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98年鹤壁市淇县晚商遗址考古调查报告》
岳武佐
（淇县党校，河南淇县 456750）
摘要：《华夏考古》2006年第01期《1998年鹤壁市淇县晚商遗址考古调查报告》一文，记述了这次考古调查的经过和结果，没有发现朝歌遗址，原因可能与调查组不重视已有的调查结论，忽略对淇县县城的遗址遗迹调查有关。
关键词：考古；忽略；淇县城；晚商遗址；朝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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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岳武佐（1939—），男（汉族），河南省淇县人，原河南淇县党校高级讲师，淇县政协文史资料员。研究方向：淇河文化。
最近见到《华夏考古》2006年第01期的一篇文章《1998年鹤壁市淇县晚商遗址考古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拜读之后，不禁产生一些疑问。
《报告》对史籍的引用有明显偏颇
《报告》说：
“据史籍记载，在今淇县境内或附近曾存在着最后一个殷都（或别都）朝歌。”
《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杜注（指晋代杜预(222-284)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殷墟，朝歌也。”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周公东征“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朝歌，纣所都。”
又引《括地志》引《竹书纪年》纪载，这些都是只有朝歌这个地名而没有具体方位。
又引《大清一统志·河南卫辉府》古迹条：“朝歌故城在淇县东北。”并解释说：“淇县东北为今浚县境和鹤壁市直辖区域。”
据我所知，唐代以后对朝歌的记载更多、更具体。如：
唐代颜师古曰：“殷墟，汲郡朝歌县是也。”
唐《括地志》曰：“朝歌故城：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卫县西二十三里，谓之殷墟。”
唐《通典》：曰“卫，汉朝歌县，古殷朝歌城，在今县西，纣都。有鹿台，谓之殷墟上宫台……”
这些记载《报告》为什么不引了呢？
如果说，汉代以前记载可信，只引汉代以前的。为什么又引用了清代的？如果说可引汉以后的，为什么不引用唐代的？以后各朝各代对朝歌都有记载，而且方位具体，调查组为何不适当引用呢？
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一般都要先看看地方志。调查组来到淇县，为什么连淇县志问都不问，别说看了。看看淇县的沿革不好吗？
这让人费解。
《报告》说，调查的目的是：“从考古调查材料出发，寻找殷都朝歌遗存的线索，指出朝歌位置可能在哪些区域，为今后围绕朝歌这一期望的目标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考古者“从考古调查材料出发”，无可厚非。但要以此作为“出发”点，“考古调查材料”就极为重要了，必须全面、彻底、真实。否则易出问题。
我看调查组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对“摘星台”遗址的调查结论明显有误
《报告》说：“传为纣王所建的摘星台出土陶片年代多属周代，且不乏春秋战国时期标本。”言下之意，摘星台“非商代遗址”。
今天的摘星台，远不是原来的摘星台。摘星台的土供某生产队烧了几年砖。原来台顶正中央有一航天测绘三角架，受国家保护，所以中心部分保留了下来。否则，可能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
原来摘星台与淇县西城墙北端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其北约二百米有社稷坛，明清淇县志均有记载。
明《淇县志》曰：“朝歌邑在县北门西，即殷都。汉置县，虞诩为朝歌长即此。王莽更名曰雅歌，其地有妹乡。”
清《淇县志》曰：“朝歌邑即殷旧都。汉置县，新莽更名雅歌。刘子曰号邑朝歌，墨子回车，即今之淇县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有《汤阴县朝歌镇发现龙山和商代等文化遗址》简报（注：1957年正是淇汤合并期），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五期。简报说：朝歌遗址：位于淇县城西北隅摘星台旧城墙一带，是一处龙山文化商周文化遗址。在很厚的灰土层和灰坑里发现的遗物中，属于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有条纹、方格纹、绳纹、黑色磨光陶片及三足鼎等。属于商代文化的有细绳纹、高足鬲片、鬲足和折沿沙质细绳纹罐片。属于周代文化的有完整的骨器和一堆废骨料，带有圆孔的骨器和插头带有圆孔的方柱形骨棍。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57年的考古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报告》只看摘星台的今天，不管它的昨天，对已有的结论视而不见，重新妄下结论，否定摘星台是“商代遗址”，岂能不错失寻找朝歌遗址的一条重要线索呢？
