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一）
鹤壁市淇滨区境内有条贯穿东西，名载《诗经》的历史名河——淇河，也是迄今为止，河南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她是鹤壁的母亲河、历史河、文化河、诗河。
淇河亦为山河、响河，它从牟山西侧山西境内流来，南绕牟山东去，古为黄河支流，现属卫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方脑岭，向东流入河南省辉县（现辉县市）北部、林县（现林州市）和鹤壁市淇滨区，折向东南流，穿淇县境东部到小河口汇入卫河，全长167.5公里，年平均流量4.80立方米/秒，鹤壁所处的淇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淇河是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河流，春秋以前，我们的先祖先民便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我国最早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泉水》、《桑中》、《淇奥》、《氓》、《竹竿》、《有狐》等六篇直接描写淇河的诗歌。淇河这条伟大的母亲河，象长江、黄河一样，以博大的胸怀，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千千万万勤劳善良而富有睿智才华的淇河儿女，铸就了多彩多姿的淇河文化，创建了鹤壁的历史辉煌，为中化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二）
一、淇河文化概念
淇河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何为淇河文化呢？
通过长年致力于淇河文化研究，我曾在《鹤壁赵都与淇河文化浅谈》中认为：广义的淇河文化是指生活在淇河两岸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也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淇河文化，就是指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淇河两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如社会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道德、法律、宗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在发展中所达到的水平，可视为淇河文化水平。
淇河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现象，淇河文化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它又给一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淇河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又都是和过去历史上的文化相联系的。这种历史继承性的基础，就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淇河文化就具有地域性、地方性，并以本地域的特有形式发展起来，形成本地浓郁的常有淇河特点、特色、特征的传统，它同非淇河流域有共性，但更重要的是它颇具淇河地方特色的个性。
在阶级社会里，淇河文化中的一部分，例如自然科学等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它的发展和运用，要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影响。而淇河文化的另一部分，例如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如：随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形成，原始社会的不复存在，奴隶社会的文化就代替了原始社会文化。社会在发展，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封建地主阶级主就取代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封建文化就代替了奴隶主贵族文化。随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过去的旧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不断发展。
淇河文化也是这样，淇河文化也包含淇河远古文化、上古文化、中古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即既包含有夏商周淇河文化，也应包含有秦汉淇河文化，既应有唐宋元明清淇河文化，也应有民国淇河文化，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建市以来的淇河文化。
综上所述，淇河文化也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生活在淇河流域，淇河两岸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三）
二、鹤壁赵都研究
