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灭亡了，殷纣王自焚了，但他治下的子民还在，他曾作威作福的这块土地还在。于是周武王将这块殷商旧地，分封给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仍以朝歌为都城，让他继续统治这块土地上的殷商遗民。但是又不放心武庚，害怕他纠结旧部复辟作乱，就派了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作为“三监”来监督武庚。（一说“三监”是管叔、蔡叔、武庚，来监督殷商遗民。）

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就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当国摄政。本来与武庚一起管理殷商遗民的管、蔡二叔，害怕周公夺了成王的天子之位。于是就联合武庚发动叛乱，攻打洛阳的周公。可见外患未起，先有了内哄。于是就有了周公东征，一举平复了叛乱，杀死了管叔武庚，流放了蔡叔。

这块土地不能闲着呀，于是就由周公分封武王的小弟弟、同时也是周公的小弟弟康叔姬封来到这里，仍以朝歌为都城，建立卫国。当时康叔年轻呀，作为兄长的周公不放心，于是千叮咛万嘱咐，分别作了《康诰》、《酒诰》、《梓材》等文书相赠。告诫他要谦虚谨慎，敬天爱民，并充分利用殷商遗民中的能人治理国家，但是不要像殷人那样饮酒，殷商王朝就是因为殷纣王滥饮无度才亡国的。

康叔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果然遵从了周公的教诲和嘱托，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开辟私田，畜牧、手工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他还改变了同姓通婚的习俗，取消了活人殉葬的恶习，于是在卫国开了个很好的局面，使卫国成为西周最大的侯邑之国。深受上级领导和底层群众的好评，周成王还赐给宝贵的祭器（康侯簋），用来表彰他治理卫国的功绩和贤德。

康叔之后的卫国第十代国君卫武公姬和也是贤明之君。卫武公与后世的唐太宗有些相似，其君位都是靠杀死其兄长获得的。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代明君。据《国语·楚语》记云：“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史料记载，卫武公在位55年（公元前812－前757年在位），勤劳政事，从谏如流，内修康叔之政，外佐周平王息戎患，政通人和，深得周天子和卫国庶民爱戴。

就在卫武公当政期间，他还在卫国境内建立了国家级园林景观——淇园（淇园旧址在淇县西北三十五里黄洞乡耿家湾一带），在淇水岸边广植竹林，为千古淇河平添了优美之境，秀丽之色。所以在后来关于淇河的诗文中，多有“淇园绿竹”的美誉。

“至今民怀其惠不能忘”，后人为纪念卫武公，就在淇园旧址建了武公祠和有斐亭。现在淇县境内还有思德河、思德村，也都是纪念卫武公之德政的。

从康叔封卫到武公盛世这300年间，几乎相当于西周的全部历年（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770年），这是卫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候。古代文献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盛况，千古淇水见证了这一时期的繁荣，而在淇水北岸的西周卫国贵族墓地及其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也似在默默地诉说着这段被风尘已久的历史故事。

古代人们有一种观念，叫做“视死如视生”，就是相信灵魂不死，把死去看做像活着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由阳间到阴间）而已。所以非常重视丧葬，并进而形成了具有宗法等级色彩的丧葬制度。我们从浚县辛村墓地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制度来。

浚县辛村，现在归属于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当年发掘之时尚归属于浚县。所以当时的考古学著作、论文，都以“浚县辛村”称之。按照约定俗成的称呼，我们现在还应该这样“浚县辛村”。

浚县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墓地，位于淇河北岸。过去人们讲究风水，山南水北之为阳，山北水南之为阴。阳宅为吉，同样选择墓葬也是以阳为吉穴。比如邙山之南为阳，是历代挖坟掘墓的好地方。淇河北岸为阳，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这里有大量的各个时期的贵族墓葬。而周卫贵族墓地，是这些墓葬堆积中最为抢眼的一批墓葬群。

1931年，辛村村民在依坡凿窑时，因为暴雨的冲刷，发现了西周卫国墓地，出土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伴随文物的出土，同样引来盗墓者和文物贩子的三尺垂涎，随即这批文物被陆续倒卖到欧美。现在欧美各国著名的大型博物馆中，都有来自浚县辛村的盗掘铜器。辛村墓地的盗掘，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决定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队中抽出一些人员，由郭宝钧主持对河南浚县辛村墓地进行发掘。

