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是三千年前殷商的未代帝王。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当是一个坏人；最起码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一个暴君的典型。但是，通过对一些古今伟人、名家、学者的言论分析、比较、研究，觉得殷纣王并非象传说的那么坏；相反，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同情和纪念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缔造者。
那么，他为什么成了任人唾骂的人物呢？
      原来，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人物，都要或多或少地被和他意见相悖的人所诬陷、谩骂。这些人有的出于个人私怨、有的出于集团间的矛盾和政治目的。他们为了树立自己，标榜自己，就不择手段地诋毁对方。特别是被骂者又处于失败地位，这样就形成“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局面。殷纣王就是失败之后被人唾骂的一位古代君王。
      殷纣王的被骂，到底冤枉不冤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较正确的史料能够去佐证这个问题。因为殷商离现在已远去三千多年。当时能够记载的文献唯有甲骨和竹简之类。西周攻取殷末帝都朝歌后,又大加洗劫,加之地面人为的和自然的变动,这样一来,关于纣王的真实史料就鲜为人知了。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只是有关骂纣王那一方的话。这些话的出处大多来自《尚书》。《尚书》这部书到底有多大真实性，还有待史学家去进一步考证。因为已经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伪书。如宋代的学者吴棫在其《书稗传》中就十分怀疑《古今尚书》是一部伪书。理学家朱熹也赞成吴棫的观点。到了明代，学者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指出它是一部伪作。至清代，学者闫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也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论据，“条分缕析，辩证详备，立论确切”,来证明《尚书》作伪的事实。
      就是这部所谓的史书，上面记载了许多有关殷纣王的罪行，以及西周讨伐殷纣王的战斗令和西周的德政。这些材料被司马迁不加考证，肆意地大量引用写进《史记· 殷本纪》和《周本纪》中，就成了殷纣王的罪证。
     《史记》作为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其中所用材料竟然“残缺盖多（《史记索引后序》）。”大概司马迁在编写此书时，由于搜集资料艰难，为了急需，只好“访搜异闻，以成其说”，而且，有些资料只能是“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归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史记索隐后序》）。”看来，《史记》里的有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完成去相信的。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要求我们认识事物必须透示现象看本质，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不能靠简单的直观去认识的……事物外部的表现形式常常歪曲和不正确地表达事物的真正本质（《简明哲学辞典》103页）。”“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附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830页）。”从目前反映殷商社会现象的文献中，一种很重要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那就是，在《尚书》和《史记》中，除了记载纣王荒淫、残暴的“暴政”之外，他的有关仁政方面的材料一概不见。难道一个可以缔造中华民族的人物在为政期间有的只是荒淫和残暴吗？显然不是。纵然纣王为政期间有一定的过错，但他的功劳肯定大于过错。不然，他的江山不会是“铁铜一般”的。这里，很可能是周方为了掩盖史实真相，将颂扬纣王的有关资料全部销毁之后，又编造了一些有损纣王形象的言论，传播下来，就成了今天的“史实”。
      看来，历史上有些问题到目前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有些事件并不完全切合实际。无怪乎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早就针对辱骂纣王这件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十九》）。”意思是说：纣王的所谓“不善”，并不象传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君子（这里指周人，含讥讽之意）讨厌身居低下的处境，怕的是天下的坏处都归到自己身上，所以极力宣扬自己而诋毁别人。孟子对这件事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尚书》中记载周武伐纣的一个章节）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意思是：完全相信书本上的话，那还不如没有书。对于《武成》这篇文章，只能相信其中二三罢了。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现在为了侵夺殷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木棒漂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纣王被冤枉，和明人许仲琳（一说道士陆西星）也有很大关系。许仲琳在他写的那部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上，对纣王大加诬蔑和丑化。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神话小说，它所写的是殷商的斗争，但并不附合于史实。其人物和情节，都是幻想出来的。”“它的内容包含着不少的封建糟粕，如所提倡‘三教合一’，正附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无形中成了统治阶级恐吓、愚弄、麻醉人民的精神枷锁（《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鲁迅先生也批评他说：“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己（《中国小说史略》）。”许仲琳是想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以小说的形式宣扬惩治残暴统治的。但他没有深入研究历史，只是站在方土的立场上，错误地把纣王丑化了。