1、鹤壁赵都文化：春秋末期，诸侯之间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为了政治、军事之需要，其都城几易其地。公元前453年，晋国的三家大夫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国都相继东迁，逐渐成为独立的国家。赵献侯即位便在中牟为都，故《史记·赵世家》曰：“献侯少即位，治中牟”。中牟地望何处？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进一步指出：“相州汤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鹤壁位于汤阴县西40里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属汤阴，1957年建市，故汤阴说即为鹤壁说。
鹤壁地处豫北地带，西有牟山之雄，南临淇水之秀，东托华北平原，北依燕赵丘陵，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上古时鹤壁属冀州之域，商代殷纣王帝辛就定都朝歌（现鹤壁市淇县），周武王伐纣大战牧野，灭商建周，畿辅之地划为邶、卫、庸三国，史称三监，鹤壁属邶国辖地；三监叛，周公伐之，封康叔于卫，鹤壁改属卫。春秋时期，争霸中原的齐桓公曾筑中牟、五鹿等城邑为已用，故《国语·齐语》曰：“桓公知诸侯之归已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所以禁暴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淇河文化的深厚积淀，加之赵都文化的交相融汇，使之水乳一体，是赵国改革变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赵国改革变法的富国强兵之举，既繁荣了赵国，又发展了赵国，更主要的是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也使她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占有了最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认为，几次迁都的赵国，在后来几千年的中华帝都发展史上，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后世多代帝君，也给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带来某种启迪和深思。赵国都中牟期间改革变法，多次与老朋友韩、魏联手，一致对外，既巩固了新兴的政权，又扩大了国家的疆界，也取得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封侯地位，为后来合纵抗秦，以及后世发展中国家联手抗霸，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赵国于公元前424年在中牟为都，至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历三代四君38年，在历史上改革变法伐齐、楚，讨封诸侯，很有影响，为赵国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赵在烈侯（公元前408—公元前400年）时期，任公仲连为相，“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使赵国实力明显加强，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赵与韩、魏联手伐齐，大败齐军，迫使齐侯会同赵、魏、韩朝见周天子。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第三，赵再次与韩、魏联手，于公元前400年伐楚至桑丘。公元前391年，三晋大军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
赵侯三代四君在鹤壁中牟建都治国，励精图治，卓有成效，给淇河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基因，在承袭古淇河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淇河文化，使晋赵文化与淇河古老文化有机地结合和统一，并使之凝聚、升华，更富有独特的淇河赵都文化魅力，又为数千年后的历史长河搭桥牵线，先做淇河文化的流，后又不知不觉地成为淇河文化的一个源，真正成为了淇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鹤壁赵都人才辈出：淇河赵都文化底蕴的丰厚，也带来赵国人才的辈出。牛蓄、荀欣、徐越、壬登、中章、胥已这些博学之人才，政治上倡“仁义”，行“王道”，财政上“节财俭用”。出身贫寒的徐越“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15年终将成为周威王的老师。在这样的赵都淇河文化的氛围中，“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可见，当时古赵都淇河文化薰陶下精神力量的巨大无穷。
3、赵都文物遗迹：赵国古都在中牟达38年之久，历史文物遗迹犹存，传世影响颇大。
