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源流

中国最早的书院萌芽于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创设的丽正脩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後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直到戊戌变法，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自民国年代起在香港、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古代的书院有所出入。

鹤壁书院

鹤壁市古代的书院文化源于卫国时期的孔子开课讲学。

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先世为宋国贵族，少年时期家境败落，贫穷而低贱。成年后，做过管理粮草及畜牧的小官。后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开课讲学，曾任鲁国司寇。政治上，从天命论出发，坚持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强调西周奴隶制的“礼治”；教育上，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和“因材施教”、“注意启发”，亦曾提出过“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厌”等论断。这些教育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渗入中国人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孔子一生从事政治、学术和教育活动，相传有弟子三千人，有名可考的七十多人。《论语》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记录孔子言行及弟子问答的著作，体现了儒家的教育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晚年，还对我国上古时期的文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现传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经过孔子的删定或整理，他为我国上古文化的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后来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政治基础。

 孔子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多才多艺，对治理国家有许多独到的思想和见解，但在当时的鲁国，却没得到重用，处处受到鲁国大夫的排挤。为此，他不得不在晚年的时候，离开家乡，带弟子周游列国，踏上传经授业的旅途。

当时，鹤壁市的淇县是卫国的国都，国王卫灵公尊重他，人民欢迎他，因之，孔子便选择了卫国。据史料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有十二年左右的时间在卫国各地开课讲学，足迹踏遍了今天鹤壁市的鹤壁集、鹿楼集、淇县、浚县的山山水水、村村舍舍，开课讲学，传播文化知识，与当时的卫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并受到卫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孔子游历卫国，究竟开过多少学堂，到过多少地方开课讲学，谁也说不清楚，但在孔子讲学的地方办起的书院倒是有文字记载的。

淇县的书院共有七处，如：学修书院、作新书院、淇县书院、箓筠书院、乐莫书院、淇澳书院、有斐书院等，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都始于唐代末期，兴盛于明清，至民国以后才改为学堂。

浚县的书院，兴于明朝中期，知道的有一处，即：王阳明的“阳明书院”（又名“东山书院”）。

现鹤壁市区的鹤壁集和鹿楼集，历史上曾归汤阴县管辖。据考证，乡村一级未建过书院，但儒学性质的学习场所还是有的，孔子游历讲学的传说也有。鹤壁集和鹿楼集的古代教育状况，根据清乾隆《汤阴县志》记载，基本上是沿袭明制，教学设施主要有儒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书院主要集中在汤阴县城，如：精忠书院、主静书院、演易书院等。当时西部山区有钱人家的子弟可以到县城去上书院。后来，教学设施至清朝末年又改为学堂，民国年间学堂又改称学校。

淇县渊源早、比较著名的书院有《学修书院》和《作新书院》。

学修书院：在县城北七里堡村南，当年孔子的讲学处，后建“三教堂”，明崇祯年间重修，乾隆九年知县劳经武为传承孔子的思想和文化，责成该村名士杜丹将“三教堂”改为“学修书院”，以祀先师。解放以后，在学修书院的遗址上建起了七里堡小学，原书院已不复存在。幸好书院当年一对楹柱还保留在学校内，使我们有幸了解到当年孔子来此办学情况。其楹联上写道：“富教两加皇矣圣言传沫土，车徒三至岸然道貌留淇泉”。其中，“富教”即孔子主张的“富民和教民”两项重大措施。“圣言”指圣人孔子之言，“沬”指淇县古称。下联是说孔子带他的弟子多次到卫国传道授业，而将美好的印象留给了淇河两岸的人民。

作新书院：位于淇县西岗乡马湾村，是在孔子讲学的地方办起的书院，有学田三十亩。是历史上众多书院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所古代书院。据史料记载，孔子当年曾在这里开课讲学，并由此启程前往陈国。孔子去世后，淇县人民为纪念他，于汉武帝时期在马湾村孔子讲学处修建了“圣人祠”。后来，受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影响，淇县大兴办学之风，陆续在当年孔子讲学处及其他地方开办书院。圣人祠内的这处书院便取名为作新书院，“作新”源自孔子语：“作新民”，意为通过办学来培养新兴的国家栋梁之才。

