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荷文化源自《诗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出自《郑风·山有扶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出自《陈风·泽陂》。华夏从漫长的奴隶时代进入到封建时代，荷花也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进入到了人们耕作的田间池塘。《周书》有句：“薮泽已竭，既莲掘藕。”可见周代的野生荷已经开始被人们食用了。《尔雅》中说：“荷，芙蕖，其茎茄，其叶，其本密，其画菡，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说明人们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将荷各部分器官分别定了专名。《诗经》中将莲称作水芙蓉、水芝、泽芝、水华、水环。至于将莲作荷，则是古中国称莲的绿茎为荷，之后便将莲与荷两者混为一谈，成为通用花名。荷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荷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公元前473年，荷花作为观赏植物被吴王夫差引种到苏州灵岩山离宫，离宫是为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品上就有了荷的图案，荷与被神化的龙、仙鹤一起作为崇高圣洁的象征。莲在佛教中象征神圣与不灭，代表崇高、圣洁、吉祥、平安、光明、贞静等意，被视为吉祥花卉。荷花象征生命、太阳、和平、坚定、寂静与连绵不绝。民间馈赠荷花，表示赞扬对方清廉，人品高洁，“出于污泥而不染”。人们喜欢以荷花图案作礼品馈赠，寓意吉祥，如莲藕上一茎双花的图案象征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荷花与一只鹭鸶鸟画在一起表示祈盼考生一路顺利，连科高中。用莲花鲤鱼图作年画，寓意连年有余。如果说《淇奥》开启了华夏竹文化，那么华夏荷文化便是始于春秋时期的郑国和陈国，属于古溱洧荷文化。自《诗经》开始，荷成为历代文人笔下歌咏的对象之一，成就了芬芳圣洁的中华荷文化。
此外，淇、溱、洧等河边还初始了中华兰文化，也开了咏松文化的历史先河。
中华廉政文化源自《诗经》。中华远古的廉政文字始自淇河岸边，周公旦在淇河岸边为卫国第一位国君姬封举行授土授民仪式，制作了《康诰》《酒诰》和《梓材》，这三篇文告是甲骨文之后华夏最原始的廉政文字，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要仅是在水面上映照自己的形象，更应当从民众中鉴照自己的形象。闪烁着远古廉政的光辉思想，照耀着今天。《诗经》中廉政诗歌数量很多，代表篇当属卫武公所写的《抑》《宾之初筵》，其次还有《淇奥》《甘棠》《鳲鸠》等。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评论《卫风》：“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是说：“美好又深沉啊！有忧愁而不困扰。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这不就是《卫风》吗？” 淇河卫地的廉政诗文化与淇竹诗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历朝历代涉及淇奥、淇园、淇竹的诗篇很多，都含有廉政的内容。《甘棠》歌颂的是召公姬奭，甘棠就是杜梨，果实很像中国古代衣服上的扣子。姬诵执政时期，除了周公姬旦摄政，还有召公姬奭辅佐，召公姬奭辅佐姬诵和姬钊，创建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召公姬奭经常到民间乡邑巡行，勤政爱民、清廉听政，常爱在一棵杜梨树下现场处理公事。人们为纪念召公姬奭勤政爱民、清廉听政的事迹，表示对他的爱戴和怀念，而不愿砍伐他曾坐于其下办公和休息的杜梨树，并且歌之咏之。召公姬奭被后世千秋传唱，流传至今。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即为古召伯听政处原址，有清代河南尹张汉手书“召伯听政处”石碑，召公姬奭堪称“扣子下的廉政君子”。《鳲鸠》歌颂的是君子美德，说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中华爱国文化源自《诗经》。代表作品当属《载驰》《竹竿》《泉水》，三篇的作者是许穆夫人。诗歌中是许穆夫人热爱祖国，不忘故土，持节不移的情愫，表现了许穆夫人的故土情怀。许穆夫人出生在淇河岸边，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淇河也因此被称为爱国之河。许穆夫人的爱国诗篇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爱国诗文化。