经过考察论证，我认为，大河涧乡窑洞东山上的赵南长城，小河涧石圪圾东南山上绕山一周的古防御工事，辉泉沟北岭上绕山一周的古防御工事，杨寨沟东岭、上峪乡卓坡村北山、柏尖山东南山，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古防御工事，以及牟山周围群峰上的烽火台便是明证；以大河涧乡盘石头村为中心，周围的古寨如寨子郊、鸡冠寨、寨沟、杨寨沟、杨家寨等村便是明证；以大河涧乡毛连洞村为中心的外围地带如西寨顶、寨沟、寨坡、马家寨等地便是明证。还有些地名，也很引人深思，如大河涧乡的赵家厂村、张公堰村、将军墓村、将军墓岭，靠赵家厂村东北的东杨邑村、南杨邑村、西杨邑村、北杨邑村、中杨邑村以及校场村，还有石林乡的小寨沟，鹿楼乡的后营村、小营村。关于赵都古哨所说，我曾在《鹤壁赵都与淇河文化浅谈》一文中指出，赵国在中牟建都时，基本上还是以军事为重点，打仗为生存的军事集团，当时以中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尤其在东侧的丘陵、平原地带，建有大量的古哨所。
我们以鹤壁老区大胡东岭为例。大胡东岭向东是鹤壁市石林乡辖地，该乡有汤河、翅膀河，羑河，三条河流，故而形成三道河沟，然而也同时形成四道岭，也就是所谓的三沟四岭，这四道岭从西向东延伸到汤阴县界，甚至有的通到汤阴五里岗上，绵延近三十里，这些岗岭山顶上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古哨所，俗称石庵子。
古哨所全用毛科石头干垒而成，一人多高，要进哨所门，人须侧身稍微低头，顶部用石头渐渐围拢而成尖顶，上面用就近沙土覆盖，防风防雨防冻防寒亦防暑，大的能挤进十来个人，小的能挤入四五个人。这些古哨所坚固、不漏，建筑风格相同，所在地段，当地人称为石庵岭。大部分保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种种原因，这些古哨所大都现已不存。
现在保存较好的古哨所，大都还在鹤壁山区。如上峪乡的柏尖山村与大河涧乡肖横岭村、牛横岭村相交处有古哨所，谭峪村南地有古哨所，弓家庄村东边有古哨所，如从白龙庙沿淇河往西的河北岸也有古哨所，水泉村西山顶上也有古哨所，这些古哨所大都在高处，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赵国中牟古都时期留下的产物，当属鹤壁淇河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历史遗产。
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开拓进取，是两千多年前鹤壁赵都中牟文化的精髓。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四）
三、罗贯中研究
（一）罗贯中是鹤壁人
几十年来，由于长期担任郊区文体局、淇滨区文教体局、旅游局、旅游宗教局等文化业务性质很强的部门的副局长，同时兼任郊区、淇滨区的文化馆馆长，加之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坐底鹤壁人，对家乡执著的热爱，我长年致力于罗贯中研究，特别就罗贯中的生平身世与籍贯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经过多年研究、考证，我在上个世纪就大胆地提出，罗贯中的籍贯并非目前史学界所说的山西清徐人，而是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许家沟人，即现在的金山办事处许家沟人。
由于史料中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身世生平记载甚少，对于罗贯中的属籍问题，史学界始终争论不休，一度有钱塘、杭州、东原（太原）、中原和山东东平人氏之说。90年代初，山西学者孟繁仁在山西清徐发现了一本《罗氏家谱》，由此，罗贯中东原人一说占了上风。那么，我提出的罗贯中为中原人、也就是鹤壁许家沟人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认为，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生平身世的认定，资料一般有三种来源。一是正史，二是遗迹遗址，三是稗史。当然还有家谱和民间传说故事。罗贯中的正史资料很少，只留有著作，尤其在所著《忠义水浒全传》一书中，作者借小说人物暗喻其生平身世的记述，为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的说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佐证。该说法的前提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尤其文学作品，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体现和包涵作者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与体验。基于此，通过对《水浒传》多年的研究，对鹤壁历史遗迹遗址、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的实地考证后发现，《水浒传》中大量反映作者身世及生活环境与生活习俗的描写，都证明了罗贯中并不只是隐居许家沟，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他的观点。一是罗贯中作品中的语言风格与鹤壁方言极为相似。由于罗贯中的小说属于白话小说，因此作者在行文时不可能不流露出方特征。我将《水浒传》的语言特点和鹤壁方言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书中含有大量典型的鹤壁方言、俚语等特征，如“不拣”、“物件”、“哩”等。此外，我还把金山寺一块元朝初年的蒙汉圣旨碑的汉文，与《水浒传》的语言作了比照，发现两者的语言特点有惊人的一致性。