      中国的历史问题中往往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旦某位学者对某个问题解释不清，或者不愿意解释时，就只能按照传统的说法自然地说下去。这样做，既省事，又不担风险。比如，关于殷纣王的坏，要找出一句肯定多么坏的话是很难的。许多史书上只是陈陈相因地说：“相传纣王是个暴君”。一个“相传”，就推卸了很多历史责任。至于纣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没有人去深入研究了。
但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对纣王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解决的问题。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新华词典》“纣王”的条目上这样解释：“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比以往史书上介绍纣王时的言词要积极公正得多了。“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纠缠细枝末节，要从大的重要的方面着眼，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历史人物也应历史地看待，不要求全责备，也不能人云亦云，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分析每一个历史人物；对他们有进步的、对历史作出贡献的一面，一定要加以肯定（《毛泽东的智源》６页）。”毛泽的的眼光是比较高远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后头那些有关纣王的坏话都是周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在国中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1157页）。”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研究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一九五九年他访问安阳殷墟时，触景生情，表现出对纣王的无限同情，当即赋诗：“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此当尚在殷辛前（指奴隶殉葬制度），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身。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以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归案莫踟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他在《青铜时代·驳说儒》里还说：“其实就拿殷代最后一个亡国之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说得万恶无道，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是很不公道的。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服东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为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越近，纣罪越多，也越不可信。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所谓的“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确实，要为纣王翻案，谈何容易！然仍有人愿作尝试。开始，翻案者小心翼翼，认为纣王在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人物。纣王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纣王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地位足以驾乎武丁（商代第二十三代国君）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时代，以及后人的尽情夸大。《尚书》中所提出的纣王的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千古之谜》帝王篇）。
      古今伟人名家为纣王雪耻的言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但是，时至今日，总还有人非要在纣王身上找一些污点骂倒他不可。最惯用的手法就是用淫秽的色彩往纣王身上刻意涂抹，把他描画成一个“淫棍”，然后再将一切酷刑和暴政的大帽子套在他头上，使他成为一个“暴君”，从而得到贬低其人格、毁坏其形象的目的。总之，这些人认为，纣王之所以把政权葬送掉，主要是爱酒色、听谗言、施暴政所致。
      翻开中国的历史，封建帝王哪一位在执政期间没有施过暴政？哪一位不是酒色之徒？暴政是残酷的，但有时不用也不行。谗言可以导致人主误入岐途，但一般的人总是爱听顺耳的话。酒色固然可以伤身、误事，暴政和谗言可以引起内乱；但实践证明，封建王朝中一些曾极力避免酒色、暴政和谗言的君主却也一样地误了国。远的不说，就明崇祯皇帝来讲，这个人为政期间，长于自律。动不动就下罪己诏。但因政治上昏庸，结果还是误了国。李自成也是一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在攻取北京的四十天里，由于他手下的大臣只顾弄权，使得大顺朝昙花一现。而大清国康乾盛世的两个皇帝为政期间，宽严并举，励精图治。虽然他们身边姬妾成群，在花天酒地里生活，非但没有误国，却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强盛，“使中国在非汉族统治的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繁荣富强的局面（《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圣祖本纪·说明）。”这足以说明，古时帝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方面的重大失误，而不完全是酒色、暴政、谗言所致。
