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那个春天。那个人回到这里，曾经是家园的淇河岸边。
虽然，淇河依旧汤汤吟咏，淇园之竹依然秀整修长，桑园的桑柘还象以前那样蒙茸。但巍峨的城池没有了，壮丽的宫阙没有了，熟悉的族人没有了。断墙残垣的缝隙中，荒草恣意的滋长和枯黄。
那个人悲从中来，“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史记》），于是就作了一首诗：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
不与我好兮
可是，没有人来聆听他的诗，正如没有人理解他满含委屈的抱怨一样。因为那些人，已经把所有的鲜血与勇气，都滋润了哺育滋生他们的这快土地，剩下的活者的人，则被锁链、皮鞭、刀枪驱赶去了陌生的远方。（《左传》）
那些人，不曾作诗，也不曾悲痛。他们作了他们应该作的一切，付出了他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他们满腔热血，他们誓死如归，他们流血拼杀，他们慷慨赴死，却惟独没有一边叛国投敌、一边惺惺作态地悲痛。他们不曾、不屑、不敢、也想象不到如此的无耻！他们跟随他们的领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抗，他们的壮烈和豪勇威震敌胆，叱吒风云，他们的努力奋斗，惊天地而动鬼神！如果非要他们吟诗，他们一定会象后世伟人那样自豪地说：“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毛泽东）
领导他们奋起反抗、光复故国的领袖，他们叫他武庚，一个年甫弱冠的少年。
就是这个称号，不仅生前震慑天下，如日中天，令人不敢逼视，而且，即便其死后，无论何人提起无不衷心感佩，莫敢当其锋！倾全国之力打败他的周王朝，亦称武庚而不直呼其名！并且因此而使后世史家弄不清他的名字：有的说：“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竹书记年》）有的说是：“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有的则于二者之间和稀泥：“封纣子禄父（武庚）为商后，留在商都。”（郭沫若：《中国史稿》）有的更简洁：武庚，字禄父————全然不顾中国人有名有字是春秋时的事的历史事实。
其实，他是帝辛的儿子，叫禄父。武庚，是根据商朝的习惯，自封的帝号。他的祖先，都是用天干做帝号的，这是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与尊严，他退无可退。自称为“武”，是他和他的民族最热切而崇高的希望————武靖天下，武力复国！
在他的祖先中，能称为“武”的无一不是开疆拓土、武功烈烈的大帝：商汤，自称武王；武丁；武乙；以及被后人称为武王的父亲帝辛（《诗经~玄鸟》）；还有就是他————武庚。也许，他的武功没有先辈们显赫昭彰，但不论族人还是敌人都异常认可他这个闪耀着无限荣光的称号————在复国战争失败后，殷人为纪念他，有一部分便以他的名字禄为姓，并留在朝歌为他守墓！
起先，周武王在“商奸”引导下，乘虚而入，一战灭商之后，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胜利竟无法承受：虽然一直在为灭商作准备，却从没料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巨大，这巨大的胜利果实竟让弱小而野心勃勃的周人感到消化不了：周武王姬发竟彻夜难眠，“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史记》）不得已，只好把帝辛幼小的儿子禄父抬出来，做个空头王，并派三个弟弟率军队就近监视————只是周武王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他把一个幼弱少年封为战败民族的领袖，却是把蛟龙放入大海，从此掀起的滔天巨澜，差一点淹没了作为战胜者的周王朝！
武庚所领导的复国战争，本是一个民族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作出的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作那些惯了奴才的人来说，这也是罪：清人李锴的《李铁君文钞》中有一篇“武庚论”，大大发了一番令人作呕的宏论：“或以武庚為殷之忠臣，周之頑民，誤矣。武庚帝受之肖子，成湯之罪人也。。。。。。夫殘其后，朁其國，而斤斤以其君臣申告其子，若士用殷道，以保又周民殷周如一者，何哉？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必有其故也。若武庚者，假復殷之義，有利天下之心，事集叛道，不集斬殷，適為成湯之罪人而已”，不是明明白白教你们做奴才了麽？为什麽还不听话？你们成功了是“叛道”，失败了是“斩殷”————断了殷的香火，知道不？对于武庚的反抗，周人只是愤怒，而奴才则要求不但应该顺从，而且要对残灭国家的敌人感恩戴德！
也许，鲁迅说的对，汉奸和奴才比敌人更凶残。
当时的“商奸”虽然连哭都不敢，但毕竟还悲伤了一下，后世的汉奸，则不仅自己作奴才，而且还教导别人心甘情愿地做奴才！这也算是两千年进化的成果吧。
二
没有人能够相信，那个年轻的躯体，蕴藏着这麽大的能量。
没有人能在团团包围、密切监视中，作出如此大的动作。
于是，周人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于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史记，管蔡世家》）
知道吗，是周人自己内乱，挟持“武庚”当人质，是三监之乱，而不能说是武庚之乱。管、蔡这样做，只是要更多的炮灰罢了。以武庚的能力和身份，形不成如许规模的叛乱，也没资格成为周王朝的对手。