二是对小说中所描绘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了研究，发现书中多处场景与许家沟的地形地貌非常相似。比如位于许家沟村西北十余里的白龙庙，就出现在《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书中所描绘的周围景观与实地颇为相似。三是对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形象“许贯忠”的研究。许贯忠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大名府浚县地方人”，而“许家沟”正是因姓许者居多而得名。凡此种种，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即罗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氏。
我这个“罗贯中是鹤壁人”的学术观点及体系，先后经鹤壁日报、淇滨晚报、大河报、河南报业网、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新华社新华网报道后，全国五十多家报刊网络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宣传，给予充分认定。其意义一是对罗贯中的研究是一种突破；二是进一步完善丰富了罗贯中隐居许家沟说，三是无论从文化或者发展的角度，对中原鹤壁意义重大。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五）
（二）罗贯中小说中化身研究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隐士人物“许贯忠”，一直以来被“罗学”研究者认为是作者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形象。我曾在我最新史学研究专文《罗贯中与其化身公孙胜》中指出，《水浒传》中的另一个人物“公孙胜”，同样也暗嵌着描写作者罗贯中身世的痕迹。
在《罗贯中与其化身公孙胜》中，我通过大量的事实列举，围绕“公孙胜就是罗贯中化身”这个论点，对两者的相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述。因为历史原因，一代文学巨匠罗贯中在著书过程中，有意识将自己的生平身世、理想主张等，化作笔下的小说人物昭示后人。此前史学界较为认同的“化身人物”是出现在《水浒传》第九十回中的大名府隐士许贯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罗贯中极有可能在多个小说人物上附注了自己的生平身世。第十五回中出现的那个“身长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生得古怪”的山野隐士入云龙公孙胜，与同样“相貌古怪，丰神爽雅”的“许贯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公孙胜和许贯忠都长着八字眉和“三牙掩口髯须络腮胡”，都生得七八尺长短身材，都穿麻鞋青布履，又都是循迹山林、文武双全的隐士，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对“公孙胜”这个小说中的次要角色，作者却浓墨重彩地进行了着重刻画，公孙胜被塑造成了一个形象高雅、恃才傲物、淡泊名利、独立特行的世外高人。由于对封建统治心怀不满，他先是出家修行，尔后又走出深山，响应七星聚义，参与智截生辰纲。笔墨上公孙胜虽不及许贯忠浓重和直白，但其在小说中有关公孙胜隐地的描写，也与鹤壁黑山一带的地形地貌极为相似。因此我认为，“公孙胜”这个形象极可能是作者对其化身人物“许贯忠”的补充和延伸。
我这个观点的提出，目前在国内“罗学”界尚属首次，我认为这不仅拓宽了“罗学”研究的视野，也使我市“罗贯中研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六）
（三）罗贯中《三国》《水浒》文学影响研究
世界文学巨匠罗贯中，原名许贯忠，河南中原淇河之畔金山脚下，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许家沟村人。
罗贯中（1330？—1400？）生于元末，卒于明初。他在史著、平话、杂剧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创作成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全传》，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亦是部依据历史和传说之材料编写出来的长篇小说。它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人物鲜活，语言精炼，把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推到了最高峰。明人蒋大器为之作序曰：罗贯中这部书编成后，立即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可见罗贯中写作之成功。这种成功，一是内容方面立足于历史真实；二是语言文字通顺畅达，明白如话，极富吸引力；再者，《三国演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人们模仿半文半白之浅近文字进行写作，历史演义小说大批出现，使得原来由于文胜之史书妨碍人们对于许多事实之了解，现在通过通俗小说得以清晰之概念。清人魏裔介曰：“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罗贯中之成功，一方面有力地证明新的描写手段之优越性；另一方面给予其他作者极大鼓舞和信心。长篇巨制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以前是很少的，《三国演义》改变了这样之面貌。它以约七十五万字之宏篇，引人入胜，大规模地描写了封建王朝四百个以上之人物错综复杂矛盾与斗争。其次它提供出反映生活一种新文学体裁，容许更多穿插描写以反映生活之复杂性。第三，它在社会生活方面亦发生有很大作用，一是众英雄成为后人生活中之榜样；二是成为兵家操戈商贾谋略之教科书。故而，这部书时至今日仍永放异彩。
