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新石器时代至先商时代，这里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烙印。已发现的花窝旧石器遗址、大赉店新石器遗址、先商石棺虽是突出代表，但不可能是全部。或许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这些先民遗迹会更多地被发现和认识。
淇河真正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对中华文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是在商王朝后期。自帝武丁迁居沫邑，即帝辛时的朝歌起，这里不仅是商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华文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积淀的政治、文化根基之深厚，使之成为即使在商帝国灭亡后的数百年中，也一直是周王朝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卫国是淇河文化后期的主要代表，传承了商文化的精神和特质，成为周文化中的一个特例。因此，自武丁至秦灭卫的一千年间，是淇河文化从产生、成长、鼎盛到衰败的时期。此后两千年间，淇河两岸虽不乏名士、名篇，但离文化辉煌则还有相当距离。
作为孕育文化的淇河，其上古时的状况已不可考。《诗经》中虽有不少吟咏淇河的诗篇，但作为考释来说则作用不大。存世的古代典籍中，最早关于淇河系统描述的，是北魏鹂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是一部记载河流的专著，具体成书年代和作者已不可考。据现代学者考证，《水经》的成书年代在两汉之交，后经多次修订，完成于魏晋之时。北魏郦道元以毕生精力给《水经》作注，注疏文字超过原文20倍，卷数也从3卷扩展到40卷，从而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辞藻清隽的权威性经典，成为千古流传之名著。
现知的最早的淇河的具体流向，是《水经》本文描述的。按《水经》原文的说法，“淇水出河内隆虑县大号山”，其后自今汤阴与荡水汇合，流至内黄白沟，自内黄向东北，与洹水汇合，经馆陶、临清，为清河，然后向东北经武城、东光、南皮一路东北，约于天津与黄骅交界处入于海。这时的淇河，是不与黄河交汇的。此时黄河的走向是在原阳处北折，经黎阳、濮阳、清丰、台前、东阿、茌平、高唐、年原、乐陵，一路东北入海，入海处在黄骅南部。胡厚宣先生《殷商史》所考证的商代地图上淇河的流向与此相符如契。
至东汉或东汉以后，淇河已改道。据《水经注》，“由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郦氏引《地理志》上的说法亦是如此：“淇水出共，东到黎阳入河。”而在注清水时，亦说：“谓之清口，即淇河口也，盖互受其名耳。”郦在黄河注中，亦有类似说法：“河水又东，淇水入焉。”淇河入黄河的具体地点，按郦注：“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这里的枋堰，是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而今浚县有前枋城、后枋城、东枋城，当是枋堰之地。而离诸枋诚不远，有淇门，当是淇水口之故地。据此而言，东汉时的淇河，已大致与今天的淇河流向一致。只是黄河改道后，淇河入卫河，但大致方位仍相差不多。至于《水经》原文所谓淇水北流问题，郦氏注中亦有二处：一是“淇水出东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为淇水，自元甫城东南迳朝歌县北。”一是上引建安九年魏武设枋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此二处所言是否为一处，证据不足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可确信：东汉时淇河仍通白沟，只不过是人为而非天然。《水经》原文所记是否与此相同，难以遽断。而姚慧明先生等认为“古淇河并非在今淇门处注入卫河，而是继续南流至浚县申店（古宿胥口处），折向东北流，经浚县官庄后，流经同山、白寺山、枉人山之东，至浚县瓮城（雍柳城遗址）蒋村（顿丘县故城遗址），再往前行在大伾山东北方向入古黄河”（《淇河：诗之河（之三）》）。不知何据，无法与之商榷。
两汉之际和东汉时的淇河，与商、周时的淇河是否一致，已不可考。但即便到东汉时，淇河仍是一支发达的水系，有数支河流注入，《诗经》中“淇水汤汤”的说法，是有现实依据的。据《水经注》，先后有四条河流注入淇河：一是沾水。沾水“出壶关县东沾台下”。“与金谷水合，金谷即沾台之西溪也”，“东北流注于淇。”二是西流水。“水出东岭下”。三是泉源水。即《诗经》中“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四是肥泉。即《诗经》中所谓“我思肥泉，兹之永叹”者。肥泉是左水、马沟水、美沟的汇合。《水经注》引《尔雅》解释肥泉之名，“归异出同曰肥。”同时，还援引《释名》：“本同出时，所浸润水少，所归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多条河流的注入，使淇河水量丰沛，蔚为大川，因而东汉时便设枋堰使之分流以通漕运。
淇河发达的水系和丰沛的水量，不仅滋润了淇河流域的土地，也养育了商帝国和卫国都众多生民的繁衍蕃息，哺育了灿烂卓越的淇河文化。汤汤淇水吟咏的不仅是那曾经的辉煌的年代，还有不尽的英雄和悠悠的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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