忽略一、三道城，只就二道城作调查结论是片面的
《报告》说“传为朝歌城垣的二道城出土陶片年代多属东周”，“二道城非商代遗址”。
即便说“二道城非商代遗址”，那么，为什么不过问一下头道城与三道城呢？
在对头道城、三道城不做调查的情况下，就说“此次调查没有发现商代城墙”，似乎也有点不够严谨之嫌吧！
就二道城本身来说，认识颇有分歧。
明人裴骞在《游灵山寺记》中说：“出淇邑北门，西行，过纣王城。”这个纣王城在哪里？
1984年，全国商史研讨会在安阳召开，其间，与会人员来淇县参观。参观后在摘星台公园休息。淇县准备了笔墨纸砚让与会学者题词。我也去看热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夏鼐先生边走边说：“这二道城是典型的商城。”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这证明史学界有人支持二道城是纣城的观点，也吻合了传说。甚至，即便二道城被定为卫城之后，“我省著名考古学家曹桂岑先生等许多学者认为，卫国故城应是商末朝歌城墙。”（燕昭安《关于纣都朝歌的佐证问题研究》）
即便说“二道城非商代遗址”，河南省定二道城是春秋卫城，春秋卫城是与西周卫城连着的，西周卫城是与殷墟连着的，殷墟是与纣都连着的。如果调查组承认二道城是卫城，这岂不也是一条“寻找殷都朝歌遗存的线索”吗？
《报告》认为“二道城非商代遗址”，也不承认是卫城。那么，既不是纣城，也不肯定是卫城，二道城是什么呢？
这样岂不丢掉了两个“寻找殷都朝歌遗存的线索”。
《报告》说没有发现商代大型夯土层台基
《报告》认为摘星台“非商代遗址”，说摘星台“为一夯土台基，东西长68米，南北宽30米。”县志记摘星台“东西宽50米，南北长90米”。事实上原来还要大，并且摘星台北侧不远处，原来还有一个约一米高，二十米见方的土台。难道这还不算大型夯土台基？
另外，还有一个许多人没注意过的夯土带。
在淇县107国道与上街路交叉点，呈鏊面形。107国道改道时，穿红旗路向南过食品公司大院至上街路，全长约200米以上，均为夯土层。我为什么对此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淇县有一个业余考古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在这里我认识了夯窝，并且见到了夯窝的组合。我还拾到一块有十多个夯窝的大夯土块带回了家，又在摘星台公园作了展览。交叉点以南有没有？有，有多长？我没专门考察，没有发言权。后来与邻居谈及此事，老干部张学池说：“五八年我带领群众在这南边（107国道与上街路交叉点的东南角）深翻土地时，这一片全是夯土层，可费劲了。”
由此我推测，在107国道与上街路交叉点，这一鏊面形地带应有大片夯土层。
修路时揭开夯土层，不是我一个人所见，凡经过那里，留意看的人都会见。
这片夯土带属什么年代，有待专家考证。
还有，九六年《淇县志》载，武丁宫及纣宫遗址，“在西坛至三海一带，南北呈长方形，东西宽600米，南北长1000米，地下夯土层明显。……”原文化局长曾告诉过我，三海村东玉米地里发现大面积夯土层。
关于与晚商都邑相称的遗迹
纣王殿，有铜炉沟、铁炉沟。在铁炉沟，群挖出的有南炉台、北炉台，有箭头、钳锅等。
再如，朝歌寨，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南阳社，商纣屯兵之处。（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
朝歌寨山顶上，相传为殷纣避兵之所。（清·顺治十七年《淇县志》）
类似以上淇县与晚商都邑相称的遗迹有很多，九六年《淇县志》列举纣都遗存二十项。如老砦，上有古房屋遗址，人称是殷纣王的金銮殿。1994.3.19.我们几位老友，重登山顶。我和锦熙用钢卷尺量出几个数据：遗址东西进深12米，南北长28.76米，西南墙角处遗址墙高4.4米。墙基石块最大者：西北角前墙倒下的两块石头：一块3.05米×0.55米×0.13 米。一块 ２.7米×0.65米×0.25米， 墙中的一块是 ：2.24米×0.36米×？，一块是：1.30米×0.85米×0.24米。如此大的房基，在我看来，非帝辛莫属。
二十处就不一一列举了，问题是有没有考古专家亲临现场考古？调查组应不应该亲临一两处考察一下真假？我们不能将二十个晚商都邑遗迹，不作任何考察鉴定，统统一笔抹杀吧！？
关于大型墓葬，与晚商都邑相称的遗物
大型墓葬是出土大型遗物的好地方。可惜帝乙父子在朝歌仅六十年左右，大型墓葬真的不多。
为什么遗物难寻？当与朝歌最少遭过三次浩劫有关。
第一次是武王洗劫鹿台，将国库国宝洗动一空。
第二次是周公洗劫殷遗民。殷遗民叛周，遭到周公的残酷镇压。周兵入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奴隶主的东西被大量抢劫。《麦秀歌》反映了这一问题。
第三次是迁徙殷遗民。奴隶主们将自己的物品随身带走了。“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大批殷遗民主要是商王室和在各地的贵族被迁往西土。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先后在陕西、甘肃一些地方发现了不少的西周初至晚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些是一个家庭的铜器群。根据这些家族的铜器群的族徽和铭文内容来断定，都是西迁殷遗民之物。故周公东征后，在西迁殷遗民时不仅只迁至成周一处，也迁了不少至宗周和周人的发祥地区。”（《新史记》71页。）
