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凤凰宅主 淇县在线

淇县夺丰水库北岸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处石窟，当地人称之“仙人洞”，相传为殷太师比干之子林坚（又名林泉）出生地。洞口四周遍布摩崖石刻，这些文字多无时间记载，且内容晦涩含蓄，落款就更罕见，要么干脆省略，要么仅有只言片语：樵夫、道人、槐石翁、梦醒主人等，藏头露尾，欲言又止，给古洞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此洞果如传说所云，还是另有隐情，这里究竟发生过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俯瞰仙人洞

一

清《淇县舆地图说》载：“石山壁立，仙洞漏天，祠宇十余，咸倚半岩”……“北倚山崖，有林泉之胜。”不仅写出了这里的山势挺拔，洞穴奇妙，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林坚在此出生，有其居住的胜迹——长林石室。

传说，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丞相比干冒死劝谏，被纣王剖心。纣王仍不罢休，又派兵前往比干家中抄斩。比干夫人陈氏得知后，怀六甲身孕星夜逃出朝歌，因一路颠簸，跑到城北长林石室即产下一子。群兵追至，捉到陈氏，便问孩子姓名。陈氏急中生智，指“林”为姓，指“泉”为名，母子方得以脱险。武王克商后，建立周朝，诏回陈氏母子，封其“英烈夫人”，赐比干之子为林姓，将名字“泉”改为“坚”，希望他将来能秉承父志坚贞不屈。此后，朝歌民间为纪念忠臣，便在林坚出生地大修庙宇。据当地老人回忆，仙人洞原来规模很大，有山门过厅和寨墙，还有3间三层高楼，每年正月初八庙会，周围群众都来此祭奠忠臣、祈求平安，盛况空前。岁月沧桑，因淇地历经战乱，庙宇多次被毁。二十世纪60年代，因修筑林（州）淇（县）公路，仙人洞外侧的山崖被劈去5米多宽，当初的部分遗迹已不复存在，所幸的是，仙人洞、长林石室、灶君洞、碓臼窑等遗址至今得以完好保存。

、

石臼遗迹

二

洞口上方有一则题记，名曰“仙人洞记”。全文600余字，为工笔楷书，字体隽秀雅致，除少数字体因摩崖石皮脱落难以辨认外，大部分仍清晰可见。《仙人洞记》为隐士生前所写，全文大概意思是：一位自称樵夫的黎阳人在此隐居多年；在隐士入驻之前，已有仙人洞遗址，周围有“澳水”、“睿圣祠”（卫武公祠）、“弥陀寺洞”（前嘴石窟千佛洞）、“崖壁石像一列”等景观；隐士投入资金修葺，扩大了建制；隐士叫郭登，字天衢，别号瞻淇，系北直隶大名府浚县永清乡永清里六甲民籍，曾被任命为河南彰德卫经历官职，不赴任或主动辞职，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叫郭宗隗、郭宗仪和郭宗伋，以儒学著名；郭登隐居时期，曾有一位姓朱的忘年朋友造访过仙人洞，并勒石志之。

《仙人洞记》摩崖题记

崖壁石像

但是，题记也留下不少疑点：郭登隐居于何年代？郭登缘何到此隐居？郭登有怎样的身世？郭登在文中提到的那位朱姓朋友的情况又如何？

据清《嘉庆•浚县志》载，自明朝洪武三年（1370）四月改浚州为浚县，隶大名府，至雍正三年（1725），改属卫辉府。据此可断定，郭登应生活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明、清时期的永清乡对应现在的什么乡镇？查遍《浚县志》不得而知。但《淇县志》载，永清乡位于淇河东，原属淇县辖地，明朝划归浚县。另，郭登的号“瞻淇”，很可能取自《诗经》“瞻彼淇奥”一语。据此可知，永清乡永清里在淇河以东，且应在淇河沿岸。但遍访淇河东岸人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考证工作一时陷入困境。

既然仙人洞隐士姓郭，为何不以郭氏命名的村庄入手？这或许是打开此谜团的一把钥匙。摊开浚县地图一看，竟有四个郭村：南郭村、北郭村、东郭村和西郭村，它们距淇河都不太远，皆符合寻找的条件。经过对前三个村实地考察，都扑空了，最后将希望唯一寄托在西郭村。在西郭村走访中，一位老人说，听老辈人讲，新镇曾出过一个姓郭的官员，坟上有墓碑，还有石马、石羊。老人提供的线索令人振奋，几个月来的考证工作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但随后着访问的深入希望又破灭了，据当地人说，过去新镇确实有这个坟墓，但历经战乱早已不复存在，具体是谁家的，都不知道。考证工作又退回原点，只有从源头上寻找。

当地民间文化人士讲解仙人洞昔日盛况

后来又得到一个消息，鱼泉村有两位老人知道内情。在费尽周折与他们联系上之后，却使人大跌眼镜，原来他们所谓的“内情”不过是世人皆知的“林坚传说”，对破译“仙人”踪迹没有丝毫的帮助。考证再一次进入“山重水复”的境地，几乎要将其放弃。

