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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居淇河西大堤上的纣王墓
□记者盛夏文图
淇河边最重要的地标性城市——朝歌（今淇县），是商代百年都城，后为卫国国都四百年。两段迥异的历史叠加在同一块土地上，恰如一枚硬币的ＡＢ面，Ａ面朝歌和Ｂ面卫城，细品，滋味截然不同。
在朝歌城中，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帝王，数千年来，很少有像他这样被脸谱化的帝王，他被世代的百姓诅咒，甚至凝定为一个成语——“助纣为虐”，他就是商纣王帝辛。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下午，我出淇县城东行８公里，来到河口村北的淇河西大堤上，在这里我看到一座高大的土冢，其后依附有两座较小的土冢，这就是纣王及妃子墓。墓前石碑上“纣王之墓”四个字，是１９８７年由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
我在墓前停留了约２０分钟未见游人，一辆小排量私家车绕坟转了一圈儿，卷起烟尘走了。这个场景充满隐喻色彩——被明朝许仲琳《封神演义》妖魔化的纣王，很长时间里，也是这般被诸多史学家粗看一眼，马上就下了结论。
事实上，作为一个在位５２年的帝王，他不可能是个脑子进水的弱智儿。从古及今，也一直有对他比较客观的评说。
春秋时代，孔子弟子子贡（卫国人，熟知纣王历史）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恶皆归焉。”社会舆论水分太大，八卦得厉害。孟子认为他“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如果说子贡还有家乡情结、“护短”嫌疑，山东人孟子是没有感情倾向的。
《史记》记述纣王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并不丑。他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传播。郭沫若评价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对中华民族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运用“层累造成中国历史”学说，分析“传说中的纣王之罪，也是层累积叠发展，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认为纣王的罪行，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当地民间传说，也印证了顾先生的看法。当地人认为，纣王前三十年是明君，后二十余年是昏君。
现在的朝歌城中，殷商古迹处处可见，真假参半，酒池肉林、折胫河、摘心台、鹿台，控诉着纣王的“七宗罪”。真实的那个叫帝辛的人，已经被淹没在岁月深处。
我关注纣王，无意为他翻案，只是因为他像绝世美女一样，也倾了城倾了国。在他手中，一个辉煌的朝代覆灭了。
因为商灭周兴，淇水边的朝歌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风暴眼”，历史凝定的那一刻，地覆天翻，个人被时代所裹挟，情感被逼到偏峰绝崖处，许多动人心魄的事发生了。
商朝“殷顽”乃古洛阳始建者
商末４个帝王都于朝歌，尤其是纣王，在朝歌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史料称，纣王曾先后在朝歌营造三道城垣，头道城的北门淇水关（今淇县高村）距南北常屯４５华里。二道城南北长约３１００米，东西宽约２１００米。三道城约６０万平方米，这是“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淇县有民谚说：“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
“铁桶一般”的朝歌故城，“全面钻探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刚开始，仅在北城门路段发现城门线索，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仅试探中发现一些线索，尚未经发掘，其中绝大部分地面因现代民房复压已不具备发掘条件。”淇县旅游局文管所所长王小运说。
故城无存，朝改代换，旧贵族面临最大的心理落差——“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现代作家张爱玲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了这句诗。三千余年前，殷商贵族有着同样的窘境，但这种感伤还是奢侈的，前提是新的统治者没有赶尽杀绝，实施“怀柔”之策，笼络民心。
武王灭商立周，但商朝实力并未被完全摧毁，这才有淇河边的殷商贵族，率领大批殷人夺海东渡，或奔赴朝鲜半岛立箕子王朝，或在季风和海潮的推动下，漂航到更遥远的美洲。更多的走不了的旧贵族，被新政权以“移民”和“怀柔”的政策分化和收购了。在这个过程中，从朝歌走出的大量殷人，把殷商文化有效地传播了出去。
战争一结束，武王把殷商大量的能工巧匠迁到陕西，利用他们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渭河河谷。
周初各封侯国都曾分配到若干有技能的殷商旧族，为新王朝服务。
武王为了“怀柔”商人，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王，治理殷地。不放心，又在朝歌设了三个小国即卫、、邶，分别由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周王朝建立两年后，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反周复殷战争（一说武庚是被胁迫），周公旦三年平叛，最终杀武庚，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据史料记载，这次战争，朝歌被夷为废墟。三千年后，淇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城“废”得十分彻底。
武庚被镇压，朝歌遗民跟着倒霉，被贬称“殷顽”，被迫迁居到洛阳白马寺附近，如今洛阳东郊周代遗址的残存中，还有２０多座殷移民墓。
这是商朝遗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其中贵族较多，他们不仅有较强的势力，还有较高的文化技能。
据《尚书》“康诰”和“召诰”记载，商遗贵族迁洛，并未沦为奴隶，仍保留自己的田宅、领地和臣属。主要工作是建造新都洛邑，洛阳最早是朝歌工匠按国都规格建造的。洛水边的洛阳，与淇水边的朝歌，因此有了斩不断的联系。
这个最早的洛阳城，像它的母本“朝歌城”一样，如今也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文化“侵略”从一碗面条开始
鹤壁电视台曾历时一年，拍摄多集淇河文化专题片，在宏大叙事的同时，涉及一个生活细节——浆面条。
