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文化研究3

从帝辛到商纣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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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辛到商纣王(上)
 
作者:任慧生  加入时间:2008-10-1 10:39:01  

从帝辛到商纣王

——淇河文化研究札记

 

 、 两种文化两种历史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季历、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但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杯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通过这些雪泥鸿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对于这一点,现代人对历史有一个极精致的比喻,将历史分为两部分,其交界处是皮肤。一面是皮上的历史,另一面是皮下的历史。皮上的历史是给人们看的。但真正主导历史走向和进程的,却是皮下的历史。最近火爆一时《货币战争》一书,就是人们探询皮下历史的一个尝试,揭露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之外的历史存在。

 

  、帝辛的罪状

 

那么,在周人的历史中,帝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罪状又有哪些呢?周代的官方书没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典《尚书》中,有三篇记录帝乐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战前的战斗动员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三国时陈琳为袁绍写的《讨曹操檄》和唐代骆宾王为绿教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

《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礁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下》)

(《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于是使师谓作新淫声,比里之舜,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占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厅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罔为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间,为长饮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闯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而用费中为下。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闯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妇,纣又  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

“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正是基于此,历史学界巨擘、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的大地震。按顾颉刚先生的阐述,“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其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顾起刚:与钱彦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辩自序》)在这里之所不厌其烦地引用顾氏的理论,就是为了能以此为准绳,来认清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

 

 、 谁在抹黑帝辛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武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姬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姬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姬昌,囚之  里。姬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姬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姬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武王姬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继位的武王姬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姜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按现代的话,应该叫做“商奸”——那时尚未有汉民族。“商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们。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治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商奸”。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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