华获得多项主权而了结。即是说，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在其力作《甲骨学五十年》中也和郭沫若先生一样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也可知殷末两帝是如何的英明果断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亡周兴时开始愈加丰富绚丽。多卷本《商代史》如果不对末商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作力描述和评价，那么许多有关当时威振一方、“邦畿千里”的泱泱大国末代殷国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早在多卷本《商代史》课题立项之时，许多读者就对编者如何描述末商帝国这台大戏寄于厚望，甚至是翘首以待。但读了涉及这台大戏主角的《卷一•商代史论纲》、《卷二•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徴》、《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卷五•商代都邑》、《卷八•商代宗教与祭祀》、《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等卷以后，关心这台大戏如何上演的读者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主角帝辛仍然以三千年来的老面孔出台，仍然是残暴无比、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不听劝告、听信妇人、任用小人、大兴土木、好酒淫乐、挥霍无度、战事频繁、十恶不赦，以致成为众叛亲离、民不聊生的一代暴君，至于帝辛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的赫赫功勋，读者也只能从有些卷的字里行间体会到，竟无片言只语的明确文字评论。倒是对“三仁”之首微子的品德，借学者陈奇猷之口，以不经一驳的《吕氏春秋》的《诚廉》和《贵因》孤证为据，发出了一些与三千年来对微子评价的不同声音。
    在中华史学界的主流学者中，除了郭沫若和董作宾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商末帝辛的政绩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能科学审视末代商国大政。
大陆史学大家蔡美彪（1928年生，健在）和台湾的史学泰斗李定一（1919-2002）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蔡美彪遵照江泽民同志指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委托，以85岁高龄、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穷一生积学、历三载时光、独自撰著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中华史纲》于2012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不到400页的通史型著作中尚能留给帝辛大半页的篇幅，给帝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般普及型通史著作做不到的，难能可贵啊！他在该史书中客观地指出：“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认为“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
    与大陆的蔡美彪相对应，台海彼岸史学泰斗李定一，也出了一部中国通史型普及读物，书名也叫《中华史纲》。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在港台地区影响很大，是港台人心目中最权威的国史读本。该书于1986年由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了竖排初版，近日，2012年4月，大陆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又为其出了横排新版，更方便大陆读者阅读。李定一的通史型普及史书横排新版《中华史纲》全书564页，殷商部分占了9页半。他在该书中，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这273年间，是一部革新派与保守派反复较量的历史，他认为“殷代最后两王帝乙同他的儿子帝辛”“再恢复新制”。他说“根据卜辞，我们可以确定新派是合理的维新，旧派是顽固的守旧。”最后他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说：“由卜辞证明‘英明果断’的纣王（帝辛），却是文字记载历史中最残暴无道、万恶所归的君主。举一反三，我们于先秦诸子，对尧、舜、禹、汤、桀、纣等史事的看法，也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李定一这个新史观，不仅体现在他对纣王的评价中，也纵贯于他的全书，甚至一生。未受过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台湾史学家尚能对帝辛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我们大陆的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史学家们，反而对帝辛持三千年来传统史学的观点，从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观点倒退回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推出了一本普及型通史读物《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该书对纣王的评价就持传统史学的观点。该书中写道：“商朝末年，帝乙、帝辛（纣）不断用兵东南，征伐夷方。经年不息地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与商王朝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加速了商朝的灭亡。