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 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

（原题目：文学对社会的作用——王宏甲在巴黎中法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我觉得这篇资料《诗经》产生的大背景及其社会作用的论述，非常深刻，对我们理解《诗经》及正在建设的淇河诗园都有重要意义。所以郑重推荐此文。下面是原文。


    参加这个论坛，有机会向法国的作家、评论家、哲学家，以及法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学习，我很幸运。最初我准备的发言，主题是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关方面建议我对题目略加修改，让我讲讲中国作家应如何关注社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个话题，应该说是多数中国作家所关注的。这种关注，是同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命运相联系的，民族灾难之重，痛苦之深，不能不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碰上一个计算机时代在全球出现，面对各种陌生事物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当代作家也不能不关注社会，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主流基调。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这些年特别留意的是，要想能有比较开阔的眼光去关注社会，我就应当向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家学习，向五千年来一切优秀的文化学习。我相信古往今来一切为了使人成其为人的伟大奋斗和努力，都值得我深深尊敬，并且能够赐予我力量和智慧。

   100多年前，法国艺术家罗丹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而绝不是艺术家的时代。在现代生活中，追求的是功利。”他说，“心灵、思想、美梦，再也没人提了。艺术是死了。”在这里，罗丹关心的显然是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心灵、思想和美梦。

    今天是不是比罗丹的时代更好一些呢？我看到，我们似乎并不比罗丹幸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罗丹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全球加剧了。现在不仅是罗丹说的“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还是金融家和财团的时代。科技的大规模的开发力量，使全球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就在本月14日，威尼斯居民为自己的水城举行“葬礼”。威尼斯城的排水系统是很发达的，但当初的建筑师并没有预算到今天地球环境的整体恶化，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威尼斯的存在。科学家预言威尼斯城将被淹没看来已不是不可能。加上畸形发达的旅游业排挤了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许多人离开家园，威尼斯人口已减少到不足6万人。“葬礼”中，一艘粉红色的凤尾船载着一具棺材，由数十条小船护送，沿威尼斯大运河蜿蜒前行。最后，抬柩人打碎棺材，取出一面绘有凤凰的旗帜。这意味着威尼斯人并不甘心这座心爱的水城死去。中国人对这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期望是看得懂的。在我看来，凤凰涅槃寓意便是：只有人类的精神、价值观再生，威尼斯才可能从灾难中复活。

    今天，疯狂地获取金钱的作为，被经济理论包装着，空前放大。物欲侵占了心灵，科学压倒了文学。文学有什么用？艺术有什么用？它的用处好像就是放到拍卖场上，让富人们来评估和宣判它的品级和价格。

    但是，艺术是有用的，文学是有用的。

    3000多年前，中国的西周王朝派人到各诸侯国去采集民间歌谣，也鼓励官员和有文化的人创作诗歌，那是很把文学艺术当宝贝的——比青铜器更重要的宝贝！商王朝有很好的青铜器，可商朝被周武王灭了。商朝覆灭不久，武王去世，武王的弟弟周公负责辅佐年幼的君主，周公便是当时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发动去民间采诗和鼓励诗歌创作的就是周公。几百年后，这些诗歌被孔子收集整理成教育人的课本之一，就是《诗经》。当初周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那么看重诗歌？ 
    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的人讲贫富，西周时期的人讲贵贱，为什么有这转变？讲贫富，就是追求富。殷商富不富呢？汉语中有“殷富”、“殷实”之词。所谓“殷实人家”，那是讲民间家庭积蓄充实。我们由此是可以遥想殷商之富的。但殷商灭亡了。

    为什么灭亡？后人多说是殷纣王的残暴招致灭国！我以为殷的灭亡不能仅仅归咎于纣王一人的残暴，而是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了道德精神，导致一个富国覆灭。中国有句话说：“殷鉴不远。”周公汲取前车之鉴而倡导德治，这是周朝最显著的特征。

    我曾拜访过洛阳的周公庙，心想，周公为什么要倡导德治？在殷商社会，“天命不易”的说法已很盛行，这是说殷商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这是不可改变的。可是商朝被周灭了。可见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那么靠什么呢？周公认为，商朝失天下是因为失德，周人则因为“同心同德”才得到天下。那么，关键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有没有德。可是，怎样才能有德和保持住德呢？

    公元前11世纪，除了利用神的力量来约束君权，如何利用君权以外的力量来限制君权的办法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周公试图在人心的内部塑造有德的品质，从而使君王产生约束自己的力量。当然，一个社会，仅靠君王有德是不够的，还需要造化全体臣民的心。周公想到了礼乐。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来陶冶人心。礼和乐，是达到德的方法。

    周礼是周代完备的政典和法规。用政令和刑法来治理社会，上古就有。企图用文艺陶冶人心来塑造美德，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周公算得上中外第一人。他主持制定的雅乐体系十分恢宏，西周的诗是用来配乐歌唱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称“诗”为“诗歌”。西周的诗歌，有风、雅、颂之分。

    雅，是正统的宫廷乐歌，内容多是周民族的叙事史诗。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赞颂神明。雅和颂，主要是周朝掌管礼乐的官员或贵族的作品。倡导创作这些颂歌和史诗，首先是期望贵族们不忘祖先的创业事迹和传统。这很重要。因为无论夏朝与商朝的覆灭，最终都并非穷人灭了他们，而是贵族自己把自己灭了。