中华赞美文化源自《诗经》。《诗经》里的赞美诗歌当属《硕人》《淇奥》，尤其是《硕人》，赞美的是卫庄姜。卫庄姜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他出生于齐国，嫁到了淇河卫地，《诗经》里有她四篇作品，她人长得漂亮，也很有才华。别的赞美诗歌无法与《硕人》媲美，对后世的赞美诗文化应响很大。《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虽读后为弄虚造假顿生厌恶之感，但却不能否认其为中华赞美文化开了历史先河。
中华讽刺文化源自《诗经》。《新台》是卫宣公与宣姜的乱伦“新台之丑”，《周南·樛木》是另一个版本的“新台之丑”，《齐风·南山》是鲁桓公与文姜兄妹私通之丑，《陈风·株林》是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的“株林之丑”。《诗经》里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态的讽刺诗很多，代表作当属《新台》《青蝇》，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讽刺诗歌、讽刺文学、讽刺漫画、幽默笑话影响很大。
此外，爱情文化、哀伤文化的诗歌很多，不胜枚举，《卫风·氓》最具有代表性。孝道文化、思乡文化的诗歌不多，代表作有《凯风》《河广》等。
四
《诗经》所宣扬的文化主流是可以肯定的，内里有远古的廉政、爱国、爱情、思乡等文化。但在《国风》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王公贵族、地方诸侯巧取豪夺、奢侈淫靡，活人殉葬，可以看到下层小吏的迷茫和无奈，能够听到社会底层农奴饱受徭役之苦，难以生存延续的凄惨诉说，有赞美、同情、鞭挞、讽刺，有欢歌笑语，有痛不欲生。而《雅》《颂》之中，除了可以肯定的主流，内里还有抹黑帝辛，无限抬高周人，甚至弄虚造假，空洞说教，蒙世骗人。《国风》与《雅》《颂》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一本《诗经》，前面是《国风》对周天下黑暗社会的鞭挞，后面是《雅》《颂》中周人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犹似说矛之利，说盾之强，自相矛盾，本身已对周之天下给出了评述，可谓莫大的讽刺。
周人在姬发的带领下，由吕尚作为军师，由微子作为内应，在扫清了东进路上的障碍，侵入中原之后伺机而动，终于等来了商代帝辛拓疆东南，致使京城兵力空虚的大好机会，于是抢抓机遇及时发动了牧野暴乱，一举夺了商的京都，但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占领商所管辖的地域。周人侵占中原，中原人士根本不认可他们的统治，商之遗民也从来没有低头，他们前赴后继，义旗高举，不断起来反抗，西周年间反周的就有：武庚、东国、录国、荆楚、东夷、徐国、群舒、密须、淮夷、国人暴动、周边各族、鲁国、姜国、千亩、桧国等，少数民族反周多的无法统计，东夷人、淮夷人威胁成周洛邑、西进河上，直逼得周公旦、周昭王、周穆王等不得不再三东征，甚至周昭王被淹死在汉水之中。反抗的浪潮此起彼伏，周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统治。
一是宣传自己的祖先多么伟大，多么正统。《史记·周本纪》中有“姜嫄为帝喾元妃”，不知太史公依据的什么文献而有此说？关于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帝喾元妃之说，《生民》《閟宫》中没有涉及。但也有人认为姜嫄为高辛氏后世子孙之妃，不知谁对谁错？或许两者都站不住脚，都是错的。后稷的后裔西岐直至周朝，他们所崇拜的图腾据说是熊而不是龙，周人避讳说熊，于是称熊为“大人”。中华龙图腾早于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图腾的崇拜来说，周人是否帝喾的后裔值得怀疑。按照朱熹的说法，古公亶父是后稷的十三世孙，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姬发是姬昌的儿子，如此说来自后稷到姬发是十六代人。后稷生活于夏代初期，夏初至周初约一千多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岐只传承了十六代人，平均六七十年一代，这明显是在造假骗人。
尤其是鲁国大夫奚斯的《閟宫》，歌颂后稷的同时，歪曲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的人文历史，甚至盖过了炎、蚩尤、黄传承下来的华夏农业文明，很像是汉代董仲舒的先师。所谓《生民》《公刘》《绵》构成了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这一系列，无非是在告诉天下，周人能鸠占鹊巢完全是上天的旨意，全天下都要无条件服从周人的统治，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反抗，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可惜《诗经》中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只留下了后稷、公刘几人，估计诗经三千的时候每个人物均有，应该是被孔圣人给删除掉了。也许在非常赞赏“周礼” 的孔圣人眼中，那些赞美之词也太出格，显得太假，故被统统抛弃了，因而眼下的《诗经》中的《雅》《周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显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很不连续。
