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与部分
淇河三源（北源、中源、南源）自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东部和长治市壶关县、平顺县的东南部发源，曲折蜿蜒流经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安阳市林州、鹤壁市淇滨区、鹤壁市淇县、鹤壁市浚县等二省五市八县区，主流河道长度近二百千米，流域面积二千余平方米，这也许可称之为“大”淇河的整体地域概念。
淇河自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原将军墓村西流入鹤壁市境内，自淇县西岗乡新小河口村东南入卫河，全长不足百千米，流域面积百余平方千米。这也许可称之为“小”淇河的局部地域概念。不要对这个“小”字纠结，没办法，它毕竟相对于作为整体1的“大”淇河，就是个小数。我们在这块第二故乡土地上生活近半个世纪，对它也有深厚感情，但无法改变其“小”的事实。
对“淇河文化”中作为定语的“淇河”这个词汇的定义，决定了“淇河文化”应诠释为“流经二省五市八县区地域的淇河地域的文化”。现实淇河鹤壁段只是淇河的一小部分，它不能代替“大”淇河，在逻辑上这是无疑的。即使从考古角度说，古代淇河下游流域比近现代流域曾有所扩展，但仍然并不改变“古代淇河下游地域的现鹤壁段是淇河一小部分”的事实。
部分不能代替整体，这是逻辑学的最基本知识。鹤壁段淇河不能代替淇河的上游与中游，当然只有下游淇河流经的鹤壁地域也就不能与“大”淇河全部流域相提并论，因此“鹤壁文化就是淇河文化”也就不能立论了。只能说“淇河文化中包含部分鹤壁文化”，或者说“鹤壁文化中有部分属于淇河文化的成分”，这大概应该是对彼此关系的科学的严谨定义。
淇河文化只能诠释为“二省五市八县区淇河流域的文化”，而不能把下游部分淇河段地域（鹤壁）文化称之为淇河文化。
二、现实与历史
文献记载古代淇河下游地域，曾经大于近现代的淇河下游流域，即现鹤壁市山城区、鹤山区、浚县黎阳山西部等地域曾一度归属淇河流域。这一点，尽管扑朔迷离，但也无可置疑，学者们对此考证文献都是有可信成分的，无需再一一赘述论争做文章。
但是，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应该彼此有一一对应关系，新瓶装新酒，老罐装老酒。产生《诗经》的年代对应那个年代的地域，产生唐诗宋词的那个年代同样对应那个年代的地域。也就像哪个朝代断案用哪个朝代的王法一样，我们总不能用古代王法来断今日之案，这大概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知识吧。《诗经》有关涉“淇”内容，要对应“大”淇河（因为有些内容不一定特指下游）地域；唐诗涉“淇”诗篇，也应该对应所有包含“淇”字的河流地域（如，与淇河同名河流在河南境内还有一条）。
又比如，炎黄二帝被尊崇为中华人文始祖，而我们今天说中华民族之地域，却不能以炎黄二帝那个部落时代的地域为准，因为只有炎黄二帝那个年代的文化现象才能对应那个部落的地域，中华民族文化虽然与炎黄文化有密切关系，但那只是发展与延续，不是替代关系。从文化与载体的一一对应关系而言，只能以现代中华民族之对应的现代中国版图地域为准，不能再沿袭炎黄二帝那个年代的部落疆域。
按照以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可以随意性替代，我们就不能把古代的淇河地域来对应近现代的文化现象。自隋代以后的淇河下游地域基本与近现代淇河下游地域就没有多大变化了，我们今天再说下游之近现代文化时，当然要以近现代淇河流域为准，而不能继续沿袭、替代古代一度扩大的淇河下游地域。比如，五岩山孙真人洞、东头古代采煤等就只能对应那个时代的汤河流域，鹤壁集宋代瓷窑等就应对应羑河流域，黎阳山（媒体某些文章误称“大伾山”）等大部分黎阳文化现象就应当对应卫河流域，而不能去对应当时已经消失的淇河下游流域。
当然，空间、时限与文化的对应并不排除古代文化对近现代的影响和传承，这只是从不同角度研究而已，并不排斥对应。
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优良传统，是永恒的，是多方位的，是任何地域都能适用的。只要在中华地域，不管什么文化，都跳不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子。
三．地方志专业的淇河地域性锁定
做为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二十余年的一名老史志工作者，也许是职业本能，我们在处理志书内容空间界定时，原则是很明确、很简单的——以动笔编书时的现实地域格局为准。
对于《淇河志》，其地域锁定范围就是二十世纪末的淇河在二省五市八县区的流域。对于下游鹤壁段淇河流域，就仅包括浚县的很少部分、淇县的一部分、淇滨区的大部分范围；而山城区、鹤山区的全部地域（属汤河流域、羑河流域、洹河流域）均不属淇河流域。对于超出近现代淇河流域的内容，是一概不允许记述的。
对于古代淇河河道之变迁（比如某些学者之论述结论），那仅是“河道变迁”章节的内容；对于志书下限（2012年）之内客观存在的有关所谓“淇河文化”的种种现象与行为，也只能在“文化篇”中列“节”，客观地以学术界数说并存原则进行点滴记述，只述不评。
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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