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开展是有内在原因的。

1960年是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人祸又遭天灾，加上苏联撤走专家，停止经济援助，全国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据官方统计，全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主要是饥饿问题。不得不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降低了工农业生产指标，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不少地方还借地给农民单干；工业强调“退够”，没有原材料保证的企业一律下马。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帽子，大跃进的错误部分地开始纠正。形势稍见好转。

1962年下半年，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主要领导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所说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2年底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农村逐步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最初称“小四清”，是以“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为主的；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叫四清运动，城市里的叫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到1965年合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鹤壁市的四清运动是先搞“新三反”，即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开始运动搞的和风细雨，靠自觉革命，靠专业队伍审查。不久毛泽东指出，运动中暴露出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代表人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开始加温了。

鹤壁市在四清运动开始之前，根据省委的指示，先抽出100多名干部到焦作进行了一次集训。说是集训，实际上是一次整顿。组织者是省委四清总团团长、副省长李××，让集训干部先“洗手洗澡”，后上阵。

    可以说，鹤壁市的四清运动，是在“焦作四清集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焦作四清集训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鹤壁市城市和农村四清运动的领导和工作队队员。

组织机构：市一级的叫四清工作总团，派到战线的叫四清分团，派到各单位的叫工作队。

我记得，当时派到文教战线的四清分团领导有：葛惕非、李满保、康××、王翠萍（市委副书记段松会的夫人）。派到红旗电影院的工作队有两个人，一位是市砖瓦厂的书记、姓杨，另一位是四矿的工人、小李，名字忘记啦。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上级向农村和城市单位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火上浇油，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人员，斗争中逐渐出现斗争、打人、搜查、重点集训、扣帽子、罚跪等。四清运动由开始的社教性质转向阶级斗争性质。

我曾当过市影剧院经理部的总会计，“有枣没枣打三竿”，毫无疑问，也在审查之内。工作队组织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万万没想到，后来查出了原红旗电影院的经理白传祥（我印象白传祥是个转业军人，党性强，以身作则，正直，人不错）。据说是被红旗电影院的会计揭发的，由于他自己贪污了两万多元，为了自己立功赎罪，竟把红旗电影院的经理白传祥咬了出来。说是服务员的补票款都交给了当时红旗电影院的经理白传祥，而白说没收到。

算算这笔钱数量不少，可是个大老虎，四清分团进行了连夜突击审问。

我当时就住在红旗电影院的宿舍里，半夜三更的喊叫声把我和连金堂惊醒。我两起床偷偷窥看，四清分团的几位领导轮流审判斗争经理白传祥，推搡、金鸡独立、罚跪、谩骂，都用上了，到天明白传祥也没承认交待出什么问题。
    第二天，经理不让他当啦，开始扫院子，写交待材料。
    后来查证落实，白传祥的问题，纯属那位会计诬告的。

四清运动断断续续一直到1966年，不了了之，偃旗息鼓。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阶级斗争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而来。（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