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前1075年--前1046年），名锌，号帝辛，帝乙之子，商第30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帝乙死，本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中国的版图除了略有扩张之外,基本就是纣王打拼的版图! 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浮虏倒戈，周兵攻之商都朝歌。帝辛自焚于鹿台。商亡。

自商灭亡以来的三千多年以来，作为末代帝王的纣王便以“千古暴君”的罪名为世人所唾骂。骂纣之声大多出自一本春秋时期的《尚书》。（《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此书的写作年代和作者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又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编纂过《尚书》）。需要说明的是：《尚书》虽贵为“《书经》”，但其真实性如何，还要打一个大“？”。因为有不少人说它是一部伪书。说它是“伪书”的人当然不是如老枪这样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而是一些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 就是这部所谓的史书，上面记载了许多有关殷纣王罪行的材料，这些材料又经司马迁之手写入《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中，纣王于是被久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纣王到底有哪些罪行呢？周武王在起兵灭商之初，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是“以有道伐无道”，给纣王定下的罪状是：酗酒、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六项罪行应该算是纣王的原始罪吧。照这些罪名，纣王无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于“暴君”。到了春秋时期，纣王的罪状又增加了一条，即“比干谏而死”。自汉《史记·殷本纪》问世后，商纣王变得更坏了，如：“重刑辟，用炮烙之法”；“九侯女不意淫，纣怒，杀之”等等。从此，历代史家说起暴君必数夏桀、商纣。到晋朝，商纣王又多了“解剖孕妇让苏妲己看胎儿模样”的罪状，还有其他离奇的情节。这时，商纣王已变为毫无人性的暴君。明朝虚构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奠定了商纣王“衣冠禽兽”的民间印象。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商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详细考证后指出：罗织在商纣王身上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累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关于纣王“酒池肉林”、“炮烙”的传说，周代和春秋时的文献没有记载，直到战国末期，才有了韩非子对“酒池肉林”、“炮烙”生动而夸张的描绘。

原来如此，商纣王是惨遭历史抹黑的！

为纣王脸上抹黑的不外乎三种人：敌人、仇人和别有用心的人。“敌人”自然为周人。周人因大王季历的大肆扩张，被警觉的商武丁所杀。继任者周文王又因图谋不轨遭纣王囚禁。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仇人”则为两类人。一类是商国的神棍们。由于帝辛王权的分外强势，使长期当道的神权旁落，神棍们由此对帝辛恨的咬牙切齿，便不惜勾结外敌成为倒商辱商的急先锋。一类则是商内部的叛逆者。主要是以帝乙之长子微子为首的加上箕子、比干等组成的王族反对党。微子因作为帝乙长子而未登帝位，而将登台的胞弟帝辛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两类人虽然目标不尽一致，但在倒辛上却步调一致，是抹黑帝辛的主力军。“别有用心”的人则是战国诸子。这帮先秦诸子们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史实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之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 “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一个“千古暴君”也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

 这些对纣王欲加之罪的抹黑，早就有人提出置疑与反驳了。最先站出来大声说“不”的大概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贡，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十九》）。”意思是说：纣王的所谓“不善”，并不象传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君子（这里指周人，含讥讽之意）讨厌身居低下的处境，怕的是天下的坏处都归到自己身上，所以极力宣扬自己而诋毁别人。孟子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尚书》中记载周武伐纣的一个章节）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意思是：完全相信书本上的话，那还不如没有书。对于《武成》这篇文章，只能相信其中二三罢了。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现在为了侵夺殷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木棒漂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到了现代，一代伟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后头那些有关纣王的坏话都是周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在国中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1157页）。”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一九五九年访问安阳殷墟时赋诗日：“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此当尚在殷辛前（指奴隶殉葬制度），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身。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以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归案莫踟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他在《青铜时代·驳说儒》里还说：“其实就拿殷代最后一个亡国之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说得万恶无道，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是很不公道的。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服东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为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 令人欣慰的是，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新华词典》“纣王”的条目上这样解释：“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个评价比以往史书上的任何评价都要积极、公正得多。

老枪其实特别遗憾于商亡于周。对于商亡之因，史学家们认为有四：一是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长子微子启，朝廷分为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杠，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二是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整即遭意外袭击。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四是商朝军队出征东夷未归，牧野一战，前线军队临阵倒戈。老枪则认为，纣一生中所犯两个致命错误—对反对派的仁慈（未采取铁腕手段）、用兵用错了方向（应先周后东夷）则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因。（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