后来碰到一个人，才使得考证工作“柳暗花明”，出现了转机，他叫王长安。他说，郭登是北纸坊村人，有《郭氏家乘》为证。他的话石破天惊，因“得来全不费功夫”，竟令人难以置信。经笔者再三追问，他才说出实情，他是在卫贤镇交卸村的一块墓地里发现一通古碑，上面刻有永清乡字样，才圈定了大致范围，然后一路撵过来的。

三

我们在北纸坊村的一位80多岁的郭姓老人家里，发现一套清嘉庆时期的《郭氏家乘》，郭登的名字赫然在目，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郭氏家乘》上卷载：“郭登，字天衢，号瞻淇。天性慷慨，孝友著闻，作养贤才，同急拯弱，新庙貌，修桥梁，捐义塚，施舟楫，公听断，推衣食，创祠堂，建精舍，葺仙洞，凡致孝鬼神、济人利物之事，若切肌肤。官授彰德卫经历，引身而退。容于行山淇水间数十年。考终前旬日，命道焚香诵经，散济三日，正襟仰卧，与子孙永诀，其视死如归若此。”郭登生育三子：宗隗、宗仪、宗伋，皆为儒学。《郭氏家乘》载：“宗隗，字士致，号双溪，太医院幕。宗仪，字士宽，号运溪，邑庠生贡，入国学限满，吏部考授通判候。宗伋，字士信，号右溪，邑庠生。”

《郭氏家乘》

清《嘉庆•浚县志》中没有郭登的名字，却有郭宗隗和郭宗仪的记载：“郭宗隗，由人才官吏目；入仕身份为荐辟。”“郭宗仪，万历时监生；入仕身份为例仕。”从《郭氏家乘》中还可看出，郭氏家族庞大，家境殷实富有，有崇尚儒学之家风，与郭登父子同时期的族人中，多有入仕者，在同时期的《浚县志》中均有记载。通过相互印证，说明《郭氏家乘》真实可靠。

《郭氏家乘》的发现，不仅把郭登的生活年代框定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而且对研究郭登的生平和隐居的动机有了更翔实的佐证和依据。从《郭氏家乘》中可了解，郭登是一个乐善好施、教子有方、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在世人对名利趋之若鹜的时代，郭登被任命为一个七品（或八品）小官后，不去努力地攀爬，谋求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却引身而退，隐居山林，出于什么动机？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跟自己的道德操守发生冲突，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二是那个小职位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杰出才能。再联系到“仙人洞记”的内容，郭登奔仙人洞遗址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慕名而来，林坚为忠臣比干之后，比干犯颜三日直谏君，留下一世英名。卫武公政治清明廉洁，治国有方，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以淇竹来比拟他的高贵品质，描摹他的谦谦君子形象。无疑，作为君子的郭登对比干和卫武公景仰有加。从“仙人洞记”中还可以看出，郭登受老庄的思想影响较深，崇尚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其实“更有趣于田园、窗草、□鱼、陶菊、周莲、山水之乐矣”一句，更直观地表白了自己的心声：自比陶渊明、周敦颐和欧阳修，表露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和“寄情于山水”的志趣。

笔者（左一）、朝歌文化学者杜永沛先生（右一）与郭登后人合影

四

仙人洞东侧10多米的山壁上，依山雕刻一通石碑，碑文为一首诗《游仙人洞赠郭瞻淇主人》：“天外仙峰几洞开，坐临牛斗万山回。攀崖有径人谁到，凿石无泉水自来。抚栏晴云春舞鹤，推窗明月夜沉杯。相逢不问长生诀，刘阮空怀去后猜。”落款为“黎阳朱侍御槐石翁题”，没有题写时间。留下墨迹的“朱侍御”是否为郭登在“仙人洞记”中提及的朋友？这位“黎阳的槐石翁”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朱应毂诗碑（局部）

据《明史》和《浚县志》载，朱应毂（？—1587），字德载，号槐石，明浚县人。朱应毂，祖籍江苏南京，祖父朱翊，举人，父亲朱天俸（1514—1584），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儿子朱舜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朱应毂万历五年（1577）进士，出任山东东阿知县，《朱天俸墓表》称其“出宰阿邑，入为侍御史，声称烨然”。朱应毂政绩突出擢云南道御史，任御史时，清正廉直，进谏不避权贵。清《嘉庆•浚县志》载其“谏幸山陵，论边将冒功匿败，言皆激切。”《明史》中多次记载他直言进谏的事。他甚至还敢直谏皇上，“万历十一年（1583）九月，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风雪定陵》）。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所用花斑石皆采自浚县。朱应毂奉命到浚县督采花斑石。正如清《嘉庆•浚县志》所言：“惜不永年，未竞其用。”朱应毂仕途仅仅十年，就于万历十五年（1587）早早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著述颇丰，有《槐石集》等。如今，浚县县志和《大伾山志》等书上关于他的资料非常少，浚县大伾山上仅留有他的“杏花岩”题字和《东归早过大伾山》诗刻。