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河南省南阳市人，是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1922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返回故乡，邀约友人创办了南阳中学。后调到开封的河南省政府教育厅工作。1928年，他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协助他少年时代的发小挚友董作宾先生在安阳进行了首次殷墟考古发掘。此后参与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1931年秋天，殷墟第五次发掘，主持了殷墟第八次及第十三次的发掘。1945年12月，被聘为河大文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主持殷墟大司空村、武官村遗址的发掘工作。郭宝钧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首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郭宝钧著有《浚县辛村》、《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研究》、《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陶器与文化》、《殷周车制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

从1932～1933年，河南古迹研究会由郭宝钧主责主持，先后4次对浚县辛村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墓地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300米。共发掘墓葬82座。出土车马坑14作，出土遗物1000余件。

墓葬形制：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为北稍偏东。按形制及随葬品的多寡分为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54座，另有车马坑14座。大型墓皆有墓道，南墓道较长，为斜坡状，北墓道短，为台阶形,墓室长6.3～10.6米，宽5～9米。有几座墓两两并列，可能是夫妇合葬墓。葬具有棺和椁，但多已腐朽。中型墓墓室长2.85～ 3.9米，宽1.6～3.2米。葬具为棺，有的有椁痕。其中两座保存完整，出土有青铜礼器等。小型墓多长2米，宽1米余。随葬品一般只出陶器，个别的也出铜鼎、铜簋等。

随葬器物：墓葬大都被盗，遗物较少，出土铜礼器16 件。60号墓出土一组共 6件,器形有簋、鼎、甗、尊、爵、卣。铜尊上有20多字的铭文，年代属西周早期。铜兵器有戈、戟、矛、镞、甲泡等。戈最多，戟次之，戈、刀合体的“钩戟”上部作钩形。有些兵器上也有铭文，如68号墓出土的甲泡上有铭文“卫易”，42号墓出土的戈上有“成周”，2号墓出土戟上有“卫□侯”，8号墓出土的戟上有“白（伯）矢”字等，可证实这些墓葬是西周时期的卫墓。

车马坑中除2座兼埋车马外,其余12座只埋马匹。最大的一座车马坑东西长10米，南北宽9.1米，深3米，埋车12辆，马72匹。车马器出土数量较多，有衡饰、轴饰、轭、銮、镳、当卢、节约以及马头上的兽面形铜饰等。陶器有鬲、、尊、瓿等。鬲的数量最多，都是夹砂灰陶，饰绳纹。

原始瓷器有豆、器盖，大都因盗扰而残碎。此外尚出有玉石、贝蚌、骨角、竹木器等。玉石器多鸟、兽、鱼、虫的象形饰件。在刻花骨板上则有极美丽的花纹。

《康侯簋》西周早期，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通高24厘米，口径41厘米。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出土，侈口束颈，涂腹微鼓，高圈足加宽边。兽首耳垂长方形小珥。颈和圈足相间排列火纹和四瓣目纹，腹部饰直条纹。器底铭文24字，记周公东征平定“三监”叛乱及分封康叔于卫的历史事件。这是当年被盗掘之后，通过文物贩子流到外国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墓葬的性质与年代：根据墓葬规模、铜器铭文，结合《史记·卫世家》等文献记载，可以确定是卫国贵族的墓地。墓葬排列有序，且无打破及叠压关系，说明是宗族墓地。关于墓的主人，大型墓可能是侯伯或君夫人，中型墓大概是公族或官吏，小墓为陪葬的臣隶或平民。墓葬大致可分早、中、晚3期。最早的可到西周初年,最晚的约属前8世纪春秋初年。60号墓保存完整，出土器物较多，其年代有人认为是成王时，有人认为属康王时期。从器物观察，属康王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西周时期卫国的历史、葬制、车制及西周时代戈戟的演变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浚县辛村的发掘不仅给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扩展了史语所考古组的发掘范围，而且在时代上由殷延续到西周，开创了周代考古。1964年出版了郭宝钧先生编写的考古学专刊《浚县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