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章兄是我的豫北浚县老乡，我们因为文学而相逢、相识和相知。

几天前，当手机里传来金章那熟悉而浓郁的乡音，我就猜测到他肯定是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了。因为，在我们结识的这些年里，金章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肯定都是“好事”、“喜事”或者“大事”、“要事”。比如他又有小说发表了，比如他工作变动了，比如他要编纂有关浚县历史文化的丛书了，比如他要张罗搞“子贡文化研讨会”了，等等，几乎都是令他高兴的事情。果不其然，他说，他要出个小说集，想让我写个序。我毫不迟疑道，你觉得我写行，要求我写，没问题。说心里话，这几年由于工作和职务的关系，让我写所谓“序”的不少，我基本上不答应，如果是答应了，或者是我写了，肯定是有各式各样的特殊原因推辞不掉。不是因我“事多”、“很忙”或者“有架子”。而是我“没底气”，对半生不熟的写作者“摸不透”，所以怕写不好才不敢写。但在金章兄这儿，我却没有片刻和丝毫的犹豫，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文学让我们相逢了。说起这个原因时，我多少有点激动，让我霎时回到了1997年的春天。那是我的短篇小说《麦殇》首次被《小说月报》转载后，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没有手机，我办公室也没有电话，是别人喊我到单位的办公室去接的。这个电话，就是马金章打来的，他自报姓名和单位，说是看到了我小说后附的作者简介，才知道我祖籍原来是河南浚县，除向我表示祝贺外，还邀请我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在那一刻，我很感动，我十几岁离开故乡在外面漂泊闯荡，如今辗转落在河北省，尽管在地理上不算远，但由于隔着省份，一晃十大几年过去了，我对老家近年来的所有一切还是比较隔膜的，尤其是老家浚县县委宣传部的领导马金章，那可是代表着“官方”啊！我兴奋于“老家”的“领导”知道了我之余，突然又想，那个县委宣传部的叫马金章的“领导”，也看小说吗？也喜欢文学吗？接着，我很快就知道了，原来，他也是个作家，与我有着共同的经历，当过兵，喜欢文学，有作品发表。因此，是马金章的热爱文学，把我的文学热爱带到了“老家”。共同的喜欢、热爱和执着，让我和金章兄不曾相见地隔着省份相逢了。我想，当马金章在转载我小说的杂志上看到我的简介中有“浚县”一词时，他眼睛里肯定突然亮了亮，这“一亮”是因为小说、因为文学而“亮”的。在这里，我必须感谢金章兄，是他对文学的虔诚，才主动牵着我的手和我的心，把我拉到了“老家”，使我有了一种流浪已久的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亲热感，并让我以文学的“面貌”、“名义”和“自信”，重新返回到了生我养我哺育我长大的故乡。

其次，是因为文学让我们相识了。我不敢说这些年我回老家浚县的次数逐渐多了些，与马金章绝对有关，但肯定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凡回浚县，肯定要见他，还有与他一起工作的、也喜欢文学的侯忠道。在文学上，更确切一点说，在写小说上，金章兄认真，刻苦，独到，有雄心，有底气，有主见。他总是有很多想法，很多看法，很多构思，很多灵感，很多计划。这都源自于“本土文化”和现实生活在他骨子里日积月累发酵之后，淤积成他内心深沉而激越的“情结”，迫切需要以一种述说的方式来释放与表达，不“发”出来“不好受”，不“散”出来“憋得慌”。所以金章才孜孜不倦，不断尝试去寻找一种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叙述格调来向人倾诉，于是就有了他那富于张力和气度的文学和小说，以至于有点迫不及待。我们每次交谈或者交流时，他总是庄重而肃穆地畅谈浚县文化或者说豫北文化，对那些文学中所要嵌镶和承传的地域文化符号和元素，他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认真得让我惊讶，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甚至，小说表达不尽时，他干脆去编著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丛书。短短几年，居然出版了十二本，不仅为家乡制作了一套璀璨的文化“名片”，开辟出一扇辉煌的人文“窗口”，成为联系浚籍游子的一条纽带，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文史依据和智力保障，同时，也为他自己的小说写作注入了更为丰硕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这些，恰恰是我所欠缺的。我热爱家乡，但我不如他爱得热烈，我喜欢豫北的风物，但我不如他喜欢得精深，我也写过家乡，但我不如他写得真挚。《背紫穗回家》、《雪梯子》、《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人》、《喜丧》都曾经是我身边形形色色稔熟的“老乡”，都是小人物的命运，他（她）们都挟带着那片土地上滚滚的风尘和处处的嬗变。读他的小说，一如听他说话，态度显明，思想犀利，爱憎分明，但不失之机智、诙谐和幽默，可谓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意味悠长，我的总体感慨是：“吾兄，见字如面啊！”

