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多年来，商朝末代君王帝辛（商纣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助纣为虐”也早已成为帮助罪恶势力的成语。最近看了一些为商纣王翻案的文章，颇有感触。
        从战国时期至今，始终有人为帝辛鸣不平。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对纣王高度评价道：“我来洹水忆殷辛（即纣王），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象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最后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象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驳说儒》）郭沫若还赋诗曰：“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归纣身。中原文化殷始创，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躇。”
       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中，也给予了纣王较高的评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但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200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对“纣王”一词这样解释道：“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字经》中讲了纣王的荒淫残暴后，又客观地讲到：学术界有人认为，纣王并非是一无是处，也有好处，开拓江淮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推行革新措施，反对神权，改革旧风俗，打破奴隶主世袭制，大量提拔新人，不看血统。也有人认为，纣王为统一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是统一中国的某一位先驱，并未得到公认。钱文忠认为，也正是纣王当时的积极措施，导致了纣王的灭亡。如开拓江淮流域要用兵，消耗国力，从而引起民怨沸腾等。
        以上这些翻案言论，子贡和顾颉刚都为纣王的荒淫残暴做了辩护，缩小了纣王的罪行；毛泽东和郭沫若则回避了纣王荒淫残暴的一面，将纣王看成是有功的民族英雄；钱文忠既依据《史记》讲了纣王剁九侯、脯鄂侯、宠妲己、筑酒池、悬肉林、剖比干、囚箕子等荒淫残暴的一面，也讲了学术界有人认为的纣王的好处，最后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而一些人却断章取义，以此说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2009年6月1日，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接受主持人张越采访时这样说：“有些批评，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大认同的。大概在前一段，四川有一家报纸，现在网上闹得也很热，说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我本来讲这个人是暴君，商纣王很暴君，这在历史上很清楚。那么我在里面讲，商纣王孔武有力，这个不是我说的，历史记载有，说商纣王能够把一个金属做的钩子铁钩给它拧弯了。……难道商纣王坏的话，就不许他身体好？……我讲的时候，我首先强调了商纣王在历史上是有定案的，我们中国史籍的主流记载都认为，这是一个总体上评价很暴虐的一个国王。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人一无是处。但是他就是拿这个出来，说我要为商纣王翻案。第一，我也没那么大胆子，去给商纣王翻案；第二，这也不关我的事，我去管商纣王翻案干吗？……希望把这个事弄清楚。……象这样断章取义的，完全为了造成一个轰动效应的，这个就大可不必了。”笔者认为，钱教授是站在非常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讲的，是对纣王最公允的评价。
        笔者认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关键是要客观公正，绝不能把历史和历史人物当作小姑娘任意打扮。在笔者看到的其他翻案文章中，一些彻底翻案者更是把《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有关纣王的荒淫残暴一笔抹杀。凡记载有关纣王荒淫残暴的史书，翻案者便引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此否定史书的记载。而翻案者认为对己有利的只言片语，却又信这书那书，旁征博引，甚至断章取义。《孟子·离娄上》中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这段话，怎么从未见翻案者引用过呢？“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荀子这段话以及更多史料中记载有关纣王荒淫残暴的文字，怎么也从未见翻案者引用过呢？在引用《史记·殷本纪》中对纣王的描绘时，翻案者只引“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以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就省略了。更有甚者将文章的本意篡改为对己有利的武器，如《史记》记载确凿的微子出走、箕子被囚、比干剖心，都是在纣王荒淫残暴腐败透顶三人反复劝谏无效后才发生的，而翻案者却把孔子称之的“三仁”说成是叛徒、内奸，是微子启因未能继承王位，而发生的宫廷政变，并反复引用毛泽东的几句话：“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而毛泽东的根据又何在？
       《史记》是公认的正史，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圣”，而彻底翻案者却以《史记·序》中所说的，其中有些史料取材于“旧俗风谣”，难免“残缺盖多”，而全盘否定所记载的纣王的荒淫残暴，兀自捕风捉影，臆想推测，把纣王说得完美无缺，甚至将比干剖心也一笔否定，主观臆断比干死于牧野之战。依据是，比干剖心按《尚书》和《史记》所载，应是周武王进攻朝歌之前，也就是目前被史学家所公认的公元前1046年，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卫辉市比干庙前所塑的比干像上镌刻的比干卒年却为公元前1029年，也就是说，纣王自焚之后17年，比干才死去的。翻案者忽视了一个问题，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国一直没有找到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有的只是汉代以来人们推算的年代，因为推算的依据和方法的不同，所推算的年代也不相同，据较权威的专家统计，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4种说法，其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何况翻案者说的相差17年？再者，比干像上镌刻的比干卒年何年所刻？是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之前？
       可笑的是，还有的翻案者竟说：“《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不曾对纣王作过批判。”翻案者经常引用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虽说纣之不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言外之意纣之不善还是有的。“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第十八》）这不明明是孔子对纣王的批判吗？除《论语》外，《潜夫论·慎微》中也记载道：“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举废也，在其所积。……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孔子在此不仅对汤、武的善进行了总结，而且对桀、纣的恶也进行了批判。
        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难道纣王真的毫无荒淫残暴腐败透顶的一面？难道史籍记载的都是胡说八道？在2009年4月的央视《百家讲坛》中，不仅钱文忠讲了纣王的荒淫残暴，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三十五）李斯变节”中也讲到：商纣王杀了他的叔叔比干，囚禁了弟弟箕子。他杀他的叔叔是挖心而死，他把他叔叔的心掏了。这是商纣王很大的一个过失，杀其叔，囚其弟 ，最后导致商纣王亡国。
       笔者认为，《尚书》、《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有关纣王的荒淫残暴是确有其事的，一些彻底翻案者的文章是或缺乏依据、或片面、或翻案心切感情用事的。
        用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纣王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一无是处，历史和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结论往往有所不同。总之，商朝在纣王的手中灭亡了，作为亡国之君，怎能没有一点罪责呢？真正要为纣王彻底翻案，还须出土新的文物资料佐证。（约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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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淇县作家协会主席，鹤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散文、电影、戏剧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