另外，受此影响，在淇县的介屯村也有书院。有学田二百零二亩，收租充学资。其它无详细记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曾一度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先后开办了五所书院，即：

淇县书院：在县城，于乾隆十九年建。

箓筠书院：在县文庙西侧，于乾隆四十七年创建。

乐莫书院：在旧县城西门内，知县劳经武建。

淇澳书院：在县城北二十里高村桥南，知县劳经武建。

有斐书院：在县东张近村，知县劳经武建。

讲到历史上的书院，这里有必要提及明朝中期的王阳明，他的复出，书院的再度兴盛，跟他有直接关系。

王守仁是明朝的一位重要官员，同时又是当时知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战乱时期，他可以执掌兵符跨上战马统领各路官兵，勇往杀敌；和平年代，他又著书立说，传播其学术思想，为明代书院的复兴做出了直接而又显赫的巨大贡献。其中，浚县大伾山的“阳明书院”就是以他的名子命名的，并在此讲学。而且这处书院在中国的书院中也是很有影响的学校。所以，后人以“文经武纬是全才”来评价他一生所取得的政绩和学术成就。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别号阳明，也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王华就酷爱读书，在王守仁不足十岁时就中了状元，对于儿子的管教也格外用心。儿子王守仁天资聪颖，在父亲的教导下，学文习武，进步很快，只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爱好，那就是喜欢下象棋。父亲经常责备他因为下象棋而耽误了学习时间。但是他年龄尚小，难以割舍对象棋的浓厚兴趣。一次，父亲盛怒之下将象棋扔到了河里。王守仁在一阵气愤和委屈之后，终于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当即做诗一首表明心意：“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诗中他以“卧龙”自喻，可见他从小就树立起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之后，他的学习愈加自负和刻苦。

在他生活的时代，二程和朱熹演讲的理学思想非常盛行，这对王守仁影响极深。王守仁也非常崇拜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几乎读遍了朱熹的所有书稿。28岁时，王守仁凭借满腹经纶考中进士，被授予兵部主事。当时，军队上下都对他这位新上任的主事持怀疑态度，大家只知道他是个少年俊才，博学多识，遍读诗书，觉得最多也不过是个专会纸上谈兵的儒官，难道会有驾驭军队、骑马作战的真本事吗？

一天，一位不怀好意的太监当众难为他，让他射箭。没想到王守仁并未推辞，结果连发三箭，箭箭中的。全军上下呼声一片，那位太监也灰溜溜地走去。从此，王守仁的声望也随之陡然升高。

后来，在正德十一年间、十四年和嘉靖年间，王守仁几度操练军队，集结武装，通过安抚与严惩相结合的办法，成功平定了数次大规模的部族叛乱，深得皇上赞赏，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常言说，伴君如伴虎。王守仁亦然。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几起几落，多次被贬，又多次复职。在他几经痛苦和磨难的日子里，并未心灰意冷，怨天忧人，而是利用这些相对比较清闲的时间，刻苦研读诗书，深入研究和探索教育和理学思想，特别是对二程和朱熹的理学研读和思考尤深。通过他几年来的痛苦经历，终于发现了自己一向尊崇的程朱理学的缺憾，同时悟出了包含自身感受和理念的新的学说。他的学说在以后几十年的讲学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三大组成部分的“阳明心学”（或称“王学”），这三部分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他的“阳明心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王守仁认为，二程以及朱熹倡导的理学思想片面强调客观因素，对世间万物和各种学术主张的剖析太过精细，以至学生们几乎丧失了自己分析的辨别能力，只是一味地去背诵他们的观点和言论，这样久而久之学生只能具有应试之功，却无法在个人的心得和成长历程中留下真正的印记。他主张“心即理”，意即世间的万事万物本不存在什么理（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认为理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中），所有事物蕴含的真理其实都是人心赋予的，因为人的内心原本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这就是所谓的“心明便是天理”。也就是王守仁极力倡导的“心学”理论。

