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
父亲这一生最大的困惑或者说是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想不通,自己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兢兢业业,而且,自参加革命起,父亲一直是常常受上级表扬,深受群众拥护的,怎么一夜之间却成了"敌人"和"罪人"了呢?在那个阶段,父亲拼命地在寻找答案、在寻问答案,然而,……
其实,1966年轰轰烈烈的那场运动开始前,父亲已准备调离鹤壁正在家等候省委通知。然而,就在父亲准备去省委报到的时候,全国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父亲又被迫地留了下来,而且被当作鹤壁市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了出来并进行大批大斗。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对这一切猝不及防的父亲一开始对来势汹汹的运动并不十分理解,但做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和老共产党员,父亲还是抱着“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自我要求自己“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认真态度,来对待自己、对待运动、对待群众的。而且,那时的父亲一直坚信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就是 “为了在党内防止修正主义,防止江山变色,红旗落地”。在运动中对干部的批判、批斗,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干部、拯救我们的干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更好地为党工作”。所以,在那个时期,尽管父亲白天不停地被带到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去挨批、挨斗,但晚上回到家里,父亲一定是坐着小板凳、戴着老花镜,在那里一遍一遍地写检查、改检查。
轰轰烈烈的运动一开始,我们便从原来的家中被"扫地出门"。一家八口人搬到了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里。因为原来家中的大部分东西都被抄走,那时候我们所谓的“家”,真正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令人唏嘘的是,以前因为工作繁忙很少能够回家的父亲,此时却终于是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回到了家中。
应该说,那时的父亲尽管天天受冲击、挨批斗,但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始终认为,自己历史清白、革命有功、工作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对党的事业和毛主席无限忠诚。所以,他当时也是认认真真地在对自己几十年的工作进行回顾、进行反思、进行检讨,父亲说,自己现在的确需要“认真洗澡、认真搓泥,以使自己在今后可以更干净、更专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在运动刚开始时,父亲被批判揪斗的主要罪状是,一、发表大毒草文章“抗日老人范筑先”、“黄花傲霜”,歌颂国民党、淡化共产党的领导。二、在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在建国十年大庆期间,让鹤壁市豫剧团在北京的怀仁堂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上演“反五关”,影射和攻击毛主席、党中央。三、城市建设贪大求洋,好大喜空。保护文物、保护遗址,大搞城市绿化、美化是 “封、资、修”。
四、革命意志衰退,养尊处优,小病大养(父亲1961年身患严重高血压与糖尿病,从北京住院回来,遵医嘱每天少吃多餐、吃淡不吃甜,每天早晨开始锻炼身体,或练剑或打太极拳)
尽管父亲明知这些所谓的“罪状”,都是事出有因。但一贯认真、执着且严以律己的父亲,还是认真地反思、检讨着自己工作的不足、认识的不够。那个时期,除挨批挨斗外,写检查、改检查成了父亲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内容。甚至父亲惟恐自己在检查中认识不高、认识不够、认识不深刻,还将自己写好的检查寄给北京及全国各地的老领导、老战友,让他们帮助把把关、提提意见。然而,在那个以“搞乱是方向、打倒为目”的疯狂年代,是根本没有人去让你做检查、听你做检查的。当父亲写的检查、改的检查装满了整整一大箱子时,父亲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可以做检查的机会。
记得当时母亲曾劝告父亲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你,是根本就不可能让你做检查的。再说你检查再深刻,也就那点儿事,那点儿事是根本没可能成为打倒你的理由的。其实,父亲心里也隐约地有所感觉,但他却无论如何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那段时间,父亲在家里经常是一边修改检查、一边不停地说: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怎么会就这样把自己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呢?看着一辈子认真、耿直而又有些执拗的父亲,母亲也是无言以对。
随着运动的发展,对父亲的批斗不仅是愈来愈升级、愈来愈疯狂。而且,对父亲的批斗更已经不顾事实,歪曲历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全市对父亲的万人批斗会上,他们称,父亲“出身地主阶级,毕业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上校团长”,混入革命队伍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尽管当时父亲正在主席台弯腰挨斗,但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父亲是绝不会允许这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污蔑,他随即义正辞严地反驳道,我出身贫下中农,也当过团长,但是,我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团长!然而,父亲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了疯狂的喧嚣之中。
那个时期,对于父亲的批斗不仅是无休无止的,更是变本加厉的。而且,场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喷气式”越来越低(弯腰认罪)、黑牌子越挂越大。当年每次在揪斗父亲时,还都特意用两米长、一米宽、三厘米厚的一个床板做成黑牌子,倒写上的父亲名字并打上红叉后,再用一根铁丝挂在父亲的脖子上。一天批斗会下来,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父亲不仅是头晕目眩、不能站立,而且脖上也早已经勒出了深深的血痕。
父亲在他留下的文字里曾有这样的记述:“……他们叫我们这些‘走资派’面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对方的耳光,如果不动手,就是没有与走资派划清界线,名曰‘以毒攻毒’。有的人动手了,但是我没动。有时,他们还在板凳上再摞上板凳,让我爬上去仰望着日光灯一动不动,名曰‘向红太阳请罪’……。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能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呢”?
其实,父亲在那个时期,内心里充满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还不仅是因为他个人受到的冲击和折磨。当父亲得知他在北京的老上级段君毅、张霖之以及许多老战友都残遭迫害,尤其是父亲得知他在聊城干校的老领导、时任煤炭部部长的张霖之被折磨致死后,更使父亲痛苦万分并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迷茫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