      帝王身边的忠臣和奸佞最好的分界线就是看他辅佐君主时的言行对国家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害。利则忠，害则奸。不能笼统地认为“近纣者则奸则害，远纣者则忠则贤。”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看来并不恰当（原为“助桀为虐”）。至于女人的言行，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用“男尊女卑”的观念去评判了。我们应该明白，无论何时何地，作为女人，只要深明大义，有远见卓识，她们的话谁都应当听从。“女人是祸水”的恶俗的论调我们早应该摒弃了。中国历代的巾帼英雄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纣王的失败，究其原因 ，主要来自内忧和外患。内忧方面，我们知道，纣王登基之后，就埋下了被长兄微子启妒恨的种子（微子启为纣的长兄，其母生启时是妾，待生辛时立为后。按当时的法定制度，王后之子方可继王位。故辛继位，由是启恨）。微子启对于弟弟辛的继承王位耿耿于怀，总想和辛争夺王位。于是就想方设法制造舆论，对纣王进行人身攻击。他找到父师和少师（古时退休还乡的大夫一级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用煽动的话对人家说：“父师、少师啊，殷商（指纣王）恐怕不能治理好国家了……殷商就要灭亡了，怎么办啊（《古今尚书》·商书·微子）！”同时，纣王的叔父比干和箕子以及其他一部分老臣也都倾向于微子启。 那时候，“商朝的传统是旧贵族当权（《中国通史纲要》65页）。”纣王要改革一些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旧制度，往往遭到这些守旧派的攻击和反对。他们诬蔑他：“知足以距练，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并且“唯妲己之言是从。”甚至竟敢“幔于鬼神”（《史记》殷本纪）。这些惑众的带有攻击性的流言在朝中流传开来，使得纣王非常被动。这对于精明强干、自尊心很强的纣王来说，无疑地给他的心灵深处增加一种很大的压抑。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纣王下决心“不用旧人。而只任用跟他意见相同的人（《中国通史纲要》65页），”甚至还要“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95页）。”这样一来“扩大了殷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中国通史纲要》65页）。”在西周进攻朝歌的前夜，殷王手下的部分重臣竟然无耻地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抱着祭器，卖身投靠到西周去。毛泽东说，殷族内部，数微子最坏，并且还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毛泽东的智源》6页），”讨伐他的弟弟纣王。纣王继承的政权本来就是一个烂摊子。“受辛继位前后，殷朝国家政治的腐化、军力的衰落，都达到了极点（《简明中国通史》96页）。”接管这样的烂摊子，同时又出现“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对自己祖国和亲属的不忠不仁，甚至阴谋搞分裂、搞政变，妄图夺权篡位。处于这种情况下，纣王企图力挽狂澜，使殷商再度中兴，但没有能够成功，王朝还是灭亡了。
      外患方面，主要是东夷族不断在边境骚扰和抗赋，以及西周的阴谋叛乱和对殷政权的颠覆活动。
东夷的不驯服，由来已久。“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畔通叛）。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武乙衰敝，东夷侵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卷八十五）。”那时东夷还是殷朝的“属领”（臣服于殷朝的小部落）。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溯河西上，垂诞于水草本茂，土地肥美，宜于生息的中原地带。因此，不断地在殷的边陲进行骚扰，以便能够摆脱殷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为此，“殷朝统治者对背叛的属领国便用武力去镇压、讨伐（《简明中国通史》101页）。”到了纣王时候，东夷这种骚扰更加频繁，纣王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郭沫若非常同情纣王，叹息说：“百克东夷身先殒”。
      西周原是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祖先因受西北方戎狄部落的威胁，被迫率领族人迁居歧山下的周原。周太王的儿子季历时代，部落渐渐强盛，不断对毗领的殷商进行侵蚀。商王对此甚为苦恼。为了避免和周发生冲突，就以联姻的方式把女儿嫁给周王季历。但季历并不感悟，侵略野心不变,结果还是被商王文丁杀死了（《中国通史纲要》71页）。从此，商周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西周不断向东扩展其疆土，到了姬昌时代，周的疆土已经扩展到离商都朝歌只有百里之遥的地方，对殷商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纣王因此将姬昌囚禁于监狱中。姬昌的儿子姬发为了报父仇、雪国恨，在吕尚的辅佐下，于公元前1046年对纣王发起攻势。这时候，正是纣王刚刚讨伐过东夷十分疲敝、内部矛盾激化的危急时刻。所以，双方一交战，殷军大败，周军迅速占领殷都朝歌，纣王只好在城破之时引火自焚了。 作为一个古时的末代帝王，纣王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让人同情的失败的英雄，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让人怀念的这样的人物很多，如项羽、岳飞、文天祥、明思宗崇祯、李自成等。所不同的，这些人物都还没有遭到国人的痛骂；而殷纣王直至现在还在被人辱骂着，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殷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这说明，我们中原地区的人民实际上大部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这说明，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祖先主要的发祥地之一。那么，殷纣王也应该排列在我们祖先的行列之中。作为中华子孙，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祖先平反昭雪。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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