王守仁的“心学”学说，用今天的眼光看，含有唯心主义成份，却也包含着他个人的治学体验与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在明代中期以后，达到了“门徒遍天下，流传逾万年”的程度，其声势和影响甚至被远播到隔海相望的日本。

为了宣扬和发展自己的学说，王守仁在从政之余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先后创办了龙冈书院、濂溪书院、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敷文书院、稽山书院等院校，又到白鹿洞书院、贵阳书院等地广泛讲学。虽然他进行这些学术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学说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对于推动明朝的书院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兵部尚书、浚籍人王越病逝，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至故里，葬于浚县大伾山西。王守仁滞留浚县期间，在大伾山讲学授徒，并作《游大伾山赋》和《登大伾山诗》，次年刻石镌碑。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在其讲学处修建《阳明书院》（又名东山书院）。

至今《阳明书院》和诗赋碑刻犹存。细读王守仁《登大伾山》诗作，感奋人心：“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表现了诗人从内心深处，对浚县大地历史的变迁、山水、美景的赞誉和热爱。

王守仁1528年去世以后，成为全国各个书院师生行祭祀礼的主要对象。他们从多方面纪念王守仁兴建学社、教书育人，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缅怀他从政期间平定叛乱带给当地百姓的富足生活，以及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这里要说的，浚县《阳明书院》建成后，培养了众多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据史料记载，王守仁不仅在浚县本地培养了众多弟子，而且还在外地建校授徒，造就了不少人才。仅江西的吉安一地就有王守仁弟子所建的书院15所，而且，王守仁弟子主要生活的嘉靖年代也是明朝书院最多时期。而这些书院，还多半以“阳明”命名，以表示对这位老师的崇敬和怀念。

孔子来没来过古代的鹤壁地区，我没考据。但有关孔子在此游历的传说故事，我倒听说过。

鹤壁市老区的大胡村有个“大胡村与孔子”的传说，就讲到此事。

 当年，孔子带领众弟子游历各诸侯国，四方讲学。他们乘坐马车来到大胡村时，正遇到一群儿童在村口玩耍，这些孩子已经用石块在路中间垒起了一座半人高的“城堡”。当时，这些来自相邻两个村庄的孩子们玩得兴致正浓，孔子的弟子上前要求他们赶快把石头搬走，不要挡道。可是，孩子们都不情愿拆掉“城堡”，就对来人说：“从来都是车让城，你们见过城让车吗？”

孔子的弟子与孩子们辩论一番后，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这群孩子。孔子看到孩子们垒起来的东西的确像一座城堡，就夸这些孩子心灵手巧、聪明能干，说他们如果读书，长大后一定能成才。孔子不忍心让这群玩得开心的孩子扫兴，于是就对他们说：“还是“车让城”吧。”便让随从调转马车绕道进村。进村后，孔子见了老人便首先作揖问安，并对村里的大人们说：“村口那群孩子在路上胡垒，我们不得不绕道进村。”

为了表达对圣人孔子的尊敬和爱戴，孔子离开这里以后，当地人将相邻两个村庄大一些的称作大胡垒村，另一个较小的就叫小胡垒村。后来，人们为图简便，就将这两个村庄分别称为大胡村和小胡村。直到今天，当地仍然有许多村民习惯地称这两个村庄为大胡垒村和小胡垒村。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说明孔子有可能来此一带讲过学，或者受到过孔子思想和文化的影响。

书院影响

孔子游历卫国，开课讲学，及后期众多书院的创办，对鹤壁市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淇县“作新书院”来讲，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曾一度在此书院成立了一所乡办学校。后来，根据村民的要求，学校由此迁出，恢复“圣人祠”，成为大家纪念孔子的场所。