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大修宫室台榭，广建离宫别馆，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仲、蜚廉等，排斥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危机。此时，商的属国周邦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腐败的商王朝灭亡之势已成定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由于这本书是江泽民同志作序向全国干群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于2012年7月30日在京为该书和蔡美彪的《中华史纲》举行了专门的出版座谈会，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又发了专稿，高调报道该书的出版消息。因此，该书的“高调贬纣”观点将会在全国干群中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对纣王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蔡美彪著《中华史纲》也同时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的高调推荐。但由于广大干群工作忙碌，不一定能做到《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华史纲》两书兼读（他们可能更愿意选读江泽民同志撰序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因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的“高调贬纣”观点在全国干群中的影响不可低估。
    撰写史书，特别是撰写断代史，一定要客观、公正。为什么中国的二十四史除《史记》以外都是产生于该朝灭亡以后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人撰写当朝的历史，不管他如何努力，总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91年）约三千年的史事。《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巨著。但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周武王和周公旦被汉儒们尊为圣人，“周礼”成为天经地仪的社会道德和法度标准。因受时代局限，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殷周之交的历史和评价殷周之交的历史人物时，是有很大的倾向性的，“扬周武贬殷纣”是他的基本立场，当然也是他那个时代主政者汉武帝和主流学者董仲舒等人的基本立场。对此，我们虽不应该去苛求司马迁，但对他撰写的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要像台湾史学泰斗李定一说的那样“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只有这样做，才能算“客观、公正 ”。通常人们仅是从传统史学记纣之过多有不实之处来说明传统史学不够“客观、公正”，实际上传统史学记武王之德也是有许多不实之处的，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有如法官断案。法官断案，“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证据还要不轻信“孤证”；历史学家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要重证据，不要轻信前人的记录”。历史的证据由传世文献和地下的考古资料二者组成，能互相印证的，则更为可靠。对于一时无法与地下考古资料印证的传世文献，则越古越有价值，而且以有多种不同来源的文献互相印证者为佳。对于只有一个来源的“孤证”，则应从逻辑合理性进行分析，以决定真伪，真者取之，伪者弃之。下面略举两例，以分析之：
    1、对帝辛死亡一案的厘定
    帝辛死亡一案，历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自杀”，一个是“他杀”。
    帝辛是怎么死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定为“自杀”。根据是什么，司马迁说，他是根据《尚书》、《诗经》等古文献定的案。其实这里另有隐情。帝辛死亡一案理应定为“他杀”。而且最大的嫌疑犯正是周武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敢秉公断案，将周武王拉出来正法呢？因为在司马迁那个时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周武王被汉儒们尊为圣人，圣人怎么能随便亲自诛杀当时的天下共主（帝辛）呢！其实，司马迁在研究了古代文献以后明知道帝辛是死于他杀。只是不敢明写而已。因为他为李陵一案得罪了汉武帝已经吃了大亏，现在不能再因丑化圣人而再次得罪当今了！于是他就将帝辛死亡一案改为自杀。但史学家毕竟是史学家，不敢过分篡改史实，于是就将史书上记载的武王亲自割下活帝辛之头，改为武王亲自割下死帝辛之头。经这样改动，既可以美化圣人，求得自保；又可以混淆视听，防止同行或后世史家的质疑，因为不管是割下死人头还是割下活人头，我司马迁总是记下了周武王割下了殷纣王的头并悬之于大白之旗示众的史实。笔者的上述推理当然不是强加于司马迁，而是有下列史据为证的：
    史据①《旬子•正论篇第十八》：“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
    史据②《尚书•洪范》，《洪范》开篇就讲大法九章的非凡来历：“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史据③ 《竹书纪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
    史据④《战国策•第二十篇赵策三》：“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卒断纣之头而县于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史据⑤ 《尸子•散见辑佚》：“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於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 ”
    史据⑥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武王擒纣于牧野”