武庚？一个傀儡而已。
大邑商的王畿已被分割，北有邶，霍叔在那儿；东有卫，管叔在那儿；南有庸，蔡叔在那儿；西边，是巍峨的太行。朝歌弹丸之地，文臣武将阙如，兵仗粮草皆无，区区毛头小子，那什么造反？————哦，也许记错了，大概封武庚于邶，霍叔担任总理。谁知道呢，反正那小子没有实权是真的。（杨宽《西周史》）
乍一看，周人的处置是妥当的，防范是严密的。一般情况下，武庚是不可能造反的。有个十年八年，殷商就会完全被消化掉，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消逝在风中的传说。别的地方造反还有可能，在此严重防范的地方无疑天方夜谭。
其实不然。周人一战亡商，消灭和摧毁了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没有消灭商王朝的基本势力。与周人作战的是商王朝的战利品————东夷的俘虏，而非其主力，商王朝的主力驻扎在东夷。（许倬云：《西周史》）所以才会临阵倒戈，所以才会那么惊人的脆弱。而仅仅临时武装起来的朝歌的普通商民，却死战不休，以至血流漂杵。（郭沫若《中国史稿》、〈尚书〉）这是周人和商奸里应外合的结果，取胜的捷径，但也是后遗症最大的办法。而且，舍此之外，姬发就是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挑战煌煌大商的不测天威————大王季历和文王姬昌的殷鉴不远，言犹在耳，音容宛在！（《竹书纪年》）
不仅如此。在煌煌大商面前，周人是如此渺小，不堪一击。即便战胜之后，仍然不住口地习惯地叫着“大邑商”、“大邦”、“大国”，而自称“小邦”。（《尚书》）而作为战胜者的周武王，却因为担惊受怕，忧心忡忡而英年早逝。这实在是无与伦比的绝妙的讽刺！
在铁铸一般的事实面前，一些诚实的史官再也不忍信口雌黄，而是秉笔直书：“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竹书纪年》）而周公姬旦恼羞成怒的一句话也不经意间泄露了天机：“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序。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尚书》）用白话讲就是：“混帐小子竟敢趁我内乱复国！而且还看不起我！”二十世纪新史学兴起，更是直指奔心。史学大家郭沫若说：“武庚乘机和管、蔡串通起来，联合了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郭沫若《中国史稿》）史学名家徐中舒说：“武庚也有手腕，他能挑拨周朝内部造成分裂。”（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参加武庚复国战争的商朝东方旧部有蒲姑、熊盈、徐夷、潭、鬲、榖、州、绞、郦、萧、费、弦、黄、葛、秦、齐、郯等十七国，这岂是管、蔡、霍所谓的三监能指挥的了的？三监与周公的猜忌和争斗，只不过是给武庚制造了一个发动复国战争的机会，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和绝世才华的舞台罢了，而将这场波澜壮阔的复国战争称为三监之乱，仅仅是周王朝玩的拙劣的掩耳盗铃之计而已。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规模之巨大，战争烈度之深刻，战争创伤之深重，都是牧野大战所无法比拟的。而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这场战争打了五年。当代史学家根据丹徒出土的《俎侯夨簋》铭，认为“根据铭文中“武王、成王伐商图”，此器当为康王时器，可能周王室的东征一直延续至康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漫长的半个世纪。武庚所领导的复国战争，点燃了广大的东部地区的反抗烈火，在武庚、东夷十七国、三监为主的全面战争失败后，局部的反抗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周人所谓的“刑措不用四十年”的“成康盛世”，根本上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泼天大谎。
战争是残酷的。无论是对于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武庚的复国战争，是因周公欲篡权而“摄制称王”而引发的周人内部动荡所制造的时机的产物，同时，这场战争也成就了周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的事实上的割据，弥和了周人内部的分歧————尽管是表面上的————周公封国五十，建立了自己坚实的现实势力，但又表面上“还政成王”，所以，周公死后被葬以“天子之礼”，成王并抛弃前嫌，把周公捧到“圣人”的崇高地位，借此以安抚和绥靖东方，维持了新生的周王朝的统一。而对于普通的周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创伤是深痛的。大量的伤亡，以及由此而来的悲怆溢于言表：
《诗经·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死生契阔，不我以归。（《诗经·击鼓》）那么多人殒命沙场，魂断故国，能够百战余生，怎能不“亦孔之将”！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如果将此诗与周公恣肆倨傲地警告成王不要妄想变天的《鸱鴞》相比较，政治家的阴险毒辣和普通人的悲惨泾渭分明！
三
匆匆。
烽烟散尽，河山梦断。
武庚所领导的复国战争，被周人的战争机器无情碾碎。
