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紧煤炭生产的同时，父亲还十分关心着中心市区的选址问题。他亲自带领城建一班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北上洹水，南到淇河，走遍了百里矿区，却总似觉不够理想。在北虽好，但离安阳太近。从城市间的合理分布上，对今后的发展恐有后顾之忧。居南也行，但离矿区一线太远。不符合当时发展煤炭，服务煤炭的实际要求。最终，父亲选定了位于鹤壁煤田中央，大胡村西南坡岗的荒岭。这里处在窑头、寺湾、大胡村和小庄之间，面积约二十公里。若仅从修城建市的角度上讲，这片西高东低的坡地并非是理想之处。然而，父亲却本着“上不占良田、下不压煤田”的指导原则，毅然决定将当时的中心市区设立在了这个后来被人叫做大胡的地方。

        在城市建设会议上，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又进一步对市区设计方案作出明确指示；南北为路，东西为街，街道相距，一里等分；主街32米宽，其它24米宽，两旁建筑距街10米空间，栽树种花，建设绿化带。父亲还亲自为市区将建的主干街道起名；如“红旗街”、“奔流街”、“ 长风路”、 “春雷路”等。不过，后来在运动中这些也成了父亲当年"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的证据而受到了批判。然而，至今六十年过去了，这些充满亲切和温暖的名字，依然为几代鹤壁人和所有当年去过鹤壁的人所熟知和牢记。

     当年建市初期，父亲在抓住眼前工作的同时，还考虑着这座新建煤城的未来。他要求要着手大力培育和发展地方工业，派精兵强将去抓工业、管工业。父亲说，鹤壁这个煤城将来的前途，恰恰在于发展地方工业。如果有了强大的地方工业，百年后的鹤壁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更加繁荣。后来曾任平顶山市市委书记的段松会叔叔告诉我，当年他到了鹤壁任书记处书记时，就被父亲分工主要抓鹤壁市的工业建设。后来到了安阳、到平顶山，他都曾经是以抓工业起家的，而且每次都能把这个城市的工业建设抓出成效、抓出成绩来。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的一年，更是鹤壁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建井，还是建市，都是喜事不断、捷报频传。3月，《河南日报》报道鹤壁教场矿（三矿）风井成井创月进度全国纪录。7月，《河南日报》又刊登鹤壁煤矿在鹤壁市委的领导下，两个月创地质勘探、建井、土建安装、煤炭生产等方面的14项全国纪录。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全市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当时，父亲提议并由市委作出重要决定：全市各级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明确规定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市委领导，要坚持每周下矿井。随后，又规定市直干部必须每月下井劳动12天，学会一门生产技能，以取得在煤矿工作上的发言权。那个时候，因父亲的身材高大，他定点常去的几个煤矿上，都有专门有为父亲准备的特大号矿工服。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的这些举措，不仅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深受群众的拥护。而且，至今也仍然被鹤壁的几代人所讲起和怀念。

      在鹤壁建市初期的那段艰苦创业、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全市可以说好人好事不断，劳动模范辈出。先后涌现出以齐合只、韩顺合、刘可兴为代表的一大批在省内外及全国都有影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班组。而且，当年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新鹤壁人”，无论是领导、干部、教师，还是工人、技术人员，他们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矿务局建井、生产大面积丰收，不仅创造多项全国纪录，还多次荣获国家煤炭部“卫星红旗奖”、“火箭奖”和“飞马奖”。

     1959年4月，在鹤壁建市仅仅不到两年的时候，国家煤炭部就在鹤壁召开了“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来自全国煤炭管理局局长和总工程师等500多人参加本次大会。父亲代表鹤壁市在大会上做了重点发言，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专家及代表们的高度评价。新华社、河南日报等新闻单位都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河南电影制片厂还为此拍摄了专题纪录片。

