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是我国医药文化的里程碑，是人类历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他在中国医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他为中华民族文明史增添了不朽的光彩。著名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指出：“中国医学之发展，两千年来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药学家，其中最为杰出、贡献卓著者不过百余名，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则是最为杰出者之代表，卓越贡献者之引领人物。”①孙思邈在国内外的影响极为深远，至今其纪念地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国外。近多年来全国各地纪念药王盛会更是人潮峰涌，热闹非凡，孙思邈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人类至宝《千金方》，闻名中外永世传
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统称《千金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实用医学百科全书，从唐至今对我国的医药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两方巨著计六十卷，内容极为丰富。问世一千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历代医家药家的推崇。早在唐开元初入仕途任华原县（即今耀县）县尉的王焘，“幼多疾病，长好医术”，有可能最早见其著作，是研究孙思邈最早者之一。王焘后著成《外台秘要》，即得益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宋代林亿称《千金方》是“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郭思对《千金方》中择其宝贵而重要简便医方，编纂成名为《千金宝要》一书，后又在华州购置巨石刻其书于碑，这是最早将全书首刻于石的，也是医药文化的创举，立于华州公署，任人传抄拓印，深受群众欢迎。明代王肯堂、李明珍等诸家均对孙氏两方作了研究。明·泰昌元年（1621年）四川梓州张学懋并著有《千金宝要补》等。清代张璐著有《千金方衍义》，徐灵胎、陈修园、魏之王秀等医家无不进行研究，邹汉璜还编纂了《千金方摘抄》等。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都有对《千金方》翻刻印行，康熙年间曾三次翻刻。《千金方》更受到世界性的关注和青睐，日本现存唐手抄残卷和宋代版本一直被日本政府视为“国宝”，誉为“人类的至宝”、“历史的奇绩”，曾刊印多次。幸岛宗意《倭版书籍考》（1720）卷五“医书之部”载：“医书之泊来于日本，以《千金方》最早。卷首为医学诸论，是后世医门的规范……。”日本流传的很多医药著作差不多都离不开孙氏的《千金方》等有关著作，甚至说没有《千金方》，就读不到日本的医学名著《医心方》等。宫下三郎说：“中国医学传到日本，即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孙思邈著作，……就其影响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多纪元坚等说：“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抉翊长沙，绳迟百世者，盖莫孙思邈的《千金方》者焉。”日本学者在《千金方》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令人瞩目。孙思邈走向世界不仅日本，而且在朝鲜、东南亚和西方一些国家也影响深远。朝鲜许多名著《医方类聚》、《东医宝鉴》都引用了《千金方》内容。英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美国席文教授、德国文树德教授等都有研究专论专著，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日、朝、美、英、德、法等国对孙氏和其著作研究日益广泛深入。总之，孙思邈的《千金方》价值巨大，流传甚广。
高尚的医德规范，严谨可行的医风
孙思邈是我国与世界历史上倡导医德规范的第一人。孙思邈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开唐以后一代医风。他全面承继，系统总结，具体深刻地提出了医德思想体系。在“千金”两方的字里行间都闪耀着其医德思想光辉，特别是在《要方》中开首专列“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等篇章，被认为是世界医德典法的起源，最杰出的医德著作。比世界有名的阿拉伯名医迈蒙尼提斯（Maimonides,1135-1208年）的医德《祷文》要早五百余年。孙思邈对医德的专篇设列，置位开首，这是独具匠心，前无古人。其精辟的论述，深刻的规范，中肯的要求，也是古今医者的誓言和准绳。首先对待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亲人”，“一视同仁”。再必须济世活人，解疾救危，一心赴救，不避艰险，不怕困难，遇有污秽不堪或凶险危重病人不得患得患失，有任何畏俱退缩情绪。其次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态度端庄，不卑不亢，用药处方应取价廉效验之品，不得“倚己所长，专经略财物”，利欲熏心。再次诊疗疾病应“详察形候”，做到“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说病且速救，更须临事不悔，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为不仁矣。”再者“到病家”，要理解病人和家属的心情心绪，“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多语调笑，淡谑喧哗”。更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名声，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首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学说，真可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相媲美！其思想学说放射着绚丽夺目的光芒，不断激励启迪着后人，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的浪潮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良医者食疗为先，如不愈然后命药
