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古窑群与长城砖(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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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古窑群与长城砖(续)
 
作者:陈志付  加入时间:2008-5-30 9:54:37  

  大运河沿岸地名解读(上)]

    明朝永乐年间,一个名叫张澜的天津船工由卫河南下来到淇县安家落户,在淇河边改行当上了一名窑工。一晃数百年过去了,王长安在他的外祖父的家谱中发现,自己就是当年的窑工张澜的后代。

  自王长安在淇河发现的第一块文字砖被专家确认为长城砖起,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保护和研究这些砖头上面,以至他的家中到今天连电话也用不起。他说:“淇河古窑群与长城砖是淇河文化的重要代表,保护好长城砖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长城砖窑工的后代。”

  目前,王长安撰写的《淇水与万里长城》一书已经成稿,长达6万余字的书稿凝聚着一个窑工后代10余年的心血。

文字砖上的明朝年号和军卫、州、县名称清晰可见。

淇县文史工作人员在考察古窑群遗址上残存的窑帮。

  窑工后代迷上砖头

   年近花甲的王长安在淇县是人所共知的“砖头迷”,他对文字砖的痴迷令周围许多人无法理解。“经常从外面捡些砖头回来,弄得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不知他中了哪门子邪。”就连王长安的妻子也这么说。

  自从1997年8月在淇河岸边发现了第一块文字砖后,王长安就把收集文字砖作为自己研究淇河文化的切入点。面对人们的不理解,王长安总是一笑了之,他认为自己捡回来的每块文字砖都是淇河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代表,“我生长在淇河边,是一名长城砖窑工的后代,应当去保护和研究它们。”

  王长安的外祖父是淇县西岗乡小河口村人,家谱中记载:先祖张澜,原籍天津,是卫河上的一名船工。明永乐年间,张澜由天津南下,经卫河来到淇县西岗乡小河口村定居,并改行在淇河边当了一名窑工。张澜在小河口村娶妻生子,繁衍发展至今,成为人口众多的张氏一族,王长安的母亲即其中一员。

  别人把王长安称为砖头迷,而王长安则以长城砖窑工的后代自居。

  王长安住在淇县农村,家里种着几亩地。10余年来,他抛开一切事务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收集和研究文字砖上,在走完淇河后又从卫河的源头考察到卫河的尽头。由于不分昼夜在外奔波,他已骑坏了9辆自行车。记者在他家的院子里看到6辆已经散了架的自行车。王长安外出考察文字砖时少则需要三五天,多则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次出门他从家里带上一袋馒头当干粮,回来时干粮袋里的馒头则成了“砖头”。

  村里人见王长安从外面回来,便对他的妻子说:“你家当家的又把砖头捡回来了。”说话的人看似在逗趣,实则流露出对王长安的不理解。采访时有人对记者说,这样的古代大砖在淇河边到处都有,王长安却把它们当成宝贝似的一块一块地往家里扛。

  在王长安的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能够看到的便是上千块古砖和两万余册图书。王长安说,根据书中记载,明朝时河南、河北和山东等省都建有皇家窑场,因此他每到一地除了要走访和考察古代的砖窑,还要到书店和图书馆查找资料,这些年来他购买的两万余册图书,为他研究淇河文化提供了很大帮助。

  王长安对研究砖头舍得花钱,而他在生活上却处处省吃俭用,至今也舍不得用手机,家里也一直没有装电话,平时要打个电话还得跑到外面找公用电话。为了节省资金收集和研究淇河古砖,他甚至戒掉了烟和酒。

  一方面,淇河边众多的古窑群均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史料中对明朝时期河南、河北及山东等省境内的卫河两岸当年皇家窑场的烧造情况有诸多介绍,却未见对淇河两岸的古窑群有所记载。因此,王长安在淇河边收集到的明代文字砖对研究淇河古窑群和淇河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史料中未见有记载,令王长安深感遗憾,也更激起他对淇河古窑群和长城砖的浓厚兴趣。10余年来,他反复到淇河边的古窑群遗址考察,一次次在淇河及卫河两岸的乡镇和村庄走访。只要有了新的发现,他便查阅相关史料进行考证,并及时与有关专家沟通。一旦获得了长城砖的线索,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烈日当头,也不管路有多远,他带上干粮就出发,啃干馍,喝冷水,夜宿车站,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儿。

  10余年的心血换来的上千块带字和不带字的明代古砖,让王长安感到莫大的欣慰。他在走访和考察中发现,淇河一带不仅流传着“李娘娘与长城砖”的故事,同时也流传着“王越与长城砖”的故事。在位于淇河岸边的浚县卫贤镇南纸坊村,发现有明代嘉靖年间的石碑,碑上刻有“南修大堤堵海水,北修长城挡鞑兵”等涉及长城的内容。南纸坊村便是传说中明朝时期生产长城砖包装纸的地方。王长安说,淇河边的明代碑刻、大量的明代文字砖实物和民间传说,填补了史料对淇河长城砖记载的空白。他背着文字砖和考察笔记到北京找长城研究专家。专家告诉他,山东临清县是明代皇家烧砖的重要地方,该县文物管理部门目前仅有两块明代文字砖,他能够在淇河与卫河两岸收集到数百块明代文字砖实属难得。