二是无限抬高自己，标榜自己如何伟大，如何像天上的神仙，如何一心为了天下黎民苍生，建立了如何的丰功伟绩。通读《清庙之什》，多是空洞赞美说教之词，无非是想无限抬高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似乎把所说的话语重复千遍万遍便会成为真理，便可以否定牧野暴乱是商代“九世之乱”在商末的延续，便可以掩盖周人对商朝报复世仇的一场大疯狂，便可以强加给黎民大众，便可以给黎民大众洗脑，从而俯首听命于周朝的统治。身处黑暗时代的黎民百姓也只能天天唱着这样的《周颂》，对所谓的圣王、神王顶礼膜拜，口里还得喊着万岁，恭祝已经死去的姬昌、姬发万寿无疆！
三是绞尽脑汁也要把帝辛搞臭，甚至不惜历史造假，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商代帝辛最初的罪状出自周人发动牧野暴乱前夜的《牧誓》，《牧誓》中帝辛的罪状无非是《汤誓》中夏桀罪状的翻版，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经·荡》里又借姬昌之口给帝辛定了罪状，大致有暴君、暴虐、湎酒、疯狂、心狂，欢无度、多怨声、失政德、废典章、执政害民、朝令夕改、颠倒无常、朝纲紊乱、朝纲荒废、不纳谏言、聚敛贪赃、迷恋美色、败德失德、仪态全失、咆哮如雷、无道昏庸、重用小人、忠良遭贬、贤达远避、民间贼盗、民情悲苦、黎民诅咒、四方讨伐等。根据这些所谓的罪状，历经数代给帝辛添油加醋，将罪状增加到七十多条，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商代帝辛冤沉大海，再无翻身之日，令人为之叹息悲哀。
四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也就是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家族，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如此一来天下就会真心归服了，这就是《论语·尧曰》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商灭周兴以后，周朝封夏、商两朝未亡后人，这就是兴灭国；再就是承继绝祀的世族，立黄、尧、舜的后裔，这就是继绝世，同时也说明周不是黄、尧、舜的后裔；还有就是提拔隐逸的人才，授给他们官爵。这些并不是周人的创举，商汤灭夏也没有赶尽杀绝，《公羊传》中说商汤“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
周灭商后，封夏代后裔于杞国，封商代箕子于朝鲜，封商代微子于宋国，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通三统”，但却都在周天子正统的统治之下。微子的“微”字本是微子的封国，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所以那里也称为微。微子因未能继位，便耿耿于怀，不顾朝廷大局，处处与帝辛作对，吃里爬外，与西岐里应外合，为了一己之私而成为叛国与卖国者，商的毁灭，帝辛身败名裂，微子功不可没。在微子心目中，国家利益还不如他的个人私欲重要，他是人在商心在周，里通敌方。微子口头上讲的是爱国，实际上是卖国，《有客》写的就是微子在周人那里做客的事情。约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姬诵之名封微子于宋，微子成为宋国始祖，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汉代匡衡题有“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箕指箕子，比指比干。孔子是微子的后裔，而且继承了微子亲周人恶帝辛的思想意识，因而称赞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
今天有人认为《商颂》就是微子的作品，而汉代齐、鲁、韩三家都认为《商颂》是周代宋人所作，独有毛家认为《商颂》是商代作品。自汉末毛家观点畅行，齐、鲁、韩三家观点几乎被彻底否定。然而到了清代，多人认为《商颂》就是《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这可能与“恶纣扬周”有关，也与那时的尊孔大背景有关，似乎这样既能说明周人伟大，也说明孔子无比正确。但从新出土的文物与相传资料看，认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大有辩明的必要。