灶君洞

根据碑刻落款、书法鉴定及二者的生平时间综合考证，可以断定，正是朱应毂来到了仙人洞。朱应毂于万历十三年（1585）至万历十四年（1586）间，因督花斑石开采荣归故里。在家乡，他听说了郭登的传闻，决定登门拜访。一个春日，他登上了仙人洞，见到了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颇具仙风道骨的郭瞻淇主人，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见恨晚。主人热情邀客人留宿作长夜之谈，朱应毂欣然应允。夜深了，皎洁的月光从洞口投进来。两人把酒临风，谈兴正浓，不觉东方欲晓。旭日临窗，春风拂面，青山如画，澳水荡漾，仙鹤翩跹，朱应毂抚栏远眺，忆仕途如梦，慨光阴荏苒，触景生情，心潮起伏，诗性涌动，欣然命笔，题写了这首《游仙人洞赠郭瞻淇主人》。朱应毂对前辈这种“不入流”的举动有几分同情，有几分羡慕，更有几分敬仰，但碍于自己的政治影响，仅能低调从事，故未留下名字和题写时间。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朱应毂于此后一二年即英年早逝，终年五十岁左右。不久，郭登也从仙人洞离去，长眠于家乡。

郭登故居

五

仙人洞左边的石壁上还有两处摩崖石刻，一处是一副对联：“山门不锁待云封，石洞无灯凭月照。”横批是“安乐窝”。为楷书，无落款。另一处是一首《题仙人洞遗迹诗》：“峭壁层峰百丈岩，不起风雨来何年。仙人昔已升真去，留得遗迹至今传。”落款为“梦醒主人书”，没有题写时间，以狂草书写。另据当地人讲，石崖上还有一首诗：“几缕落霞流水岸，数声啼鸟夕阳间，更生一段开花处，白云北去又飞回。”因林淇公路拓宽被毁。这几处石刻有无关联？又出自何人之手？

摩崖石刻安乐窝及对联

经书法对比和时代背景考证，这几处摩崖均出自孙徵兰。孙徵兰，字九畹，号“睡仙”，淇县南阳村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清顺治十年（1653），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不久，官拜监察御史，“侍殿陛”，恭助朝廷议定国事。崇祯初期，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崇祯后期，任四川布政司参政。孙徵兰名声显赫，按说应堂而皇之很高调的在仙人洞题字，为什么不直书其名？难道有何顾忌？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孙徵兰晚年，适逢明末大动乱年代，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崇祯王朝最终被清王朝所取代。作为一个被封建的忠君爱国思想塑造出来的明朝的忠实臣僚，不失自尊心和“民族气节”，孙徵兰为失去政权而哀痛，怀着忧愤的心情弃官遁回故里，但他毕竟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是“敌方”追捕的对象。为了免遭不测，他不敢在南阳村的家里生活，选择了山林隐居，私下练兵习武，舞文弄墨，为“复国”做武装和舆论上的准备。随着清政权愈来愈巩固，他的心情愈加抑闷失望，就以酒消愁，然后睡大觉，因此自号“睡仙”，表现他怀才不遇却又不甘寂寞，企求超脱，以消释自己的苦闷和悲愤。

在朱应毂和郭瞻淇离开仙人洞60余年后，孙徵兰也登上了仙人洞，并在此隐居了一段时间。此时，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很羡慕郭瞻淇主人的那份超然，于是取“仙人洞记”中的“安乐窝”来命名自己的居所。但他终归不能释然，因此在对联里含蓄地表达了对“明”的追思和深切怀念，这与一水之隔的对面山壁上他留下的另一幅联句：“圣从川湄千秋睿，德就山磨万古明。”遥相呼应。而另一首《题仙人洞遗迹诗》的落款用“梦醒主人”，则表明“睡仙”已不再昏睡，人生快到头了，对世事参悟透了，大梦也该醒了。

实地走访考证

孙徵兰留在家乡的所有摩崖石刻，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不留落款，要么仍沿用明朝的年号，即使历史的车轮驶进了清朝亦如此。这样做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摆脱清王朝的通缉捉拿，二是表达对明王朝的眷恋和对清王朝的憎恨及抵制。因此，在仙人洞不留自己的“痕迹”属情理之中，但又怕后人不知，于是，把一个“梦醒主人”交给历史，留待后人去琢磨吧，他相信有人能破译出。

六

仙人洞附近还有许多摩崖，因年代久远石质风化和后来的修路施工，已永远消失了，但其中有一方题记仍依稀可辨：“浚州卫县第八都延庆村道人赵吉宣和（宋徽宗年号）二年（1120）十一月入洞。”另据当地人老人回忆，仙人洞山崖上曾有古碑一通，碑高3尺多，宽2尺余，上书“林坚出生地”五个大字于正中，还有“长林石室，淇澳绿竹”等于其上。峭壁上曾有唐太常的摩崖石刻：“山里石窟楼上楼，淇水澳水绿竹悠，洞生林泉子逃逝，母子幸存仙人岫。”这证明，仙人洞在唐、宋时就已经存在，历代都有高人名士在此隐居，这一发现，无疑给林坚出生地又提供了一条确凿的证据。

明、清《淇县志》和其它史料对仙人洞记载较少，然而，仙人洞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有许多秘密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