罗贯中《忠义水浒全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亦是第一部大规模反映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长篇小说。它充分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反贪官、反腐败，行天道，效忠义，描绘人物达几百个之多，其中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给人留下不可磨灭之印象，其相称的结构，极好地起到表现主题思想之作用，其一环紧扣一环，叙述一个又一个故事，甚或每个故事出现一个主要英雄人物，写其性格发展，写其生活道路，每个段落又出现几个精彩场面，使人物处于尖锐复杂矛盾之中，更好地开展其性格，无不绘声绘形，富有艺术魅力，将人物形象深深印入读者脑海。一些自成段落的故事，集中出现众多之人物，热闹之情节，精彩之场面，曲折紧张，引人入胜。每个故事都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有着密切的有机之联系，其语言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千锤百炼，丰富生动，三言两语即能刻画出鲜明之形象，尤其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数百年来，《水浒传》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它以深邃之思想和精湛之艺术，巍然屹立于我国文学史上，成为封建社会文学的一个高峰。明人胡应麟、李贽对其评价极高。清人勾曲外史曰：“有史公当日之思未及属，笔未及濡，而褚少孙之苶弱，所不能补者，非纪言纪事之大观欤！”《水浒传》对于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而言，它不仅是精神食粮，亦为斗争之武器。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七）
四、淇河天然太极图研究
鹤壁市淇河天然太极图，位于淇滨区上峪乡东南山村南淇河段青岩山石绝前。
天然太极图的发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易经研究的科学实物依据，更使之成为伏羲八卦太极发源地一举变为不争的事实。位于东经114度10分，北纬35度49分的淇河天然太极图，占地1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天然太极图。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以为，“太极即是理，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辞源》注曰：“易生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五行。”后来，五行变八卦，八八演易六十四。理则万浊皆清，顺者阴阳分明。乾坤定位，世上万物不离阴阳，皆有不可思议之奥妙。
登高青岩绝峰，俯视远眺，太极阴阳二鱼南北东西交错而置，流经此处的悠悠淇水，呈反S形贯穿其间，使其太极神图阴阳界开，泾渭分明。阴鱼昂首向西，甩尾东北；阳鱼仰面向上，摆尾西南。阴鱼青石裸露，捧拥圆地；阳鱼沃土肥田稼禾，翠柏隐古寺。太极神图背依太行群峰，东托沃土平原，南扶朝歌，北揽殷墟，依山环水，浑然一体。其景色秀丽，其气候宜人，夏可消暑，冬可避寒。更为难得可贵之处是，万石一土，淇水倒流。
天然太极图处远在殷商时，曾是殷纣王朝的后花园，朝歌八大景之一。据传，周文王姬昌为进贡朝歌殷纣王，曾用淇河作水路，后被殷纣王疑为谋反，隔离姬昌于青岩绝一段时间。故此处也是古代最早的天然审查站。后来，他被殷纣王冤囚羑里时，便将青岩绝崖参悟天然太极图的心得体会，演绎推理八八六十四卦，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天然太极图所处的青岩绝南侧，有一古人像侧卧浮雕图，宽约1.4米，高约2米。该人物雕像长袍宽带，支腮侧卧。浮雕头像慈眉善目，栩栩如生，头部绾有两个尖发髻，头发根根清晰，脸部富态，大鼻大耳，上唇处髭须横生，达至两腮。该人物雕像一手托腮，一手支下颌（下唇胡子被遮掩），似在静思，又似在静观苍生，更像推算琢磨什么。浮雕像刀功老成，线条古朴，遒劲有力，简易明了，如头部线条较繁较细，头部以下较简较粗，然而透视力极强，寥寥数笔便能表现出人物的神韵，通过外在的袍带、袍袖、袍摆，能使人一眼看出其人物的肩、背、胳膊、腕、手、指及身子。我经过多年考证认为，该岩画为卧观太极图静思周易的周文王浮雕像。雕琢年代虽不详，但从浮雕风格，人物服饰样式，与相邻的摩崖石刻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功德施工》碑参照印证分析，古岩画“周文王观图研太极”侧卧图创作年代至少当在明嘉靖年间或之前，甚至更早。近几年来，我不断的细心考证谨慎研究，又有新的实质性发现，“周文王观图研太极” 侧卧图中有鸟和阴阳鱼图像，由此初步认为，“周文王观图研太极” 侧卧图是汉代雕琢的。文物界历来的行规，过去的岩画上或古碑上，以及墓葬品只要有鸟和鱼的图案，一般为汉代的文物。后来请来的文物专家们也一致认证了这个观点。这无疑在为周文王感悟天然太极图，演绎八卦推周易，提供极其重要的实物依据方面又推进了一大步。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的淇河文化（八）
