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纣为虐岂不是祸水?误国害民难道不是妖姬吗?苏妲己啊,是什么蒙住了你美丽的双眸,让你的智商变成零了?”

       以上乃是网友对拙作《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王》的评论。

        我虽作了解释但显然失败了，因为妲己与纣王的名声已然被败坏了近三千余年，早已深入人心，不论是官方的《史记》还是民间的《封神演义》无不对此夫妇二人持否定态度。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缺乏相关的考古证据，因此对于事情的真相谁都无法做出绝对正确判断，孰善孰恶，孰黑孰白今人也就只有臆测了。

        对于纣王司马迁的《史记》乃载“帝纣资捷辨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战，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太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它有两个主要的敌手：西部的周方国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甲骨文里被称作人方）。 ”
　　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不过文王曾与纣王在山西黎城恶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姬昌很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于是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并为之付出血的代价。他击败周军以后，理应趁胜追击，可是纣王略作休整，却兵发东夷。于是无暇西顾，使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
　　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夷人尽管善弓，但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大，而且商军作战部队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被纣王指挥的商军一阵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做了俘虏。
　　据说，商军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

        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就这样周武王大大的捡了个便宜，用自己的二流兵团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对手 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大战。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其实很多在我们现在对历史商所有帝王看来，这六条根本不算什么，甚至有些可以并不认为是罪状。

公元前1046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均居今汉水流）、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 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灭亡。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西元前1027年，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地（今河南商丘）以祀殷后，留在殷墟管理商朝遗民，武庚却不甘心做周的臣子。周初，武王死后（西元前1026年），其子成王年幼（13岁），周公摄政（称咸王）。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因封地在周，称周公，后封鲁国，但未到鲁即封。他辅佐武王伐纣曾两次东征，并为西周奴隶制国家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制礼作乐，是我国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西元前1024年，武庚联合了管、蔡二叔以及商的属国奄、徐、楚等十几个国家一同向西进军，反周阵营声势浩大。如《尚书大传》云：“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管叔鲜，文王三子；蔡叔度，文王五子；霍叔处，文王八子。事监视商朝遗民，故谓三监）周公旦在千钧一发之际，于前1023年举兵东征，平定叛乱。前1022年，周公杀武庚，灭东方50国；管叔鲜被杀，将蔡叔放逐，霍叔被废为庶人。把微子（纣王兄）封于殷地，以代殷后，爵为宋公，以后为宋国，都商丘。武庚的后人便以他字中的禄为姓氏，称为禄氏。武庚战死，叛乱平定，殷人见复国无望，只好纷纷出逃。

每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与一个女人有关，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也不例外。夏桀时的龙涎，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事实上，历史上这类女子多被冤枉，商纣王时的妲妃也算一个，把一个政权的灭亡完全算到一个女人的头上是欠公允的。

据司马迁的说法是：纣王自焚而死，妲己为周武王所杀。另外《世说新语》中引孔融的话说，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妲己为周公所得，后来成为周公的侍姬，这可以从周师进入朝歌以后，再也没有贬抑妲己的话语，得到一些侧面的证实。

周文王和周武王立誓要灭掉商朝，是基于政治发展与私人仇恨所产生的态度，丑化妲己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商朝的灭亡是因为大力经营东南，重心已经转往长江下游地区，使得中原一带空虚，周人才得以乘机蹈隙，硬是把商朝的亡国，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就常识的观点看，也是很难使人苟同的。

帝辛暮年热中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确实是事实，说纣王“惟妇人之言是听”，就是对妲己的话言听计从，这一条罪状，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商代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

妲己只能算是商纣王晚年生活的伴侣或者说是玩物，对妲己，商纣王谈不上言听计从，倘若妲己在被帝辛宠幸的那些年月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何以妲己的族人，始终就没有能够得势呢？

如果说妲己有罪，顶多只是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嫔妃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硬要说妲己是亡国的祸水，也未免太高抬她了。（其实，她是完全做不到的。 ）