孙思邈非常重视食疗法，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暴猛，岂容妄发。”故提出“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可谓良工”，这是最高明的医生。“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又说：“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食两攻，则病无所逃。”又认为食物，既有“悦神爽志，以资血气”之工，又有“排邪而安脏腑之能，用之得当，疗效甚著。”其食治思想是我国营养学和食疗学的发端，是唐代以前食疗理论最为系统的第一人。仅《千金要方》“食治”卷中列出的可供食疗的药物达154条，计236种。如用胎盘来治疗诸虚症；用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牛、羊、猪、鱼等治疗因缺乏维生素A引起的夜盲症；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和昆布、海藻、羊鹿靥、海蛤等物治“瘿瘤”病（甲状腺肿大）即大脖子病；对“脚气病”进行干湿、寒湿、湿痰分类，其因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脚步气病，用谷糠、白皮和楮树皮煮汤合米粥治疗，及其相应食物如麦麸、杏仁、茱萸等。孙思邈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食疗记录治疗脚气等病的人，欧洲人于1642年才始有论述“脚气病”，较孙氏已晚一千余年。
“以毒攻毒”毒理学，人痘接种创先河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全面系统开创论述毒理学的第一人，人痘接种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孙思邈一生涉足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探求生命，渴望知识。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一般都离不开病毒、物毒、药毒、邪毒等，从而产生“毒证”或“毒症”。孙思邈在《要方》卷二十四列专卷“解毒并杂治”，首列“解毒第一”，其论一首，方三十九首；“解百毒第二”，其论一首，解毒二十八条，方十二首；“解五石毒第三”，其论三百，方三十五首，证二十八条；“蛊毒第四”，其论一首，方二十首等。卷二十五“备急”，还有论六首，方一百三十三首，灸法二首。又专列出了蛇、虎、蝎、蜂、蠳螋、射工、沙虱、蛭、水毒、猫鬼、马咬、蜘蛛、犬、狂犬等各种毒证，都作了详尽方论，一毒多方。又在《翼方》卷二十“杂病下”对：诸恶毒气病、毒气猫鬼所著，毒症相染、蛄毒邪气，主南方百毒瘴气疫毒、毒注、暴风毒肿等皆处，各种药方治法。又专方“蛊毒”、“药毒”、“从高堕下”、“金疮”、“箭在肉中不出”、“刀斧伤”、“弓弩所中方”、“中药箭解毒”、“沙虱”等等均方论治法。其《海上方》中还有果毒、解酒、犬伤、蛇伤、蜈蚣、蝎伤、鼠伤、刺毒肿瘤、破伤风等等。显而易见，孙氏这全面系统地对毒理学论述是前无古人的。尤其是在《要方》中“以毒攻毒”之指导思想下，大胆将脓汁接种患者皮下，以治愈多发性化脓性感染的疖病，来防治疣、疵。治小儿身上赤黑疵方和疖方，采用针及小刀挑开四周，令血出，再取患疖人疥中少许黄脓汁敷之，莫近水三日，即脓溃根动，自行脱落。这是最原始而简单的以毒攻毒疗法。天花是一种强烈性传染病毒，最初曾在欧美肆虐，半数人丧命，有些城市几被灭绝。但传入中国后，由于在孙思邈以毒攻毒治疵疖之法启迪下，已创用接种法获得成功，十二世纪我国人痘接种法大量应用，欧美悲剧未能在中国重演。十六世纪人痘接种法传入国外，直到1979年全世界才消灭天花。说明早在唐代对毒害性的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就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首创磁疗启开端，绝技举世数药王
孙思邈是我国与世界上创磁疗法的第一人，开辟了物理疗法的新纪元。我国是发现和运用磁石最早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用磁石用医药煎剂治病。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二，本草上曰：“磁石味辛、寒、无毒。主调痹风湿，肢节肿痛……一名玄石、一名处石，生太山川谷及慈山山阴。有铁处则生其阳，采无时。”孙氏以传统的用药之法来治病拟有多处，如“治肾热背急挛痛，耳脓出血，或生肉塞之，不闻人声方：磁石、白术、牡蛎各五两，甘草一两，生冬麦六两、生地黄汁一升，芍药四两、葱白一升，大枣十五枚。上九味，口父 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又如：“磁石四两，天门冬、地骨皮、生姜各三两，山茱萸、茯苓、草蒲、芎、枳实、白芷、桔皮、甘草、土瓜根、牡荆子各二两，竹沥二升。上十五味，口父 咀，以水八升，煮取减半，内沥，煮取二升五合，分三服，五日一剂”等。孙思邈不但运用磁石内服，更重要的开拓性地是他外用磁石，创新性地“治针折入肉中方：磁石吸铁者，著上即出。”（《要方·卷二十五·备急·火疮第四》）。孙氏又运用磁石多治于耳聋上，如用磁石四两和“石菖蒲、白蔹、牡丹、山茱萸、朱膝、土瓜根”等七味，治下筛，绵裹塞于耳，日换一次，并内服大三五七散佳（方在第十三卷），又如用磁石和蓖麻油等十二味为丸，以枣核大绵裹塞耳，又是如用“磁石四两、天门冬……”治下筛，绵裹塞耳，日一易之。又可见《要方·卷六·七窍病·耳疾》等。由此可见首创磁疗法和绝技的举世，孙思邈是我国与世界上的第一人，也是启开物理疗法治耳病的新纪元。
