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历史多半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隋炀帝因为做了亡国之君，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唐史》中被替换成了凶狠残暴，并被戴上了“暴君”的头衔。崇祯皇帝因为做了亡国之君，他曾经的励精图治在《清史》中被说成昏庸无能，甚至被称为“傻瓜”皇帝。那些取而代之的“幸运儿”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向世人阐述自己改朝换代是顺应天意，是众望所归。

不过，隋炀帝和崇祯皇帝这种被篡权者称为“无道昏君”的遭遇，比起商纣王被周武王张冠李戴地强加上一些“莫须有”罪名的“被妖魔化”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其他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君，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商纣王即位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宏振商邦。针对东夷部落经常入侵国家，骚扰掳掠百姓的现状，商纣王御驾亲征彻底将其消灭，一举解决了历代先王均束手无策的“老大难”问题；他率兵东征西战、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征伐的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把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河南北部的淇县（即商都朝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

那么，固如铁桶的商朝江山，为何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转瞬间就灭亡了呢？英明神武的商纣王为何会遭遇身败名裂的厄运呢？这与周文王阳奉阴违、伺机篡权地苦心经营，以及周武王处心积虑地制造“舆论”攻势、恶语中伤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牧野之战，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决定性战役；那么战前誓师，则是吹响商纣王身败名裂的号角。为了解决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礼法的篡逆问题，煞费心机的周武王多次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恶语中伤商纣王，从而使商纣王的名声扫地。

在与各路诸侯会师后，周武王庄严誓师，发布讨伐纣王的战斗檄文《泰誓》，历数了商纣王执政以来，“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等“自绝于天”的种种“劣迹”和“罪恶”。周武王的这一招无疑是毒辣的，但确实是奏效的。他那怒发冲冠、激烈愤慨般的煽动演讲，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谋反之战，变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义之举。

为了让商纣王成为众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战前的最后一点空挡，再次做战前总动员，宣读《牧誓》，重申商纣王的罪恶：“惟妇言是用……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经过两番庄重的战前誓师，不仅使商纣王荒淫残暴、无恶不作的腐朽统治者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个队伍同仇敌忾，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场在理论上“以有德伐无德”的“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轰然倒塌。不过，商纣王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选择了以身殉国，被火焚烧后的他仍是一副铮铮铁骨。

“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施酷刑、害忠良”，是周武王为商纣王罗织的主要劣迹，也是商纣王国破人亡、身败名裂的重要罪行。只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商纣王虽坏，但决不像传说中那样厉害，他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人们把天下所有恶事都算到他的头上了。”纣王遭受诬陷，不仅子贡愤愤不平，宋朝学者罗泌对此也有话要说。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随着商朝的灭亡和纣王的殉国，他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们全部“封杀”。就连被后人尊崇为“史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商纣王的丰功伟绩，但像“好酒淫乐，嬖於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於鬼神”“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重刑辟，有砲格”的劣迹却比比皆是。如果说周武王是造成商纣王身败名裂的“罪魁祸首”，那么司马迁就是他的一个“忠实帮凶”。

不过，真正把商纣王推向罪恶深渊、万劫不复境地的，却是流行于明、清年间的那部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封神演义》。在这部神话小说中，作者不惜歪曲历史、扭曲人性，在美化周武王的同时，狂贬商纣王，其残暴无道、罪大恶极的形象，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