片中，鹤壁电视台的女记者站在洛阳街头说：“洛阳水席，是洛阳饮食业的骄傲。洛阳水席，是从浆面条开始的。洛阳人常称自己是浆面条的正宗，但很少有人知道，洛阳浆面条，是从朝歌传入的，传入时间可上溯至周。”
电视片分析，殷商时小麦产量非常低，主要农作物是杂粮，朝歌贵族都有家奴，其中不乏好厨子，他们想出一套粗粮细做的办法，先将绿豆掺水磨成浆，让其发酵，用浆把锅涮一下，再用油把锅一擦，倒入浆，烧到起沫时，下入宝贵的杂面条，面条太少了，还需要加入绿豆面汁，再把青菜、葱花、黄豆、花生米等放入，这就是豫北的粉浆饭。殷顽贵族迁洛时，把这种吃食带过去了，变成了浆面条。
建造洛阳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周王朝在此兴筑的是两个相距二十公里的双子城：西城称为王城，东城称为成周——成周也称洛邑、洛阳，不久就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历时甚久，建城的“殷顽”贵族浆面条吃腻了，怎么办呢？“殷顽”厨师们继续打绿豆的主意，用绿豆粉、浆、粉条再加上萝卜、青椒、笋等家常蔬菜，做成汤汤水水的菜，这就是水席的雏形，很受破落贵族的喜爱。
据说到了唐代，因武则天的“力挺”，这荤素混做、清新可口的洛阳水席，从民间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
鹤壁电视台绘声绘色讲的这个“面条物语”，记者求证于鹤壁和淇县的地方史志专家王俊智、燕昭安，两人均表示：“三千多年了，这事真不好说。两种饭，都是用绿豆当原料，洛阳的浆面条加作料多一点，豫北的粉浆饭以浆为主。”
是不好说，因为无法求证于“信史”，鹤壁电视台的专题片中也没有专家站出来讲话。
记者再查“洛阳浆面条”的资料，均言“历史悠久，妇孺皆知”。但怎么个悠久法，没有答案。
三千多年前的一碗面条，一时难住了我。洛阳没有明确的记载，鹤壁的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鹤壁方试图用多种证据，印证一种无法回溯的可能。洛阳呢，显示的是如何把一种源自饥饿的最平民化的吃食，发扬光大，直至登堂入室的现状。
时光倒流三千年，如果浆面条确属朝歌移民带来的食物，这件事是不能小瞧的——它成功地控制了洛阳人的胃口。如果能控制人的胃口，还有什么文化习俗不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呢？
实际上，许多物质产品（包括饮食）都负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美国的“麦当劳”，它已成功地左右了中国许多孩子的胃口，并通过胃，让这些孩子接受了美国消费文化，这已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推广。
朝歌形象自兹开始扭曲
因纣王的灭国，朝歌成了“风暴眼”，殷商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向外播迁。
朝歌变成“废都”，其凄凉从殷商重臣箕子所作《麦秀歌》中可窥知一二。
更糟糕的是，这座河边大城从此被辱蒙羞，和商纣王一起被“妖魔化”。
朝歌，本意是喜迎朝阳，高歌黎明，这本是喜庆的字眼。受纣王所累，连朝歌的民间音乐（郑卫之音），也因与“感通幽冥”、“推广教化”的雅乐相抵触，被骂为乱世之音。《史记》中甚至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认为大清早就唱歌，很不合时宜，有点没事找事。他还认为，朝歌的“北鄙之意”，必然“身死国亡”。这有点由果推因了。
因为朝歌被妖魔化，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水经注》、《续博物志》等都记载过“弟子掩目”，说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子路、宰予等驱车出游，宣传“时代主旋律”周礼雅乐。他们沿淇河边走，天黑了，准备到前头的一座城里找地儿住，颜回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朝歌，大惊失色，忙命车夫催马快跑，车上其他人也都用手捂住眼睛，不视“凶地”。只有曾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的宰予不肯捂眼睛，朝歌城外淇河边笑语喧哗的俊男美女让他看花了眼。子路看到他这样子，一脚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
战国初期，还发生了“墨子回车”之事。对此，《淮南子》、《水经注》都有记载：战国初，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做了宋国大夫，他坐着朴素的黑马车，带学生到处游说，也是走到朝歌一带，看见了河和城，一打听是朝歌，二话没说，赶紧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朝歌被“妖魔化”的程度，时间愈久，程度愈深。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先生讲到这么件事，在朝歌城南关帝庙前，原是一条官修驿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刻着“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立碑者是明代监察御史孙徵兰，是朝歌人，他性格狂放，文才卓绝，敢在“国道”上为殷朝故都立碑，是了不起的行动，但毕竟思想还“解放”得不彻底，藏藏掖掖，拉出个“六七贤圣君”作代名词，朝歌两字，已成忌讳。
孙徵兰立碑时，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影响还不大，但千百年间人们对纣王的偏见已根深蒂固。
燕昭安感叹，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诗人、书画家，仍在自己作品后面署“古沬人某某”，少有人署“朝歌人”。一个人羞于提及故土，这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心理重负。
淇河边的这片土地何辜？朝歌人何辜？
“在正义的要求与践行中，化恨为爱，将爱贯彻到底，这已成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学者徐虹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这是一种让我们很陌生的爱，这种爱，何时才能进入我们的灵魂，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巨大力量？
在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中，商纣王被妖魔化，至今仍难以为人接受。事实上，纣王对中华民族有相当大的贡献。他被妖魔化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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