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类在进步，人们对社会事物的认识逐步在升华。于是，在意识形态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特别是以地区人文景观定名的地方文化，更能反映当地的综合发展水平。淇河是鹤壁人民的母亲河，也是鹤壁地区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特征。因此，大力发展淇河文化，已成为鹤壁人民的共同心声。
　　根据本人的理解，广义的淇河文化是指生活在淇河流域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淇河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上述意义上讲，广义的淇河文化至少具备四大特点。
　　特定的区域范围。即淇河文化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只有在淇河流域这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发展的文化才称得上是淇河文化。也就是说，不管历史上如何对这一区域进行分封变革（如商纣时改沫邑为朝歌，西汉时置朝歌县、黎阳县，五代时改黎阳县为浚州，元时置淇州，明时改淇州为淇县、浚州为浚县等等），也不管当今社会如何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如1954年8月，淇县并入汤阴县，1957年3月，国务院批准鹤壁建市等等），只要是在淇河流域范围内发源或者得以发展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均属于淇河文化。
　　丰富的文化内涵。淇河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可谓包罗万象。但总体上讲，它主要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大类。其中物质财富包括人类为了发展生产而开垦的土地、兴修的水利和开发利用的矿藏资源；也包括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制造或使用的各种农具、机器设备和电脑、计算机等现代化的劳动工具；还包括为了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而积蓄的货币资金和生产的食品、服装及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与住宅，等等。精神财富的范畴更宽，主要包括宗教、信仰和人类的哲学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研究发现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人类创作完成的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影视、歌曲、曲艺等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包括人类为管理社会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以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等。
　　悠久的发展历史。据有关史料介绍，约公元前50世纪，先民已在淇河沿岸繁衍生息（今淇县花窝村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后进入仰韶文化期（今淇滨区刘庄有仰韶文化遗址）。到约前28世纪至约前23世纪，居住在淇河沿岸的先民已进入龙山文化期（今淇滨区辛村有龙山文化遗址）。到约前22世纪时，尧命鲧治水，无功。鲧子禹奉命治平洪水。《尚书·禹贡》载：“禹疏河东过洛氵内，至于大伾。”这里述及的大伾，即今浚县境内的大伾山。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淇河儿女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最早史料。到约前21世纪时，黄河流域部落间商品交换已具一定规模。《尸子》载：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这里所述的顿丘，其位置约在今浚县屯子乡的蒋村附近。到约前17至前11世纪时，商帝武丁曾建都于沫，后迁到北蒙（今安阳市小屯）。帝武乙复迁于沫，历四世至纣。至帝纣时，改沫邑为朝歌。这里所述的“沫”与“朝歌”，其位置就在今淇县境内。关于这一点，《辞海》已作出了明确解释。由此可见，富庶的淇河两岸，不但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而且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尽管后人多把纣王列为暴君之列，但他对历史的贡献是抹杀不掉的。正像《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所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的…… ”
　　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淇河文化的发展史，尽管在不同时期内文化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悉心考究，就会发现每一时期的文化都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研究方便起见，本人特将其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等三个历史阶段。
　　所谓古代文化，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出不少优秀历史文化成果。例如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创作的《诗经》，堪称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光辉开端。春秋末期孙武创作的《孙子兵法》，世称天下最早之“兵经”。其中《诗经》中的《邶风》、《卫风》等多部作品，大多采自淇河一带的民歌。特别是自西汉以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更加确立了《四书五经》（包括《诗经》在内）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学人以此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标准，百姓以此作为“修身养性”的教条。它不仅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民俗等文化思想领域，从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塑造了华夏民族的基本精神风貌。而这些物质和精神，至今还沉淀在不少人的深层意识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明初著名小说家罗贯中，隐居许家沟村创作完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全传》，能够与《红楼梦》、《西游记》并称“四大名著”享誉海内外，这同时说明淇河儿女也曾为丰富世界文化作出过突出贡献。
　　所谓近代文化，特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文化。在这一时期内，淇河儿女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进步思潮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反帝反封运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涌现出许逸尘、朱自谨、曹书贵、孙保平、成珍、李三等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在这里，特别值得追忆和称倾的是浚县城关人张宗周、淇县北关人冯金堂和淇滨区谭峪村廉氏二兄弟等革命先烈。其中张宗周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沁阳组织革命武装并多次袭击清军。1912年当选为省议员，国民党河南支部成立后任副评议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失败后跟随孙中山到上海，1917年，他奉命在南阳开展工作时，因被人泄密被敌人杀害。冯金堂出身于矿工世家，9岁即在焦作下窑。1925年，在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他率公司200名中国雇员举行罢工，声讨英、日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从而维护了矿工的利益，他也因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焦作特委支部书记、河南省委常委，负责领导豫北地下党组织和焦作工人运动。1932年，他在发动和组织焦作中原煤矿工人罢工斗争中被捕，后英勇就义。廉瑞芳于1938年参加河北民军，1943年任太行军区三十四团连长。根据组织决定，回到家乡盘石头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游击队，后在一次反奸反叛斗争中被敌人杀害。其弟廉瑞山在哥哥的影响下，16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后任太行军区五十团排长。在打通林州和辉县两解放区的盘下战役中，舍身炸碉堡壮烈牺牲。类似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这里不再赘述。
　　所谓现代文化，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胆创新，锐意改革，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概括起来讲，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全市粮食、林果、畜禽等农牧产品和煤炭、金属镁、电力等工业品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商业、运输、饮食、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盘石头水库、电厂二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信息、旅游正在成为新兴支柱产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旧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市工业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步伐加快；高新技术新产品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正逐步实现办公或通讯现代化。三是城镇建设日新月异。“两县三区”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小城镇建设稳步推进，特别是淇滨区建设，集现代艺术、现代技术、现代风格、现代文明于一体，正在成为一座新兴的园林化城市和优秀旅游城市。四是文化教育欣欣向荣。全市人民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发展要求，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成绩斐然；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文化界名流以歌颂祖国建设和党的丰功伟绩为主题，以颂扬优秀模范人物为题材创作编写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展示了新一代淇河儿女的精神风貌。
　　上述四大特点，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淇河文化的基本风貌。于是，我们可以说，淇河文化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因此，深刻把握淇河文化的内涵与构成，对于探讨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规律，正确处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鹤壁市淇滨区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