武庚的命运呢，绝大部分的史书都说武庚被杀，只有《逸周书。作洛》说 “王子禄父北奔”。 武庚北逃到何处，人自言殊。有人说是逃到邶，有人说是逃到燕蓟，更有人说是逃到东北内蒙一带。武庚之所以往北逃跑，是因为商代兴起于北方，武庚是回到自己祖兴之地。傅斯年先生就曾经说过商代兴起于北方，及其灭后又回到北方。
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根据清光绪年间今涞水县出土一批铜器铭文都带有“北白”等字样，提出邶国在今河北涞水县一带的观点。魏建震《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一文因此提出：邶国的始封地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以后曾迁居涞水一带，涞水出土的多件邶伯铜器即其证据。魏建震据此认为“王子禄父北奔”的地点是涞水流域，邶国随之北迁。
也许，觉得这样逃的还不够远，仍在周人的军队的打击范围之内，王国维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邶即燕。而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超绝想象，却得到了很多研究专家的认同。曾经以编选《新月诗选》而名噪一时、反右时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的甲骨文专家陈梦家大声喝彩，史学名家金景芳并进行了具体考证。有人认为，召公是一路追击武庚到燕蓟，所以才被封于此地。因为召公的封地是郾，而战国中期以前，只有郾国，没有燕国。燕国是后人传写之误————也就是汉代人写了错别字！
有人联想的更远。武庚既没逃到邶，也没逃到燕蓟，而是逃到了东北————逃回了老家。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页。” “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有人因此认为殷商是东胡的祖先，并考证道：“据《史记·殷本纪》“索隐”说：“北殷氏秦宁公所伐亳王，汤王之后也”。《通志略·民族略》注曰：“成汤之后，有北殷氏”。殷商氏族自契至汤14世共八迁，渡黄河而至殷(今河南安阳)，是经过了一个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也不是整族聚迁。其中故土难离者有之，年老体弱者有之，遵命留守者有之。这个“北殷氏”可能就是殷商南迁后，仍然留居蕃(亳)与“砥石”之故地者。他们原来不称“北殷”，直到商族迁至“殷”地以“殷”做为国都后，才有“北殷”之称。形成“南殷”、“北殷”相互对应之势。”因此，“在周公大军追杀下，武庚逃到那里都是死亡之路，而逃至殷商兴起的故地——北殷氏之地，或许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因为他认为这里有他存留的社会基础。武庚在北殷之地建立北殷王国，企图以此与周王朝对峙抗衡，但周王朝是不允许这个王国存续的。经过这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北殷王国便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从此，北殷氏族人不敢称其名，外部人不知其名，认为北殷氏族已经“蒸发”了，因而史书便把北殷氏后人称为东胡了。”（边城古月：《东北地区最早的政权——东胡》）
商人自北而南的迁徙路径，近年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其原因是气候变化。（张渭莲：《气候变化与商人南下》）王国维以来的商人东来说已渐渐式微。所以，武庚北奔就有了越来越多的落脚地。但是，武庚北奔了，领袖带着随从跑了，跟着他反叛的众多商人呢？他们的命运有将如何呢？
有一部分成了俘虏：“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
有一部分逃跑了，向南渡过了长江，向西到了湖北、四川。（许倬云：《西周史》）武庚复国战争的主力奄国，受不了周公、成王的蹂躏，逃到了今天的江苏常州的武进、句容一带，建立了淹城。（武进文化局：淹城遗址探源）而商王朝驻扎东夷的部分，则一路向西，留下了三星堆遗址。
也有人说，商人没有向西、南逃，而是出海了，到了美洲。“有关殷人东渡美洲的论述，较可能最早是1907年日本学者白易库吉在日文《地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扶桑国》提出的。 对此提出考证的，还有甲骨文大师董作宾，他作的殷帝辛日谱对攸侯喜抚征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周武王灭商之际，25万殷军、军属及和平居民连同涕竹全部失踪，虽无从查起 ，但东方之东也在东方，可推测殷人东渡当在美洲，正是东渡的殷人发展出了奥尔梅克文明。 人们通过研究认为，美洲新大陆的所有文明有可能起源于同一祖先，即奥 尔梅克文明。向更深层次挖掘，商殷—奥尔梅克文化， 虽然是中美洲文明的核心，但仍不是源头，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文明——这便利益于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对奥尔梅克殷人祭祖玉圭文书的破译。 这个破译，引起 了国内外相关媒体的广泛关注，形成轰动效应。总而言之，一句话，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美洲文明源于中华文明的东迁。”
往事入梦，随风消散。
此情可待成追意，只是当时已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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