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商王帝辛的评价问题，已经争论了数千年。深入研究者少，跟风、随声附和者多，唯书者多，就是有人讲点实情，也无济于事。功过是非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如今有的读者指摘商帝辛是“千古暴君”，喝令打掉他墓前的碑刻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撰文《为商王帝辛辩》，也是想给冤魂说个明白。 

其实想想，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明朝那本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惹得祸。再往上说，索本追源，春秋时期的《尚书》，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都有一定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

 成汤以来所打下的商朝六百多年的江山，是败在殷纣王的手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征服东夷，统一华夏，解放奴隶，发展农牧业和手工业是功；骄傲蛮横，施政暴虐，生活奢侈糜烂是过。但是，无论再讲什么原因，他最后是失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成者为王败者寇”，浑身是嘴也是说不清了。

最先还在周朝。周武王在进行“牧野之战”之初，就作过多次灭纣总动员：从上天设君谈起，历数殷纣王的六条罪状，说他的罪恶超过了夏桀，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一心一德，以立不世之功。武王的目的是笼络联军之心，一举灭商。商朝被推翻以后，周朝还要笼络民心，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帝辛的好话，势必要往他身上泼脏水，造谣中伤，把帝辛搞的身败名裂。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帝辛已经死了，埋在了淇河水的下边，周朝人把他画成“红脸”或是“白脸”，帝辛他也不知道。

再说《尚书》。《尚书》在先秦时只称书，到西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才称作《尚书》。东汉马融解释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按照这样的说法，“尚”就是“上”， 《尚书》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书”和《尚书》有区别，前者多，多的很，没有数，是上古流下来的各种“书”；后者少，经过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删编，成为“独载尧以来”的“尚书”。相传先秦时记载上古历史的“书”有几千篇，孔子为了教学方便，就删成百篇之数。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经常引述《书》的内容，很多地方还明显带着儒家思想印记。《尚书》是王和贵族讲的话。是一部记言的古史。上自唐虞，下至商周。记载了这个时期统治者的一些誓词、文告、训示、告诫等言词。通俗地说，《尚书》就是古时候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从春秋、战国直到汉代，当时《尚书》都是抄的书简。到后来，由于保管不好，书简烂掉了不少。因此，抄一次，要改一次。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靠想象和推理，这就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尚书》里面的文字，有的有根据，有的就是当时抄写的人员编造的。

当然了，即便孔子不做任何修订，《尚书》本身的历史价值也是相当有限的。因为里面的所有篇什，几乎都是当时的官方文件，记载的也都是官方言论，并且全部是一面之词。就以商周为例，里面记载了西岐方面以及后来投靠了西周的微子启等人对帝辛的指控，却偏偏没有主要当事人帝辛和妲己本人的言论，也没有当时一般民众对帝辛的看法，更没有据称是被帝辛迫害的那三个殷商政坛要角，即箕子，商容和比干如何劝谏纣王的记载。假如说，这是一场历史审判的话，这三个人物是最为关键的证人。然而，《尚书》里有关这三个人物与帝辛之间的意见分岐，恰恰是完全缺如的。也就是说，在经由孔子修订的历史法庭上，人们所见所闻的，只有控方的控诉，没有辩方的声辩，也没有主要证人的证词。也许是由于那样的缺如，致使后来《史记》及其诸多注释中有关这些主要证人的描述，会离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添油加醋地杜撰出诸如箕子为奴被囚禁，商容辞职，最后又迎接西岐的“王师”进城；而至于比干，则连心都被挖掉，然后那些把比干之心挖掉的人们再反过来把罪责强加到帝辛头上。为了突出帝辛如何暴虐，西伯侯如何仁慈，人们又进一步添加了帝辛使用炮烙的酷刑制造冤案，而西侯伯又如何劝说帝辛放弃这种残暴手段的故事。而在渲染帝辛的如何荒淫上，人们则想出了鹿台和酒池这二个脍炙人口的画面。再加上后来《封神演义》所提供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虿盆”，以只有生活在东厂、西厂恐怖之下的明朝人才想得出来的残暴，在帝辛的荒淫暴虐形象塑造上完成了最后一笔。倘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就可以吓得没人敢开口。千百年来，人们居然从来没有想过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实，上述所有森然可怖的细节和画面，在正本的《尚书》里全都是未所未闻的，孔子再修订也不曾修订出来的。如果说孔子的修订，还不过是个观念问题；那么后来的那些篡改和添油加醋者，却是基于了人心的阴暗。且不说《封神演义》中的种种荒唐以及在那些荒唐背后的阴暗心理，即便是堂堂正正的司马迁，也难免会人云亦云地随波逐流。虽然司马迁本人未必存有篡改之心，但他至少是相信了别人所编造的种种细节。可见，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但也容易偏信和过火。
    魏代的王肃称《尚书》原是一百篇，经过秦代“焚书坑儒”之后，《尚书》遭到严重焚弃，只存下五十八篇。这期间有伏（复？）生的《今文尚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和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有的多几篇，有的少几篇，莫衷一是。