五、高适咏淇诗研究
三千年前的淇河文明，曾领先于世界，出现了极度的辉煌。大唐时期，再次大批涌现咏颂淇河的诗文。通过研究，我在撰写的《高适与鹤壁淇河文化》一文认为，在文学史中，占有显赫位置的边塞诗派代表的大诗人高适，便是唐代众多的咏淇代表诗人之一。
高适（公元702？—765年），字达夫，渤海蓨（音tiao，今河北省景县南）人，四十多岁如做县丞，最后官至散骑常侍（有《高常侍集》），封渤海县侯。永泰二年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曰忠。
高适年轻时，长期漫游鹤壁淇河，并自称“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荧”。他前半生贫困潦倒，身心疲惫，求仕未果，当他来到淇河岸边时，被桑林郁郁绿竹猗猗的淇河风光所吸引，结庐河边，过起了“混迹渔樵”的生活。诗人在《淇上别刘少府子英》一诗中写道：
“近来住淇上，萧条惟空林。又非耕种时，闲散多自任。伊君独知我，驱马欲招寻。千里忽携手，十年同苦心。求仁见交态，于道喜甘临。逸思乃天纵，微才应陆沈。飘然归故乡，不复问离襟。南登黎阳渡，莽苍寒云阴。桑叶原上起，河凌山下深。途穷更远别，相对益悲吟。”
在这首诗里诗人高适一是交代了自己“闲散”时住在淇河之滨，二是离开时是“南登黎阳渡”。在《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中，诗人还曾感慨回忆自己“封卫多漂泊”，在《答侯少府》中说“如何燕赵陲”，在《酬陆少府》中说自己“朝临淇水岸，还望卫人邑”。鹤壁古时曾属卫，也曾属燕赵。诗人高适诗中所言便是自己漂泊现今鹤壁淇河之说。
高适漫游鹤壁淇河，结庐“住淇上”，与劳动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寄予很深的同情，深感劳动人民“赋税如山崖”（《酬裴员外以诗代书》），并在诗里对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现象作以抨击和揭露。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之九：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苦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诗人在诗里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大旱无收，园蔬苦寥落的同情，对旱灾之年仍交租税的不合理社会现象，也作了无情揭露和抨击。这首诗是高适“惆怅悯田家”（《苦两寄房四昆季》）在淇河的悯农诗代表作。
高适在《淇上酬薛三据兼郭少府微》一诗中，同样表现出对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和关怀。诗人在诗里说的“永愿拯刍荛”，就是说，诗人永远愿意拯救劳动者，“孰云干鼎镬”就是说，诗人即使受酷刑也不怕。
高适的淇河田园风光山水诗写得很美，如《酬陆少府》：
“朝临淇水岸，还望卫人邑，水渚人去迟，霜天雁飞急。
诗中“水渚人去迟，霜天雁飞急”两句，写得有诗意。还有《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中的“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两句，写出了淇河风光又寓有一定的含义，还表达出作者此时此地情感。另外，在《淇上别刘少府子英》一诗中，“桑叶原上起，河凌山下深”两句也描写出了淇河两岸的景致。
诗人高适《自淇徒黄河途中作》共有十三首，其中描写淇河大自然秀美风光的诗句很多，如“古堰对河懦，长林出淇口”在《送蔡十二之海上时在卫中》一诗里，诗人描写淇河“河流冰处尽，海路雪中寒”两句，特别富有韵味，在《送魏八》中，诗人“更沽淇上酒，还泛驿前舟”，“云山行处合，风雨兴中秋”写得妙极了。
诗人在淇河之滨“混迹渔樵”时，还描写了野居生活和闲适恬淡的心情，如《淇上别业》：
“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原田。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
“封卫多漂泊”（《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的诗人，在“住淇上”期间，“垂钓长河里”（《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之十三），“种瓜漆园里，凿井庐门边”（《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对淇河有深厚的感情，在离开淇河多年后，还依依怀念“住淇上”这段美好的时光，如《酬卫八雪中见寄》：
“季冬忆淇上，落日归山樊。旧宅带流水，平田临古村。雪中望来信，醉里开衡门，果得希代宝，缄之那可论。”
淇河文化源远流长。唐代著名大诗人边塞诗派的代表高适，以其绝妙的才思，美奂美纶的诗文，为淇河文化的辉煌，注入了光彩的一笔，谱写了美妙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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