再有，是因为文学让我们相知了。相逢而认识了，但不一定相知，亲兄弟还有“说不着”的呢。我和金章兄，是真正相知的文学朋友，一句话：志趣相投，性格近似，“说得来”。不单单如此，金章在我心目中，是属于可以“托孤”的那种人。我在北京曾和刘震云说起过马金章，因为同属豫北（老家延津县）的刘震云去浚县时，是马金章陪同他的。我说马金章“人好”，刘震云印象深刻，连声也说“好”。在豫北籍几个小说写作的佼佼者之中，比如除刘震云之外，还有济源县的李洱、修吴县的乔叶、卫辉市的安庆、辉县的赵文辉等，但浚县马金章是非常重要也很出色的一个。他的“有名”，更大的意义在于他的“人好”，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比写作更为重要。金章是个很诚恳的人，与他的小说一样诚恳、实在、可靠、正义凛然，甚至做人作文都极其内敛、低调，绝对“信得过”、“靠得住”，根本不必提防他。他就像一把笊篱扎到锅里，有些啥就当场捞出来些个啥，丁是丁，卯是卯，表里如一，绝不会背过身去偷偷添点别的东西进去。他看我的小说，看得认真、仔细，给了我很多提示和指导。与我探讨浚县的历史、地理、民俗、方言和俚语，讲到得意处，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又坐下，情绪激动得溢于言表。仿佛他瘦小的身躯忽然高大伟岸起来，近视眼镜片的后面放射着睿智的光芒。他填补了我很多不足，拓宽了我对家乡的认知。他是浚县的文化“使者”和文化“传播者”。他团结了许许多多散布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和不同层次的浚县籍“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有什么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比他自己有作品发表出版都高兴。有时在电话里，他会对我滔滔不绝地一一列数，我似乎能看到他的兴高采烈与眉飞色舞。正是因为浚县有了马金章这个“好人”，可靠的“实在人”，这些“文化人”才有了向心力、凝聚力和自豪感。金章写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有雄心勃勃写长篇小说的谋划，他还写散文、随笔甚至公文、材料，还有文化专著出版，作品有的在名刊大刊发表，有的被选刊转载，有的获奖。样样搞得风声水起，成就斐然，现在要出版的《雷劫》，已是他的第三本小说专著了。在浚县这块丰饶的沃土上，他不愧为一面文学的旗帜和文化的旗帜。

尽管金章兄比我年长一些，但我们犹如一粒种子，曾经植根于同一块泥土地里默默发育，曾经共同沐浴着一样的阳光和雨露悄悄萌芽，曾经在风声水声中节节拔高渐渐长大。这里的文化背景、乡土观念、民间情绪和现实生活，是孕育、滋生和培植文学艺术的“风水宝地”。如今，他的小说就要结集付梓，我和他一样高兴和喜悦，在祝贺之余，也祝愿我们的友情一如既往，共同并肩向着更高的文学目标前行，用家乡的一句方言说，就是：“摽着膀儿跑”，跑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如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在其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过的一段话那样：“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和金章，亦应当如此并且努力，与家乡浚县休戚与共，共光同荣。

权作序。

2012年4月18日

（贾兴安，著名作家，《散文百家》主编，“鲁迅文学奖”评委，祖籍浚县新镇镇长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