  淇县有许多人说王长安是个地地道道的砖头迷。王长安则对记者说,淇河边的古窑群已完全被毁坏,他收集的文字砖被北京的长城研究专家确认为明代长城砖后,“身为一名长城砖窑工的后代,更增强了我研究和保护长城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真是大开眼界了!”在王长安家里看到明朝时期不同规格、不同年代的文字砖,令在场的人齐声赞叹。

  面对赞叹,王长安说:“为收集带字的长城砖,这些年我一直在‘大海里捞针’。”

砖头装在大缸里

  按照文字砖的不同规格和年代,王长安把收集到的750余块带字的明代古砖分成237组(种),其中来自淇河边的文字砖达27组(种)。文字显示,这27组(种)淇河边的明代古砖为“成化十七年彰德卫窑造”、“成化十九年安阳县窑造”、“弘治四年淇县窑造”、“弘治十四年淇县窑造”、“正德二年卫辉府淇县窑造”、“正德十年彰德卫窑造”……也有一些不带年号的文字砖,如“彰德卫窑造”、“濮州卫窑造”、“陈州卫窑造”、“河南卫嵩县千户所窑造”等等。另外,从古砖上的文字记载可以发现,当年来自外省的军卫也曾在淇河边建窑烧砖,如“宁山(今山西晋阳)卫窑造”、“宿州(今安徽凤阳)卫窑造”等等。“卫”是明朝的军队编制,一卫5600人,分为5个所,一所1120人。

  来自省内外的军卫和府、县都在淇河边烧砖,可想当年繁忙的烧造景象。从前淇河下游与卫河全线通航,是著名的水上运输通道,而且淇河两岸的土质非常适合制坯烧砖,所以当年朝廷会选择在淇河沿岸建皇家窑场,并发动各地军民在此烧砖。

  王长安家里的两间卧室里放着12口大缸,大缸里面装着经过挑选后有代表性的文字砖。一开始,王长安发现老鼠喜欢在文字砖上面磨牙,曾经啃坏过砖上的文字。于是他把家里的粮食放在院子里,腾出大缸来装砖头。随着文字砖越积越多,王长安陆续又买回来一些大缸,有了大缸,就不用再担心老鼠啃坏文字砖了。

城墙砖与长城砖之争

  目前,王长安撰写的6万余字的《淇水与万里长城》已经成稿。“我收集和研究长城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它们好好地保护起来,让它们成为长城文化和淇河文化的一种历史见证。”王长安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淇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一提起长城和淇河我就感到亲切和自豪。

  通过《淇水与万里长城》书稿,能够看到王长安心中历久弥坚的“长城砖情结”。他在书稿中阐释了对淇河、长城及长城砖的认识与思考:淇河是一条母亲河,她在长城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气概的象征,长城的修建经历了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长城是长城砖经过烧制后由卫河装船或通过其他途径从远方运来,在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的条件下砌建、构筑、完成的一项空前浩大的工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纪念碑,长城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和智慧。然而,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消极的,长城的修建限制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曾经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仅就军事作用而言,长城最终没能达到设计者的防御目的,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是明朝,但在其后期长城形同虚设,清军出入长城如入无人之境,又像走亲戚一样来往非常方便。正如后来清康熙帝所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

  康熙帝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驳回了大臣蔡元提出的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的请求,坚持与各民族建立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他的开明和开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阶段性的盛世。也是因为这个异族皇帝的明智之举,给中国历史上持续了2000多年的长城修筑工程画上了句号。

  然而,王长安的长城砖情结受到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的置疑——尽管已有北京的专家对王长安收集的明代文字砖为长城砖给予了认可,但是有人认为淇河边的古窑群固然是当年的皇家窑场,当年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长时间、大规模营建京城,史料中对明王朝发动全国军民建窑烧砖营建京城的那段历史有详细记载。史料中明确地说,明朝永乐初开始,为了“营建北京,河南、山东以及北直隶河间诸府均于运河沿岸建窑烧砖。工部派管造官常驻临清、直隶、山东、河南,军卫州县有窑座处统辖”。这些史料记载恰恰说明上述各省的军卫和州县当年设立的皇家窑场是为京城烧制城墙砖而建,王长安在淇河与卫河两岸收集到的明代文字砖应当为北京的城墙砖,说它是长城砖缺乏历史依据。

  不过,持上述观点的人同时又认为,王长安的明代文字砖无论是长城砖还是城墙砖,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他的文字砖为研究淇河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全文完)   
  淇滨晚报200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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