我们应该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问题，不能因为孔子对周人五体投地，对微子大加歌颂，对帝辛彻底否定，我们就盲从追随。甚至像《正月》中的“正”字，明明是“四”字的误写，说的是夏历四月，可就是有人非要用“正阳纯朝之月”为孔子掩饰编纂失误。还有《云汉》中的“隆”字，显然是“降”字的误写，但却无人敢于改错，以至于对诗句误解。这是把圣人所为当成了绝对真理的结果，经历史考证，周人、微子、孔子关于帝辛之罪，关于对周人的无限吹捧，多有言过其实之词，掩盖了周人延续的商代“九世之乱”。后人不应当传承这些历史造假，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鲁颂》作为诸侯国鲁国的诗歌，应当与十五国风并列，题目也应改为《鲁风》。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公姬旦因辅佐天子，未能就封，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国，因周公吐哺之功，姬诵赠鲁国以天子的礼乐，因此鲁国成了缩小的周朝，具有特殊地位。孔子一生都在尚礼，一生都在讲究君臣尊卑，让诸侯国的鲁与朝代的商周并列，这很有可能是孔子的疏忽。孔子恰好出生于鲁国，正好又编纂《诗经》，都巧合了，绝不会是因为孔子有私心故意所为，不能那样理解，那样可就亵渎了伟大的孔子！齐国是周代开国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地，在周代诸侯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鲁国，但齐国只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是不能与鲁国平起平坐的，吕尚再怎么伟大也是个臣子，因而《齐风》永远也不可能更名为《齐颂》。
五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余篇，孔子把重复的都删掉了，只选取了合乎义的诗篇用于礼仪教化，留下的诗歌有三百一十一篇。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刋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可见孔子编纂《诗经》时进行了大量的删除。
《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王季、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读后有王婆卖瓜之感，赞美连篇累牍，多是一些强加于人的空洞说教，大有造假历史的嫌疑。
传说后稷是西岐周人的始祖，后稷生儿名不窋，不窋生儿名鞠陶，鞠陶生儿名公刘，西岐的政权传递是后稷传位给了台玺，台玺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叔均，叔均又传给了后稷的儿子不窋，不窋之后子孙相传。姬氏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姬昌则迁于丰，至姬发即位，由丰迁都镐京。按照《诗经》里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习性，周人的每一位祖宗都会有数篇赞美诗，算起来应该至少有千篇以上。但《诗经》中只有：《生民》，说的是后稷；《公刘》，说的是公刘；《绵》，说的是古公亶父。
有人认为，《生民》《公刘》《绵》构成了西岐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一个系列。如果算是一个系列的话，其中缺失的周人先祖也太多了。而这一缺失很可能与孔子删除的诗篇有关，估计是“诗三千”的时候这类自我吹嘘诗歌太多，也许在孔子看来也甚不雅观，吹嘘得太离谱，于是进行了大量删除。因而眼下的《诗经》之中的《雅》《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使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不连续。
在无限抬高自己的同时，周人总给帝辛身上泼脏水。微子与周人一个鼻孔出气，孔子传承微子衣钵，恶帝辛而扬周人，对姬昌姬发父子五体投地，推测会对“诗三千”时的《商颂》进行封杀。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故今天所能看到的《商颂》仅有五篇，而且似乎都经过微子修改。
收入《诗经》之中的淇河卫地、溱洧河边郑地诗歌，约有一半涉及爱情和婚姻内容，因商末帝辛被周人痛恶，受周人和微子的影响，在孔子的潜意识之中，郑卫之歌被定罪为靡靡之音、桑间淫声。朱熹《诗经集传》步孔子后尘说：“张子曰：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郑诗仿此。”“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因而，淇河卫地、溱洧河边的《诗经》诗篇也一定是孔子删除的主要对象。
淇河卫地的朝歌因周人彻底否定商末帝辛，加之儒家的推波助澜，历朝历代被视为不祥之地，淇河卫地文化被阴云笼罩，桑中之约的燕婉身影被淇水击伤，燕燕于归一路悲歌泣涕如雨。淇河卫地“诗三千”年代的诗歌虽然被孔子删去不少，但保留下来的也不少，并且诞生出被历代歌颂的淇竹君子卫武公，出现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卫庄姜，诞生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许穆夫人。