其后是上千年的荒废。汉置朝歌县，隋改朝歌县为卫县，县治迁卫贤集，以后又废数百年。小时常听南蛮子在淇县盗宝的故事。近年淇县又是非法盗窃倒卖文物重灾区。几千年来盗墓贼盗走了多少东西，盗走的都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
周人洗劫，遗民带走，千年遭劫，“与晚商都邑相称的遗物”还会有吗？
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事实。
关于《报告》对朝歌城遗址位于淇县城东北的推测
《报告》判断：“如果纣都朝歌确实存在，则其位于淇县东北部淇河沿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其“理由三”是，“此地邻近西周至春秋初年的卫国国君墓地辛村遗址，距西周时期的卫国都城应不远，符合《左传·定公四年》和《史记·卫康叔世家》关于“殷墟”或“商墟”的记载。此地又临淇水，而《诗经·卫风·淇奥》等篇，都表明卫都靠近淇水，《水经注·淇水》更明确指出‘其水东经朝歌城北’。因此，本地区与古籍中记载的商末都邑朝歌的地理位置相符。”
这一条理由是以史籍记载作为证据的。而前文已讲过的“殷墟”或“商墟”大量文献记载，《报告》为什么毫不理睬呢？同样是文献记载，为什么有亲有疏有选择地对待呢？
如果真的相信《水经注》，其中对朝歌城的位置，有详细的描述。讲到淇水的一条支流泉源水，曰“水有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其水南流东屈，径朝歌城南。”《报告》说：“《水经注·淇水》更明确指出‘其水东经朝歌城北’。”文中“其水”并非“淇水”，而是淇县城北的美沟水。淇水是“自元甫城东南径朝歌县北”。
在《水经注》中对朝歌城的历史还有摘要叙述。《淇奥》、《桑中》、《竹竿》、《泉水》的语句都有引用。
如果真的相信史籍记载，那么，“淇县东北部淇河沿岸地区”，“本地区与古籍中记载的商末都邑朝歌的地理位置”真的并不“相符”。相符的只是今淇县城。
据记载，同一时期的地名，洹河南岸有殷墟，没错。汤阴有羑里城，没疑问。《汤阴县志》载：“邶城在县东三十里，此武王灭殷、分封诸侯，封纣子武庚于此。”邶城已被证实。志书说钜桥是帝辛粮仓，未有异见。卫辉北有比干墓，谁都承认。这么近距离的六个地名记载，为什么对唯有记载最多最细的朝歌在淇县城一带却不相信了呢？
遵照《报告》昭示，2009—2011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鹤壁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沿鹤壁市境内的淇河两岸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借助先进的科技设备和调查方法，对淇河中下游地区沿河两岸的3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拉网式考古调查，旨在发现、确认、精确定位这一区域内汉代以前聚落遗址，……尤其是以商代晚期纣王所居朝歌为代表的一类都邑型遗址……”（《淇河中下游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浅析》）
其间，发过三次报导，第一次说，或可找到朝歌城，第二次说，朝歌城或在淇河中下游，第三次说，年底可找到。
可惜，高科技，拉网式的考古，没给《报告》赏脸。直到2014.9.17.《淇河中下游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浅析》发表，也未见到对朝歌城遗址的“发现、确认”。
现在，沿淇河两岸正在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往濮阳供水渠已修通，横穿淇河南北。不同区域，不同地段，高楼分布几乎遍布。“都邑型遗址”该有所显现了吧！可是，同样尚未见到该地区发现“以商代晚期纣王所居朝歌为代表的一类都邑型遗址”的报导。
朝歌遗址能从地球上蒸发了吗？历史怎么能够没有朝歌呢？！舍弃大量已知文献资料的启示，绕过淇县城去寻找朝歌遗址，或许是缘木求鱼。
参考文献
[1]《华夏考古》2006年第01期 作者：夏商周断代工程朝歌遗址调查组王迅;
[2]《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五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3]《鹤壁日报》2014年09月17日第五版·理论范永禄《淇河中下游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浅析》
[4] 燕昭安《关于纣都朝歌的佐证问题研究》2012年《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2期
[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6]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
[7]清·顺治十七年《淇县志》
[8]王为国主编《新史记》1997年第一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文发表于《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淇河文化》2015-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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