1.商纣王时期酒池肉林的确存在

日前考古专家们在商代第一个都城－－河南省偃师商城内发现规模庞大的石砌水池遗迹，证实商代帝王池苑确实存在。《史记》中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考古专家们在偃师商城内发现的“池”，经研究与史籍记载相近，是供商代帝王娱乐的池苑。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说，夏商帝王沉溺于宫室陂池，以前只见于古代文献记载，而今在偃师商城内发现大型人造水池，不仅印证了古文献记载之确实，而且相当直观地揭示了商代早期帝王池苑的规模。该水池于1999年被发现，长约130米，宽约20米，现有深度为1.5米，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而成，池底内凹，水池两端各有一条水渠通往宫城外，与城外护城河相通。

学者们基本否定了水池主要是用来“提供水源”的说法。杜金鹏说，在偃师商城各个宫殿建筑附近有多处水井，说明人们可就近汲取井水，更重要的是，在水池附近也有多口水井，使用年代与水池相同，井内出土了大量汲水用的陶器。水井与水池并列而存，可证明水池的主要用途不是提供生活用水。

杜金鹏说，但大型水池的存在，无疑会提高附近地下水位，从而间接地起到了“提供水源”的效果，也可用来防火、美化环境、改善小气候。

在偃师商城大水池南岸，还发现了临水建筑的遗迹。杜金鹏说：“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商帝王拥有池苑的记载，偃师商城宫池内的大型水池，应是早商帝王池苑的主体部分。而早商池苑已有一定规模，不像是萌芽中的形态，在夏代应当有其更原始的形态。因此，中国古代帝王池苑的出现，最迟可推定在夏、商交替之际。”古代并不缺乏山川秀美、林木茂盛之地，为何还要人工造池筑景？学者们认为，夏商时期，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相当频繁，而国内利益集团之间，也是争斗不断，帝王们往往深居高墙水壕之中求安，失去了接触自然景观的机会，因此开始建造人工山水。

商代池苑的确认虽有赖于偃师商城的发掘，但是商代池苑的最初发现，却是在郑州商城。那里出土的两个水池遗址，曾一度被认为是“提供生活用水的蓄水池”。偃师商城建于公元前1600年，于1983年被发现。遗址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50米，内有宫殿、庙宇、祭祀场所、青铜作坊、供水和排水系统等，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并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

2.商纣王让男女裸奔的真实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益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 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人眼里，商纣王的这种“裸奔”癖好是无法容忍的，纣王也因此成了淫荡君王的代言人。

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淫荡。古代有“欢乐谷”的遗俗，为的是解决未婚男女的性问题。周代时，也依然组织男女于桑林里“奔”。《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朝官方就会指定某些地方作为欢乐谷，令未结婚的男女聚到此处，结识性伴侣，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同居。

原始人类没有婚姻一说，也就无婚姻制度的产生。到了氏族社会，才开始采用集体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族群繁衍和防止乱伦导致族群退化而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到私有制社会，才有了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固定夫妻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婚姻制度。

男子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产生于私有制的婚姻，与人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女子也被看作男子的财产之一。在商周时代，婚姻制度并不完善。那些“奔者”的同居关系并不稳定，他们在某个地方同居一段时间后，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可能又会跑去挑选新的性伴侣。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没有建成稳定的长期的家庭关系，而他们的同居关系又是临时的，他们随时有重新挑选性伴侣的权利。

从考古发现，商周时代的坟墓，半数以上都是单墓，仅有一个商周人孤睡在坟墓里，很少见双墓或合墓的。这也说明当时结婚组建家庭的事例还不甚普遍，结婚也还不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原始社会时期的习俗，不婚或群婚，单身跟历史风俗有着关系。原始社会时期，是没有结婚的习惯的。

