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郦道元《水经注·淇水》篇就断定淇竹自晋代已经绝迹，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认定淇园只有箭竹，并认定东汉时期寇恂伐淇园之竹，造箭百万，支援刘秀北征，所用的仅仅是淇园箭竹，这不应该是当年的真实情况。

战国、秦与西汉，气候温暖，到了东汉才有趋冷的记录，但时间不长。到了魏晋南北朝，气候真正地冷了下来，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冷到极点，时间相当于东晋时期，渤海湾连续三年冬季冰冻，冰上可行车马军队。这一时期，正是郦道元生活的年代，所以才有了郦道元《水经注·淇水》中的记载：“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馀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从“木以为用”推断，汉武帝以“淇园竹为楗” 塞决河，用的也不是细细的淇园箭竹，细细的箭竹是做不成塞河决之“楗”的，用的应该是大的淇竹。造箭用的也不只是箭竹，箭杆多是由大的竹子做成的。就像今天用的竹筷子，虽然很细，但却多是用大竹子做的，而不仅仅用的是箭竹。

隋唐以后，天气又变得温暖。公元650年、669年与678年的冬季，当时的首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首都长安皇宫中长有梅树，种有柑桔。梅树只能耐寒到－14℃，柑橘只能耐到－8℃，有梅有柑是气候温暖的证明。这一时期淇奥应当又是绿竹猗猗。

郦道元之后的气候回暖，淇竹复生，郦道元并不知道。所以仅凭郦道元的文字推定，得出的应该是错误的结论。

如果说淇竹自晋代已经绝迹，那么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军占领中原以后，金军对淇河两岸翠竹毁灭性砍伐又从何说起？淇竹自此衰败凋零，景色再不复存又怎么解释？金人对淇竹的砍伐只是加速了淇竹的消亡，但不是淇竹消亡的真正原因，淇竹消亡的根本原因是气候变冷。

到了十一世纪初期的宋代，北方已经没有梅树，气候冷于唐朝。十二世纪，气候继续变冷。太湖不但在公元1111年全部封冻，而且冰上可以行车，太湖东南部洞庭山的柑橘全部冻死。从公元1131年至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降雪最迟日期是四月初九，比十二世纪前十年最晚的春雪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十二世纪的寒冷从北到南延伸，直到华南与西南地区。公元1110年与1178年，福州的荔枝全被冻死。金人在淇河两岸滥伐林木烧炭破坏淇竹，也印证了当时天气的寒冷。虽然十三世纪初期到中期一段时间天气有转暖的迹象，但到十四世纪，冬季又是严寒。公元1329年与1353年，太湖再次结冰。黄河在公元1351年十一月时就有冰块漂流到山东，而现代的记载表明，河南与山东要到十二月份河中才出现冰块。明正德十六年（1521），虽然淇县令赵之屏为修复武公祠重新栽植淇竹，但因气候变迁的原因，淇园不可能再有当年淇竹风光。

最后还想说几句题外话。郦道元并未介绍古淇河河道的变化，由地转偏向力推断，淇河初始应是自火龙岗北流。由朝歌、鹿台、钜桥的地理布局，依据军事战略一般的布局常识，三者初始时应在淇河的一侧，不可能初始布局是设在水的两侧，这是军事大忌，古人的智慧并不比今人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