    史据⑦《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 •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纣为禽。”
    以上列出的武王生擒纣并断其首的七条史据除《竹书纪年》外，依当时司马迁的条件，应该都是能看到的，故我推测的纣王为他杀，司马迁为美化周武王在《史记•殷本纪》中故意改为纣王自杀成立。（作者按：这里的七条史据引文参考了王革勋著：《淇洹集•历史篇•谈纣王之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一版。在这里表示感谢。但笔者引用的史据，并非转引自王文，而是逐条对照古籍原文，重新进行了考证。）
    2、对牧野之战残酷程度的厘定
    关于牧野之战残酷性及武王挥师入城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末商王都的破坏程度，历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古文献中的“血流漂杵”和战后殷都在几年内沦为废虚说；一个是《史记•周本纪》描述的牧野之战兵不血刃景象和武王挥师入城受到城内百姓热烈欢迎的殷都和平解放景象。《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类似于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北平（北京）那样，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北京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可信呢？衡量的标准可以看也仅能看周师在牧野会战得手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破坏程度。如果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殷都完好无损，则是《史记•周本纪》的类似“兵不血刃”说或是类似“殷都和平解放”说对；如果殷都受到极大的破坏，以致两年后沦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则是古文献的“血流漂杵”说对。
    类似“兵不血刃”说或是类似“殷都和平解放”说缘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史记•周本纪》说，因殷军奴隶兵倒戈，周兵在牧野轻而易举地大败殷军，逼得纣王退回鹿台自焚。武王在牧野得手后，挥师入城时，纪律严明，深得各路诸侯拥护，殷都百姓纷纷出城，在城郊列队欢迎周师。于是武王派群臣告诉殷都百姓说，上天将赐福给大家，快庆祝解放吧！殷都百姓都对武王感恩戴德。殷都百姓是否载歌载舞庆祝解放，《史记•周本纪》中未作交待，想来如果“兵不血刃说”成立，殷都百姓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也应该有之 。（《史记•周本纪》原文是“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拜毕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司马迁的这个类似兵不血刃说版本，看是合情合理。但却无法解释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当时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殷都在短短两年内就沦为箕子笔下一片废墟的历史难题。
    “血流漂杵”说，缘于《尚书•武成》。原文是：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尚书》这段话中用“血流漂杵”描述这场战争的悲惨景象。
    从比《史记》更早的箕子的《麦秀歌》可看出，箕子作《麦秀歌》时，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已经沦为一片废虚，这是支持“血流漂杵”说的铁证。《麦秀歌》是箕子被封朝鲜回来朝周，还武王顺水人情途中，路过朝歌时写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公元前1044年），武王向箕子问道。《麦秀歌》当然就是箕子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即公元前1044年）。武王克殷后两年，有上百万人口的当时地球上第一大城殷都就沦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虚，这能说是武王在牧野会战得手后和平入城么？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牧野会战及战后武王挥师入城是非常残酷的，《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挥师入城时殷人出城列队欢迎根本不可信，真正的史实应该不是殷都和平解放，而是殷都当年受到极大的破坏。
    如果殷都，在武王克殷后，仅两年就沦为一片废墟为真，则“血流漂杵”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牧野会战期间的“血流漂杵”，一个阶段是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的“血流漂杵”。（请读者注意，这是在武庚复国被诛之前，即是说在周公平叛之前，殷都就已经沦为一片废墟了。因此，可以排除殷都是由于周公平叛才沦为废墟的可能，当然周公平叛一定更加快了殷都沦为废虚的速度）。
牧野会战期间的“血流漂杵”可解释为：
    帝辛听到探史胶鬲回报，甲子日武王将率诸侯联军到达殷都，一时之间慌了手脚，那些平日里只知道溜须拍马的祸国殃民之辈，此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帝辛冷静下来，才想起来自己的主力部队还在东夷前线，虽然捷报早就传回来了，但是大军调动绝非一日之功。远水解不了近渴，匆忙之间帝辛想到了多年来的战俘和奴隶，他马上下令，将这些人编为军队，开赴殷都南郊牧野，以拒敌于国门之外。果如胶鬲所报，甲子日凌晨，武王联军到达殷郊，总兵力不超过十万，帝辛亦率奴隶兵七十万。两军对阵于牧野战场。两军各自作一番短暂的战前动员。冲锋号角一响，以周军为首的诸侯联军精神抖擞，如虎入羊群般杀入商军阵中。而用奴隶拼凑起来的商军士兵本来心中就不情愿，到了生死关头，更不会去为帝辛卖命，纷纷倒转矛头，反戈一击，冲向商军的大部队。一场混战开始了，很多人尚在犹豫之中，已作了周军刀下之鬼；更多人在大部队的冲击践踏之下丢了性命。结果商军大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虽然用“血流漂杵”来形容有些夸张，但当时的惨烈血腥景象也由此可见一斑。（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的总体战果是，共击毙商军和商的属国军队共177779人，生俘300230人，攻灭纣之属国99个，臣服652个。）