宋代学者经过研究，确定二十五篇不是原作，对此提出质疑。以后，讨论了八百年，到了清代乾隆时，作了结论，这里面肯定有二十五篇是编造的。但是，其中也有些是真正的史料。

就说《尚书》（除了《伪古文》），里面有些是真正的史料，它也只记载了周武王给帝辛定下的六条罪名：其一、是酗酒。其实当时商朝农业比较发达，粮食多，造酒多，酗酒是那时的风气，并不是纣的独特罪恶。包括当时的商民也酗酒成风。至于“酗酒迷乱”，决不会是事实。你想一个头脑糊涂的人怎么能成为战无不胜者呢？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实际上是以帝辛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年长的、原来有权利的人，在帝辛即位后和帝辛对立，没有握重权，心怀不满，把它加在帝辛头上，被周人利用来宣传的。其三、是登用小人。实际上是滥加罪名。殷代末年，破格用人，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的确是帝辛，但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他的极盛的武功，他对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不朽功劳，和这个措施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帝辛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並（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後一息，倒在战场的血泊中。而且早于他的武功极盛的汤和武丁，也都一样采取过破格用人的措施。其四、听信妇言。更是反对派的造谣和周人的少见多怪。历史记载，殷代有能力的女性是很活跃的，卜辞中出现的女性就很多。例如武丁的妃妾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敌人，连武丁的震代名将沚盾戈（盾戈：可能是一个字），都受她节制。这样的妇言为什么不能听？可是，这是落后的周民族所想象不到的。帝辛夫人，有可能和妇好是一样的英雄人物（我怀疑玉门关守将邓玉蝉有可能是帝辛妻的化身）。但因为她是帝辛的妻子，所以更为反对派所痛恨、周人所攻击。更奇怪的是，第五条罪状说纣王“信有命在天”；而第六条罪状又说他“不留心祭祀”。其实要殷代人不信天是违反历史的；而说殷帝辛不祭祀先祖更是捏造。据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帝辛父）、帝辛时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

因此，从以上这些所谓罪状来看，不是诳言和污蔑，就是把原是好事说成了坏事，根本看不到帝辛是暴君的词语。

也即是说，《尚书》本身已经有失偏颇，孔子的人为修订更是雪上加霜，而后来的司马迁写《史记》，完全是以讹传讹，将《尚书》里的种种偏颇，以一本正经的史传方式作了定格。由此可见，中国早期历史主要是孔子和司马迁两个人搞定的。先是孔子站在西周的立场上，给出了一个基调，然后由司马迁以极具感染力的文笔，以小说家的叙述方式，将所谓的历史弄假成真。所以他的《史记·殷本记》中把纣王说的更坏了。最后由历朝历代的学者学究们（其中有不少是腐儒)，作出了无数个似是而非的考证，从而一遍又一遍的肯定说，这就是历史，一点不假。几千年来，人们如此这般地重复讲说着，谁也不怀疑谁，皆大欢喜。倘若说，"三人成虎"，那么这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人一遍又一遍的讲说，就成了历史。

在这里，我对《封神演义》作者写的苏妲己这一人物，就产生疑问：是苏妲己本人坏？还是加害于她的千年狐狸精坏？如果是苏妲己本人就坏，为什么还要编造一个千年狐狸精借体附身？所以，我认为，把一个妖魔化了的苏妲己，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对待，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历史的。妖魔化了的苏妲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历史事实，也不能作为历史依据。因为它不是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