如屈原在《天问》中说大禹“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说的就是大禹和涂山女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和组建家庭，就在台桑“通”“嗜不同味，而快朝饱”。后来还生下了孩子启。《史记》里也有大禹“予不子”的记载，大禹从涂山女手中把孩子抢回来。也断定不了孩子就是他的，因为涂山女也是自由的，可以跟其他的人发生关系。

那么，纣王让百姓“大聚乐戏于沙丘”，“使男女裸相逐其间”，这其中的“沙丘”，有可能就是一个被官方指定的欢乐谷，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而已。说纣王淫荡也许并不是最客观的说法。

不论历史真相到底如何，总言之我的那篇文章是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对于自己男人的回忆，所以网友们不必苛求文中所写的真实性。俗话有言“情人眼里出西施。”相信不论纣王是邪恶还是善良在妲己的心里他都是最好的男人，因为爱是盲目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当妲己作为一个妻子回忆自己的丈夫时是不会有甚麽太清晰的是非观的。

且不言纣王的善良亦或邪恶，但是取代他的武王的领导核心也不见得有多麽善良以及伟大。

纪元前1116年，第一任国王姬发逝世，儿子姬诵继位，只有十二岁，还不能主持政府，由他的叔父姬旦摄政。姬旦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政治家，周王朝一切礼教和政治制度，包括前节所叙述的那些宗法制度之类的各种事项，据说都是他一手制定。他摄政后，把十二岁的侄儿挤到一旁，而自己以国王自居，这自然引起贵族的猜疑，认为姬旦终于会把侄儿杀掉。远在东方新被征眼的土地上，有四个最强大的封国，联合起来反对他。这四个封国是；
　　一　管国（河南郑州）国君姬鲜（姬发之弟）
　　二　蔡国（河南上蔡）国君姬度（姬发之弟）
　　三　霍国（山西霍州）国君姬处（姬发之弟）
　　四　殷国（河南安阳）国君子武庚（子受辛之子）
　　姬鲜等三人是姬发特别分封的三个封国的国君，拥有强大兵力，组成一条互相呼应的防线，防范并监视商王朝的残余子武庚，称为“三监”。可是现在三个监视残余敌人的封国反而跟残余敌人结盟，子武庚当然非常高兴周王朝发生内战，他希望打得越厉害越好。三监把武器发给子武庚，又联络附近一些始终未被周王朝征服的奄夷部落（河淮平原）、淮夷部落（江淮平原），起兵讨伐姬旦。他们声势浩大，以致周王朝的东方疆土全部陷落，人心恐慌，中央政府动摇。姬旦只好作孤注一掷的亲征，天老爷保佑他，自纪元前一一一五年，到纪元前一一一三年，经三年苦战，终算把“三监”联军打垮。子武庚跟姬鲜被杀，姬度被贬窜到蛮荒地区，姬处被废为平民。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被废为平民”的惩罚，即从贵族阶层开除，剥夺掉一切只有贵族才有的特权。降为平民，在宗法制度中的严重性，仅次于砍头。
　　瓶颈危机结束，姬旦乘胜加强在东方的统治力量。纪元前一一○九年，姬旦把他所得到的新奴隶——再度失败的商王朝遗民和奄夷、淮夷俘虏全部迁到黄河以南，洛水以北地区，兴筑两个相距二十公里的东西双子城，东称王城，西称成周——也称洛阳，城筑好后，即用这批奴隶开垦荒地，他们被称为“殷国顽劣的奴隶”，颈子上的绳索恐怕要系一个很长时间。
　　然而，就在洛阳筑城时，十九岁的国王姬诵向他那劳苦功高的叔父姬旦下手，剥夺姬旦的一切权力。两年后的纪元前一一○七年，姬诵又将有所行动，姬旦星夜向东逃走，投奔他儿子鲁国（山东曲阜）国君姬伯禽，又是两年后；纪元前一一○五年逝世。

以上关于周武王领导核心的内容乃是摘自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一书，从中不难看出周王朝仁义道德背后真实的不光彩的一面，所以我说纣王虽恶，可武王倒也不见得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