    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的“血流漂杵”可解释为：
    帝辛一看形势不妙，率军退守王城，周兵奋力攻之。城破，周兵如潮水般地拥入城中，上百万人口的繁华王都，顿时血流成河。此时已近黄昏。帝辛一看，大势已去，正想登上鹿台，看望姮己，不料武王赶到，生擒帝辛。遂用黄钺斩下纣头，悬之于大白之旗示众。武王登上鹿台，觅得姮己等纣之宠妃，杀之，悬其头于小白之旗。此时，朝歌城里城外，已是一片喊杀之声，大街小巷，如一片火海。上百万人口的朝歌王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上面我们是从箕子《麦秀歌》提供的证据来厘定牧野会战和武王挥师入城屠杀殷军和殷人的残酷性，否定了司马迁的牧野会战类似兵不血刃和周师入城类似和平解放殷都的说法。实际上，以箕子《麦秀歌》为证推测武王伐纣时对殷都的毁灭性破坏并非我的首创，最先作出这个判断的是山东省原副省长、山东省政协九届副主席、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玉堂。他在2011年7月出版的《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一书中说：“周武王十三年，纣王时的重臣箕子到周朝朝拜时特意去旧都看了一次，当他看到昔日的首都一片淒凉，不禁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并为此作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谢先生由此推测说：“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纣，这对安阳（引者按：谢先生实际指的是位于今安阳一带的纣之王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可想而知，其破坏性绝不亚于后来的项羽毁灭咸阳”。（上述两处引文均见于谢玉堂著《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第106-10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谢先生仅以公元前206年项羽毁灭秦都咸阳一例来比喻说明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时，对殷都的毁灭性破坏程度，其实武王挥师入城时烧杀抢掠、屠杀殷都百姓的残酷程度还可从下列四例外族入侵中国历代首都的的事例来推测之。
    公元311年即西晋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之后，迫使晋室南渡建康（南京）。但乱后，洛阳并没有成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时对晋都洛阳的破坏程度。
    公元1126年和1127年，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金军两次攻破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使称靖康之耻。事后，迫使宋高宗南渡杭州。但开封并没有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126年和1127年金人两次攻陷宋都开封时对宋都开封的破坏程度。
    公元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攻陷清都北京，迫使清廷皇室逃往西安。史称庚子之耻。事后，虽圆明园被烧毁，但北京并未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清都北京时对清都北京的破坏程度。
    公元1937年12月13日，二战时侵华日军攻陷民国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史称“南京大屠杀”。事后，虽迫使蒋介石迁都重庆，但南京并没有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937年日军攻陷民国首都南京时对民国首都南京的破坏程度。
    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上述六次外族攻陷中国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事件，虽然其对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的破坏性都极其严重，但后五次都没有使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沦为废虚，使时王王都沦为一片废虚的唯一的一次就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入侵殷都的事件。而且周军破坏殷都事件是在牧野会战周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发生的。可见当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后大规模烧杀抢掠手无寸“铜”的殷都平民的严重程度，一定远大于秦亡后项羽咸阳屠城、晋永嘉之乱、宋靖康之耻、清八国联军入京、民国日寇南京大屠杀等外族入侵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时的破坏程度。只是因为后来的历史是周人写的，周后的历史又是由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写的。因而没有人记载，也没有人敢提这件事罢了。但三千年前箕子的麦秀歌和二十世纪考古发现证明在河南省洹、淇间真有个废了的殷都存在（今通称为“殷墟”）应该是两个铁证。
    上面以帝辛死亡一案的厘定和牧野之战的残酷程度的厘定为例来说明在评判历史事件时，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其实对许多历史疑案，我们都可以如此进行分析，以便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