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这一个时期，经常以“朴明”为笔名，密切结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解指导文章，除此之外，他还结合时事，经常在《平原日报》上发表散文、通迅、特写等，发展和活跃了那个时期的文化生活。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深入新乡县调查研究群众运动情况，迅速及时地写出了《新乡县抗美援朝运动是怎样搞起来的？》发表在《平原日报》和《人民日报》上。至今这篇文章仍收录在我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的专辑中。

与在机关办公室相比，父亲更喜欢丰富多彩和具有挑战性的基层工作。在平原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父亲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下基层、跑地方。当年平原省无论是县城、乡镇、农村，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当年新乡县小冀镇的七里营分省委书记潘复生的“劳动点”。父亲也曾经在那里蹲点劳动。一次，父亲陪同潘复生书记与农民座谈，听到农民群众说到他们祖祖辈辈一句话，那就叫“要发家，种棉花。”潘复生听后十分兴奋，当即要求父亲把这个形象生动的提法宣传出去，“号召农民多种棉花，支援前线、支援工业、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父亲立即写出通讯报道在省报上发表，省委在各种会议上也发出号召。于是，整个平原棉区都掀起了“要发家，种棉花”的新高潮。

当年的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工作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除报纸、电台、通讯和出版外，省文联、文化局、剧院等的有关业务工作亦是有宣传处负责。而且，或许是因为都有共同的爱好和聊城政干校的经历，父亲与当时的平原省文联主席白桦（又名，赵守国。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交往颇多、情笃义深。经常在一起谈文化繁荣、谈文学创作。那个时期在白桦的影响下，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经常写一些散文、诗歌和回忆战争时期的文章等。

1951年6月，新中国第一项治理黄河的工程，石头庄溢洪堰开工，全省有20万民工参战。父亲被抽调参加修堰建设，担任工地总指挥部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父亲和大家一样，挖土、抬筐、推小车，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如此，父亲还创办和主编了《溢洪堰工程报》，组织省内外的作家、画家和记者到劳动工地采风体验生活，并在省以及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提前圆满地完成了修堰任务。

1952年夏，经过三年的恢复与发展，共产党兼容天下贤士，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但外御强敌于朝鲜，而且，内修文治，普济天下，很快在农业、商业发展以及国力增强等方面上都有了不小的提高。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整个民族工业还处在十分薄弱和弱小的地步。当时国外的敌对势力也在叫嚣，共产党这些“泥腿子”、“土八路”根本不会管理城市、更不懂管理工业。都在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有一天，部长张承先找父亲谈话。他先是与父亲一起聊到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且告诉父亲说，党中央决定从明年开始实行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事业马上就要开始了。父亲提出了部长的话里有内容，便痛快地表示说，有什么新的任务尽管可以交给自己，他不仅会愉快接受，并且还会坚决完成。张承先笑着对父亲说，组织上决定把你调到工业战线上去。如果真的是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我们土八路吃不了“西餐”，你回来还喝咱们的小米粥。父亲也开玩笑道，部长放心，只要“敢”，就能“吃”（据说，在后来平原省撤销时，省里就走留问题还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听从组织安排。最终因河南省的工作需要，父亲仍然留在了焦作。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就是1952年的夏天夏，为迎接全国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平原省委决定，抽调百余名地、县级干部组建工业大军，学习工业、管理工业，培养共产党自已的管理工业的干部和人材，当时，父亲被派往当时平原省最大的企业---焦作煤矿任矿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那时的焦作矿区即是后来焦作市的前身）。临行前，省委书记潘复生给父亲谈话，要求父亲要扑身子向工人阶级学习，尽管从外行变成内行，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共产党人管理工矿企业，要比资本家好得多。接着，父亲便奔赴了当时的焦作矿区。

父亲到了焦作后，一头便扎到最基层的李封煤矿蹲点。他在煤矿拜矿工为师、虚心学习，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日。白天父亲和矿工一起下井，晚上和矿工师傅一起聊天，父亲很快对煤矿专业有了基本的了解。知道了什么叫“上山下山、暗井反井”、知道了什么叫“打眼放炮、回采掘进”。

那一个时期的父亲只要不是在井上面参加会议，就是在井下面参加劳动。当年由英国人所建的李封矿曾经也算是一座“现代化煤矿”了。但是，在新的形势下，那时亦已经是显得不太适合现在的生产要求。父亲在井下劳动时发现，巷道深处风流较小，温度很高、闷热难耐。工人们都不得不脱掉工作服赤身露体的甩开膀子抡镐挥锹。父亲在参加劳动生产过程中看到与了解到了这些问题，立即与有关部门和人员研究解决的方案，技术改革，增加采掘面的风流，切实改善矿工们的生产环境。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下，当家作主了工人阶级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巨大的。当年，焦作矿区的生产就超过了英国人管理时期的最高水平。

在矿区劳动期间，父亲还十分注意发现典型、树立典型，用典型人物的先进模范事迹，带动大家的劳动生产热情和主人翁意识。父亲到了焦作工作后，先后树立了刘九学先进掘进队和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王海洋先进钻探队和个人全国青年突出手，并还曾经作为全国青年模范访问了朝鲜。

1954年，时任焦作矿区第一书记的张超被派往前苏联学习一年，父亲被省委任命为矿区代理第一书记、主持工作。当年的6月16日矿区常口二号井发生恶性的瓦斯爆炸事故，正在外地开会的父亲立即赶了回来直奔事故现场。在处理完事故后，父亲又马不停蹄地到各个煤矿举一反三地调查研究矿区的安全工作。父亲在整个焦作矿区提出了“安全就是我们矿工的最大福利，安全促进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口号和要求。据说，当年在处理常口二号井事故期间，记不清父亲他们开过多少次的会、熬更多少个的夜。仅工作笔记就记了厚厚的几大本几十万字。

1955年，焦作矿区改为焦作市，还在前苏联学习的张超仍然任市委第一书记，父亲任市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父亲在焦作主持工作的那个期间，他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调查研究。到焦作后，父亲先后在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既有党对工业的理论探讨，又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介绍。而且，父亲极为重视煤矿安全，在走遍焦作所有煤矿并熟悉、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总结编写了矿山安全生产手册，并在当时就提出了：“安全计划化，安全群众化，安全制度化，安全经常化”的四化方针。当年，煤炭部在焦作召开了全国现场会，父亲他们的“安全四化”经验和安全生产手册，也做为先进经验向各兄弟矿务局做了交流推广。前来参加会议的煤炭部部长的张霖之（也曾是父亲在聊城政干校时领导和老师）在见到父亲后高兴的当面对他进行了表扬，说我们聊城政干校出来的干部都是好样的。表扬父亲不仅从外行已经成了内行，而且从内行已经成了专家。因此，父亲当年在焦作市还被人私下里叫做“煤书记”。

1956年，张超书记从前苏联学成过来。父亲向张超汇报了市里的工作，并且也向他谈了自己对今后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张超对父亲在他学习期间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而且还对父亲埋头苦干与任劳任怨的精神表示了感谢。

这一年，父亲又被抽调到河南省高级干部理论班参加学习三个月。在父亲学习后来之后，张超与父亲谈话说，省里准备调父亲去一个新的城市。考虑到焦作的需要，市委正在向省里打报告挽留父亲。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是有些吃惊，但是仍向张超表示自己服从组织的最后决定。后来，最终省里还是没有同意焦作市委的意见。因为，省里答复是新建的鹤壁市同样是一个煤城，更需要父亲这样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独当一面。就这样，父亲就又一次地举家搬迁，奔赴了又一个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