唐前医籍极少见，美容面药布天下
孙思邈是开拓我国唐代美容护肤新风的第一人，为医药学实行大服务做出贡献。孙思邈美容面药与保护皮肤在《要方·卷六·七窍病·面药第九》列方81首，《翼方·卷五·妇人·面药第五》列方39首，又于《翼方·卷一·药录纂要·用药处方第四》“悦人面”列药9种，总计除其重要者外，计105首。孙思邈在美容护肤方面的载述录记，穷搜广集，遣药立方，列专章专节，以处制法，著之于书，内容丰富，布行天下。从此打破了多为宫廷皇族、仕贵富豪人家享用的格局。正如孙思邈说：“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族，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拥蔽圣人之意，甚可怪也。”其论其方，条方缕析，处方之多，均为唐以前医籍典书中所未见。御医曾为慈禧、光绪开的两个“令发易长方”分别用“东行枣根”及“桑叶、麻叶”，均可见《要方》卷十二。慈禧所用的“加味香肥皂”与“沤子方”的美容剂和“加减玉容散”等方，所用麝香、白僵蚕、丁香、檀香、零陵香、皂角、白芷、白附子、白蔹、鹰屎白、茯苓、防风等均属《千金方》美容剂常用或较常用药物。又如：“猪胰”为孙氏常用面药之一，曾是过去广大群众普遍应用之物。现代科学证明，猪的胰脏含有多种消化酶，可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可去垢除污，使皮肤滋润光泽，防皱防老。如钟乳泽兰丸，治疗妇人欲求美色不老，并指出该药服用“年至七十，与少不殊”等。用以面脂、面膏、面药、藻豆等来美容防治疾病，润泽面容，对皴、生疮、来瘢、香身、防腋臭、生发、白发变黑等均有全面系统的阐发理论，疗法治主。孙氏在美容方面的开拓创新是医药学的极大进步，是开唐代以后美容护肤新风的第一人，为医药学实行大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外医学相结合，开创医药新内容
孙思邈是我国中外医学结合的第一人，在汲取国外医药学的理论与医药内容上，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盛唐时期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孙思邈多次奉皇帝之召，两次居住长安，虽不当官，却是皇帝的贵宾，接触面更为广阔，见到医药典籍和佛道教典经使其对医药的研究积淀更为深厚。印度的《五明论》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其中“医方明”是古印度的吠陀医学，有“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本同我国阴阳五行学说完全不同。但孙氏巧妙的吸收引进，将“四大”和“五行”接轨：火隐射心，水隐射肾，风隐射肝，地隐射脾，很好的洋为中用了。“四百四病”又是吠陀医药的特色，即认为人体有101种疾病，“四大”有四个101种，即为404种疾病。这个学说结合运用较多。如《要方·序例》“四气合德，四种安和”；《要方·道林养性》“将知四百四病”；《要方·养性》“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翼方·万病》“疾风有四百四种”等。显然他接受了天竺医学理“四大不调”“百一病生”。但他使用了这样的接轨方法，即“百病不离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之法将二者融合，以81和以五脏之“5”，得数和405，虽多了一个“1”，中国数学向有“缺则积而润之，余则舍而去之”，那么恰为404。孙氏对天竺五舍城名耆婆在《两方》屡屡提到，更欣赏“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翼方·药录纂要》）将其引用著作，籍以启发寻找新药。他在“本草”中就新增了不少新品种，并于“万病”中载记“耆婆治恶病”医论七首，引用药方万病丸，大白膏等十多个药方，又载“阿伽陀圆万病”方，“阿伽陀药王诸种病及将息服法”和全盘引入天竺圆婆罗门法的按摩18势等。还大量涉猎了外国医学精方，如波斯“牛乳汁虚方”、大秦（罗马）“悖散汤”、匈奴“露宿丸”、蛮夷酒、西戎的底野迦等。他这种积极吸收外来医药的科学思想是前无古人，也是难能可贵的，不泥古守旧，固步自封，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难怪清·徐大椿惊呼“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就连清宫廷超级大臣、洋务派头头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唐》中写道：“思邈千金之体，以便循省。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通，以道于至精至微之境于医学，岂曰不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人寿世，讵可量欤。”为什么中国历来名医灿若群星，李鸿章却独独点了孙思邈呢？显然是欣赏推崇为“嚆矢之功”，功在那里，显然是中外医学的汇通结合。连不懂医学的局外人都视孙思邈之功在“其寿人寿世，讵可量欤！”
孙思邈对医药文化的开拓与创新还表现在：他是我国最早倡导妇儿科单独分出的第一人，并开创了妇产科和儿科形成的雏形。是他首创了针灸学上的阿是穴，指寸法，统一了针灸腧穴，绘制彩色三人《明堂针灸图》等。是他大胆实践，首创葱叶导尿术，比1860年法国医生拿力敦发明橡皮导尿已早了一千二百余年。是他在世界和我国历史上把火药的发明“硫磺伏火法”有关文字记载于《丹经》。是他独特的养生体系使这门科学具有突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特色，他是养生学的奠基人，也是把延年益寿学说同老年病防治紧密结合，并身体力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