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约公元前1046),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应为“沬mèi ”），改沫（沬）邑为朝歌（今淇县）。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其它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

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对俘获的大批俘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亡。

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那么，是谁抹黑商纣王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一是周武王的政治宣传。

牧野之战，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决定性战役。为了解决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礼法的篡逆问题，周武王在与各路诸侯会师后，发布讨伐纣王的战斗檄文《泰誓》，历数了商纣王执政以来，像“用妇人之言”、“毁坏三正”以及“离逖王父母弟，断弃先祖之乐”等“自绝于天”的种种“劣迹”和“罪恶”。周武王的这一招无疑是是奏效的。他那怒发冲冠、激烈愤慨般的煽动演讲，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谋反之战，变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义之举。

为了让商纣王成为众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战前的最后一点空挡，再次做战前总动员，宣读《牧誓》，重申商纣王的罪恶。经过两番庄重的战前誓师，不仅使商纣王荒淫残暴、无恶不做的腐朽统治者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个队伍同仇敌忾，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一场在理论上“以有德伐无德”的战争号角吹响了。

商纣王死后，被周朝恶谥为“纣”。纣是马屁股后面的革带，有损贬之意。

二是《史记》的推波助澜。

商朝的灭亡之后，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们全部“封杀”。就连被后人尊崇为“史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商纣王的积极的一面，但像“好酒淫乐，嬖於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於鬼神”、“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重刑辟，有砲格”的劣迹却比比皆是。

三是神化小说的广泛传播

真正把商纣王推向罪恶深渊、万劫不复境地的，却是流行于明、清年间的那部虚构人物情节的《封神演义》。在这部神话小说中，作者美化周武王，狂贬商纣王，其残暴无道、罪大恶极的形象，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商纣王虽坏，但决不象传说中那样历害，他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人们把天下所有恶事都算到他的头上了。” 

宋朝学者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