    风，就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这是周朝派采诗官员和文艺人才到民间去采集来的，称“采风”。直到今天，“采风”仍然是作家去采访的代称。把民间歌谣采集起来加以倡导，有利于民间传唱，社会影响最为广泛。

    殷商讲“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就是首先重视宗教与军事。西周的六艺教育则依次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把礼乐教育放在首位，用教育去推广礼乐，其影响就从塑造少年开始。西周音乐诗歌教育之发达，使乐律学有重大成就，十二律体系都在周代完成。

    礼乐制度的推行，雅乐诗歌教育的社会影响，使殷商时的占卜之风在西周逐渐淡化，人们从念咒语变出咏诗。殷人讲贫富，周人讲贵贱了。西周人认为，一个人即使穷，但不偷、不抢、不懒惰，精神可以高贵。一个富人，如果精神趴在地上，行为可耻，那也是下贱的。贫富讲的是外在财富的多寡，贵贱则讲人格精神的高下。

    中国有“君子”之说，什么叫“君子”？一个民间的小子，有高贵的精神，那也可以冠以一个“君”字，叫“君子”。

    如此，一个从人的精神内部发生改变的社会出现了。殷代甲骨文尚未发现“德”字，周代钟鼎的铭文里，“德”字大量出现。德字先前没有“双人旁”，由“直”和“心”构成，加上“双人”，意为人与人之间要以正直的心相待。德治便不仅仅是针对执政者而言的，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当不依靠“天命观”来统治社会时，一个超越商朝的时代就真正开始了。

    其实，中国殷商时期达到的繁荣，甚至难以用一个“富”来概括。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献集叫《尚书》，其中记载商朝的人赶着牛车去远方贸易。商族人发明了中国最早的货币，从而发明了通过货币来交换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这是商代最显著的特征。贸易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勃兴，商代进入青铜器的繁荣时代。贸易需要算术，使数学得到发展。从甲骨文可知，商代已经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来计数，并按十进位记数了。需要记账，文字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似的。商代的历法每年分为春、秋，这大约是后人把历史岁月称作“春秋”的来源。到商周之间，一年分四季。所谓“历史”，因有“历”，由“史”官对人事加以记载，便有了“历史”。商代不止甲骨和青铜器上有文字，《尚书》说殷的先人就有册有典了，那就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殷商时代的数学、天文、历法、文字、典籍、历史、乐舞、医药、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有了煌煌建树。论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乃至人口、疆域，兵员和武器装备，商朝都比来自西部的周族要强大很多，却被周取代了。岂不悲伤！

    可见仅凭富裕、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安全，更需要人心灵中的善良，需要美德，才能维系一个社会较好的运转。周公建立礼乐制度，用秩序规约人的外在行为，用文学艺术陶冶人心，塑造美德，培育人精神中的高贵品格，对西周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这是通过文学艺术的陶冶，在人心的内部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从方法论说，这是创造出从人心的内部来约束和建设自身的方法，既作用于人的个体生命，也作用于社会。距今3000多年前，释迦牟尼、孔子、耶稣这些塑造人类精神的圣人都还没有诞生，周公用文艺来塑造精神的方法先之问世了，每思于此，我都对周公肃然起敬，对文学艺术满怀敬忱！那就是凤凰涅槃。

    周灭商后，可以是一个武力征服者、财富占有者，周公选择了当精神的建设者。中国人讲“文以载道”，说文章与文学是用来表达和传播真理的。中国“政”字由“正文”构成，意为要用光明正大的文化去治理社会，而不是用武力和霸道统治社会。文的熏陶使人文质彬彬，并使克服黩武成为社会正统价值观。这些都在3000多年前开始了有意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周代创造了青铜器的黄金时代，最突出的“国之重器”就是青铜鼎，汉语“鼎盛”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周代还孕育催生了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为人们创造或占有更多财富带来了便利，这个时期周天子逐渐无力号令诸侯，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战车隆隆、烽火烛天，战争带来的灾难打碎了人们的生活。民间杀人不以为罪，抢劫盗窃不以为耻者大有人在。

    这是又一个追逐财富、武力、权势的时代，诗歌音乐没有人提了，文学艺术是死了，所谓“礼崩乐坏”！这时，孔子出现。从上古到春秋中期的诗歌，据说有3000多篇，孔子收集编纂了305篇，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它是中国日后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那是又一次凤凰涅槃。今天回头一看，多少宏伟的宫殿倒塌了，多少雄强的帝国崩溃了，多少曾经繁荣的经济消失了，但《诗经》没有消失。两千多年间，它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良心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伟大作为。
    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最大的社会作用，是在钱财横行、权势霸道、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发挥拯救人心的作用。人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都如同一个“器”，具有工具的特征，而一切工具都是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作恶的。因而在一切工具之上，应该有能驾驭工具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心的善良品质，它是唯一可以阻止这个世界倒塌的东西。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呼唤与塑造人心的善良，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当今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不是经济，也不是科技，而是人类的善良之心。文学艺术，则可以为呼唤和塑造人的良心，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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