在“圣人祠”（原“作新书院”），门前西侧，有一通古碑，碑高4.8米，宽0.95米，厚0.35米。碑文落款表明，此碑建于大明隆庆六年岁次壬申秋九月。进入圣人祠大门，迎面便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九间瓦房，即圣人祠所在，是为纪念孔子讲学而建。“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代表至高无上的意思，孔子是圣人，身份可与皇帝相提并论，所以当时建了九间房子。

圣人祠中间的正殿内有一高大的孔子塑像，塑像呈坐姿，显示出圣人的儒雅风范。正殿东西两侧墙壁的下方共镶嵌着四通碑刻，碑文记载了明代和清代重修作新书院的情况。通过圣人祠里的这些碑文，可以看出淇县人民对孔子的敬重和深厚的感情。

孔子开办了淇县私人办学之先河，而作新书院为马湾村造就了“文化之乡”之美名。过去淇县和周边各县的读书人都来到作新书院求学，许多人经作新书院培养，后来成了文化名人。远的不说，仅从辛亥革命时期算起，光是马湾村的人，在大学当教授、在政府任要职的就近二十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五百来人的马湾村当年就有六个大学毕业生，有六十多人在外当教师，而且当年淇县全县的干部中有70%的干部都来自作新书院所在的西岗乡。一位在台的老先生，名叫赵家骥，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以中校级退伍。他从小就是在作新书院受的启蒙教育，传统的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他，从一九八零年以来，他每年都要回来，到作新书院祭拜孔子。孔子的思想和主张，让他受益大半生。

据《汤阴县志》记载：鹤壁地区历史上的古代教育，基本上也是沿习孔子的思想和文化教育。所设的儒学、社学、义学、私塾、小学堂等，基本上都属于儒学性质的教育。

儒学，由官府所设，供生员（俗称秀才）读书的地方。讲学者有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等。始建于宋大观元年（1107年）。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地方学校。教育十五岁以下幼童，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明代增添“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婚、丧、祭等礼节。在今鹤壁建立的社学当时只有鹿楼一处。

    义学，是由个人捐资或族人以祠堂、庙田田租兴办的学校，不收学费，故称义学或义塾。一般都设在乡镇的主要街道上。

私塾，为教师私人设立的学校，或由东家聘请的家庭教师（私西席），以教自家子弟为主，兼收一些亲、邻的学生就读。此类学校，学生不多，少者三五人，多者十数人。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无学期限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实行学制变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推行“壬寅学制”，将书院改为学堂。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二年，先后颁布和推行“壬子”、“癸丑”、“壬戌”等学制，规定小学六年（初小4年，高小2年），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用“壬戌学制”，取缔私塾。但公立学校甚少，私塾一直与公立学校并存。

鹤壁地区历史上没有办过中等教育，只有小学教育，叫小学堂。需要深造的学生，可至县城上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废书院兴学堂后，汤阴县陆续成立了11所高等小学堂。其中在鹤壁集设立的高等小学堂有：

汤阴县第三高等小学堂：始创于一九一五年，校址在鹤壁集东门外东岳庙内。一九二四年因时局动荡不安，迁至县城内文庙。一九三O年，第三高等小学堂改为汤阴师范附属小学校。一九二五年，在鹤壁集原三小校址，成立第四高等小学校。该校成立后，附设1个女子小学班，配备专职教师任课。不久即与男生班合并。第五高等小学校，于一九二六年创办，校址设在鹿楼集西门外奶奶庙内。初小部分为两个复式教学班。

教育成果如何？本人缺乏详细考证。据清道光六年《郭氏家谱》记载：明代曾出过一名进士（名叫郭镇），七名国子监大学生，三名邑庠生员，一名贡生。明清时期的大胡村的李家大院，曾先后出过多名举人、国学贡监生、修职郎、主簿等有影响的人物。可见孔子当年在此游历讲学，传播思想、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鹤壁市古代书院文化，彰显着孔圣遗风。纪念孔子，学习孔子思想和文化，保护好文物遗迹，也是在为弘扬中华文明做贡献。

联系电话：13903929733  

2012年12月2日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