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时白马驿，今日善堂镇迎阳铺。

淇河晨报记者 吕登纬 文/图

 唐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浚县古黄河畔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屠杀惨案。当年6月，左仆射（yè）裴枢、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yǐ）、工部尚书王溥、兵部侍郎王赞等30余名显官名士被一日诛尽，投尸黄河。经此一变，天下哗然，早已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彻底丧失了统治根基。而这场屠杀惨案的始作俑者、当时的“梁王”朱温更是在两年后彻底废掉唐哀帝，自立为帝，开创“后梁”。

 因这场惨案发生在浚县境内的白马驿，因此被称为“白马驿之祸”。“白马驿之祸”被后人视为唐王朝的丧钟而备受关注和研究。鲜为人知的是，影响中国走向千余年的门阀制度也至此而终。6月29日，记者来到浚县善堂镇寻找“白马驿之祸”的事发地，探究此案的始末。

 

骇人听闻的“白马驿之祸”

 

 晚唐时局风雨飘摇，裘甫、庞勋、王仙芝、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大厦将倾的唐王朝，朱温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后来，年纪轻轻的朱温加入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朱温判断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即将失势，便率部降唐。唐僖宗喜爱朱温骁勇，赐名“全忠”，委朱温以重任。

 在灭掉黄巢等多支起义军后朱温已掌握了唐王朝的核心武装力量，权倾朝野。天佑元年（公元904年），为了进一步掌握朝局，朱温杀掉唐昭宗，立昭宗13岁的儿子李柷（chù）为帝，史称唐哀帝。

 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朱温采纳幕僚李振的建议，决心打击朝中门阀士族把持的文官集团。天佑二年，朱温以皇帝的名义，召集仆射、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30余名高级官员到位于浚县的白马驿议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文官怎么也想不到，原定的会场成为了屠杀场，30余名高级官员被一日之内斩尽杀绝。

 作为帮凶的李振目睹了血腥的场面但不解气，便对朱温说：“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黄）河，使为浊流也。”《新五代史》中记载：“太祖（朱温）笑而从之。”这便是震惊天下的“白马驿之祸”。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连续将朝中数百位出身显赫的官员污蔑为朋党，随之尽数诛戮，朝中士大夫为之一空。“白马驿之祸”为朱温图谋篡夺唐政权扫清了最终障碍，不久其废掉唐哀帝，加冕为帝，改元开平，定国号梁，史称“后梁”。

 

历史上的白马驿应位于浚县

 

 我国驿站的发端或可追溯至商代，到了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隋唐时期我国驿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的官邮系统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驿路四通八达。据《大唐六典》记载，全盛时期的唐王朝拥有驿站1600余座，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有2万余人，白马驿正是众多驿站中的一座。

 记者查阅多个版本的《浚县志》，均未发现书内对白马驿具体位置的记载。虽然大量史料描述白马驿位于滑州、黎阳一带，且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朱温的势力范围来判断，白马驿在今浚县及滑县交界处显得合情合理，遗憾的是并未有文献直接交代白马驿具体位置或大致方位。

 记者在浚县东部地区采访时了解到，在善堂镇与“白马”二字相关的地名有多个，如浚县伾山街道角场营村附近的四女台遗址。据浚县文保部门考证，此遗址正是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黄河古渡口——白马津。

 《史记正义》记载：“白马津在滑域白马县北三十里。”据此反推，四女台遗址东南15公里正是滑县的白马墙村。2009年，安阳市考古队曾对该村进行过细致地勘察、钻探，发现该村保留有城墙、城门、古墓葬及面积庞大的古城遗址，据考证这里正是白马古城。

 另外，在善堂镇马村，还有一座高十几米、百米见方的小土丘。虽然该土丘貌不惊人，但当地村民相传，此地便是赫赫有名的白马山，也叫白马坡，汉代末年关羽便是在此击败袁绍手下名将颜良的。

 记者在马村及附近区域走访时了解到，马村的白马山无人不晓，如今白马山上仍留存有始建于清代的关帝庙，马村村东还曾发掘出颜良的墓穴。

 这些带有“白马”烙印的古遗址如一颗颗珍珠在黄河故道畔连接成串。根据史书中关于朱温将“白马清流”尸体投河的记载，记者判断白马驿应毗邻古黄河。但是，茫茫黄河故道在浚县、滑县绵延百里，白马驿故址究竟在哪儿呢？

 我市文史爱好者张宗乾介绍，白马驿虽然具体位置未被大多数史书记载，《浚县志》也未对其具体位置进行过表述，但滑县地方史志中有交代。

 张宗乾说，通过查阅资料，他了解到民国二十一年，王蒲园等学者曾编修过《重修滑县志》，该书对白马驿的记载“蜻蜓点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白马驿的位置进行了交代：唐时白马旧驿，向在城北白马坡，迎阳铺即其旧址。”了解到这些，记者心中的困惑迎刃而解。

 “铺”字在《辞海》收录的诸多词意中有驿站之意。顾炎武所著《日知录·驿传》一书中表述：“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由此可见，无论是白马驿还是迎阳铺，均为驿站之所在。1950年，迎阳铺所在区域划归浚县管辖，这座发生过诸多传奇往事的千年古驿如今还归浚县管辖。

 

“白马清流”为何被沉尸黄河

 

 “清流即清澈的流水，古时还将道德高尚的儒士比作清流。”张宗乾介绍，与清流相对应的是浊流，清浊难以共融，这也是裴枢等30余名高官惨死后为何被投尸黄河的真正原因。

 张宗乾介绍，朱温在策划“白马驿之祸”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局，他之所以仍然对裴枢等人发难除了其残酷的秉性外，也是他有意打击裴枢等人背后庞大的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萌生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与隋唐时期。门阀士族通过察举、征辟官吏、门生故吏密切关系，这样这些影响力庞大的世家大族互相结亲，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门阀士族通过选拔官员等方式获取权势，诸如以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为代表的“七宗五姓”，其子孙和门人往往能左右朝局，撼动皇权。

 “裴枢出身河东裴氏，这个家族在唐代诞生了17名宰相。崔远出身博陵崔氏，《新唐书》赞博陵崔氏为‘天下推士族之冠’，其余大部分官员也多出身门阀士族或为门阀士族的门生故吏，身份显赫。”张宗乾说，这些自诩为清流的人上人在大唐盛世时期自然是高不可攀，但时逢乱世，他们的名誉及门第出身却为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信条，尤其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成功的渠道。

 然而，到了晚唐时期政治动荡、科举昏暗，作品入选《全唐诗》的晚唐诗人，如李群玉、李洞、陆龟蒙、罗隐、刘得仁等才子大多终身不第，悔恨一生。

 造成大量才子落榜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即当时进士名额较少，“桂树只生三十枝”；另一方面便是取仕不乏门户之见，若非出自门阀士族，寒门学子大多“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成功就是清流，不成功便是浊流。”张宗乾说，落榜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荫封、荐举、征辟等入仕途径自然与其无缘。为了实现人生抱负，他们大多填充藩镇的府邸，成为军阀的幕僚，因怀揣着科场失利的遗憾及对门阀士族的怨恨，报复的欲望越发强烈。

 “正因如此，李振等依附朱温的幕僚才会说出‘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黄）河，使为浊流也’这样怨毒的话来泄愤。”张宗乾认为。

 “白马驿之祸”沉重打击了大唐王朝，朱温更是自此开始了对门阀士族的铲除，存在上千年的门阀士族制度至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