当年父亲在大抓生产建设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城市的文化建设。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化设施，就等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灵气，没有了钟秀可爱之处”。在鹤壁最早的城市建筑中，就有了当时豫北最大的体育场、最大的人民公园以及工人文化宫、少年文化宫、文化艺术馆、图书馆等。而且，在曾经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每逢节假日，父亲和全市干部、群众都会自觉地与工人师傅一道挖土、抬石、搬砖地在这里参加义务劳动。不仅如此，当时为发展提高市里的文化建设水平和活跃繁荣群众的文化生活，父亲三番五次到省里做工作，把原隶属省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文工团要到了鹤壁，并又从各地要了不少名角演员，组建了鹤壁市豫剧团。这其中就有后来以饰演《七品芝麻官》而闻名全国的豫剧名丑牛得草、著名演员王根保、陈慧秋、陈敏秋等。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鹤壁人大概都记得，尽管那还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与现在比有着天壤之别。然而，那时鹤壁市的工人、干部、群众却经常能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市里、省里，甚至是国家级剧团文艺演出。仅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来此演出过的就有，国家京剧院袁世海、杜近芳、冯之孝、刘长瑜等表演的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鲁智深》等、东方歌舞团的歌剧《货郎与小姐》、中国评剧院、国家话剧院、以及天津市杂技团等等。

      从建市开始，父亲就十分重视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他倡议并亲自主持编纂了反映鹤壁全面发展的大型丛刊《蒸蒸日上的鹤壁》，一有时间，父亲还以普通作者的身份，为《鹤壁文艺》、《鹤壁日报》写稿，并要求在群众创作栏目上发表。父亲尊师重教，提倡学习。

      1960年夏，鹤壁市工业专科学校成立，父亲他亲自起草了万字讲稿，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作了“红透专深，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和教育了鹤壁市整整一代人。时至今日，凡曾经听过父亲报告的鹤壁人，依然是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在1960年的那个全国困难时期，《鹤壁文艺》不得不停刊。为了保留住文化骨干和人才，父亲又要求成立了市文联并亲自审阅名单，把所有文化骨干与人才都妥善的加以了保留了起来。

     父亲不仅只是在工作上要求严格别人，更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父亲在焦作市任副书记，第一次干部定级时被定为行政11级。后来到了鹤壁市担任正职后，省里曾经给了父亲一个调升一级的名额。但是父亲当时考虑到刚刚担任市政府领导主要职务的一位同志级别偏低，便建议把这一级让给了这位同志。而且，母亲也是自1956定级之后再也没有调整过。因为每次有关部门报母亲的调级之事，父亲不仅总是会给退了回去，而且要求以后不许再报。

      哥哥亚山原本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上学，上初中时，父亲坚持要他到远离市区且条件环境艰苦的一中去上学，而且，一周只能回家一次。父亲还要求亚山在学校除学习外，还要多和矿工、农民的孩子交朋友，学习他们的朴素和勤劳。他还特意叮嘱，在校期间不许提起父亲市委书记的身份。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老师和校领导在内的学校所有人都不知道亚山和父亲的关系。

      父亲为了让我们从小避免染上“骄”“娇”二气，规定我们每到周日，负责打扫市委家属院的公共厕所。那时的厕所都是旱厕，全靠我们人挖、桶提，又臭又脏又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些难为情，尤其是姐姐笑山，为怕人看见每次都用纱巾围在脸上。父亲知道后，要我们孩子们一起学习北京掏粪工时传祥的事迹，并教育我们说，国家主席的手和掏粪工的手，都一样是勤劳的手和受人尊敬的手。

     记得在我上学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教室里踢球，一不小心把教室的窗户玻璃打破了。刚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父亲听我说了此事后，就一个人就赶到了学校。不仅当面向老师诚恳的道了歉，而且还如数进行了赔偿。后来，市委书记亲自来学校给老师道歉，还如数赔偿了损坏玻璃的事情，也成为了当时我们学校的一大"新闻"。

     在那些年，每到小学放暑假的时候，父亲都会把我和弟弟铁山送回山东老家参加劳动，并且要求在村里当生产队长的二叔，如实记录下我和弟弟铁山每天参加劳动的情况，返回后他要亲自检查。父亲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劳动人民本色，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应该说，当年父亲对我们孩子们的这些严格要求与教育，不仅直接从正面影响着我们的成长，而且也是让我们受用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