六
《诗经》并非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诗歌，相传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辩乐》载其词如下: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商代末期，箕子和微子均写有诗歌，也未载入《诗经》，《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有箕子《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一》载有微子《伤殷操》：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诗歌与人类语言相伴而生，而文字却晚于人类语言不知多少年，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大约要算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雕塑和传说故事等。朱熹《诗经集传》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磋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不仅古中华文明如此，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河文明也是如此，诗歌的产生与人类语言的历史同样久远。黄帝时期，伶伦制作音律的时候，出现了图形文字，仓颉在图像文字的基础上开始造字，之后甲骨文字问世。中东文字的出现似乎比仓颉还早，但人类造字的历史最早也超不过六千年，所以远古的诗歌不可能用文字留给后世。《诗经》是甲骨文字之后用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由《世界史》可知，世界其他民族也有用他们的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
《诗经》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也应当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可能在西周时期突然出现。语音也会随着时代发生逐渐的变化，《诗经》里有许多字不读现在的音，像“家”读“故”，“没”读“觅”，《召南》读“shào nán”等等，很难掌握。宋代人认为《诗经》中有些应该押韵的，但按宋代那时的语音来读却并不押韵，以朱熹为代表的文人便认为要临时改成读某音，就是“叶音”，其实没有实质意义，明末陈第就第一个反对过“叶音”。《诗经》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但今天读来却并不押韵，这是因为语音发生了变化，若按当年作诗时的读音来读，肯定是押韵的。朱熹所搞的一套虽然一时押韵了，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是会不押韵的，对后世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多给后人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诗经》里的韵一般用在句尾，称韵脚。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诗经》中的虚字比比皆是，主要有：之、兮、矣、也、止、思、忌、只、焉、哉、与、乎、我、女（汝）等。《诗经》押韵多在大停顿处，一个语法句终结处，除了罕见的例外，总是押韵的。小停顿处有些无韵，中国诗歌一般是隔句用韵，《诗经》例外。《诗经》有一韵到底，有两韵以上的情况，有句句用韵（密韵），有隔两句用韵（疏韵），有无韵（如：《周颂》）。总之，《诗经》中的韵脚可分为整齐、基本上整齐和参差三种情况。《诗经》多有叠句和叠韵，为诗歌增加了音乐美。
古代诗词的平仄韵律是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研究的，从而总结出汉字的平仄入声，秦朝统一了汉字字形，隋代统一了汉字的书面读音，从南朝宫体诗、永明体的问世，到隋代《切韵》统一书面声韵，才使得唐诗走向鼎盛。因此，对于《诗经》的平仄声韵，后世不能用已经成熟的平仄韵律去求全责备。
久远的诗句，陌生的词汇，拗口的文言，随着时光的流逝，今人按照原始发音阅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书籍是无声的读物，古韵属于有声的范畴，古代诗歌与音乐密不可分，对于今天非音乐专业的人们来说，谐声、通韵和合韵等问题很难领会。我们只要知道《诗经》是押韵的就行了，非专业人士大可不必用古音来读，专业人士也不要硬逼着非专业人士去读古音，古音只是专业人士和文人们的专利。逼着非专业人士去准确地读古音或者朱熹的“叶音”，就好比让现在的小学生用繁体字写作文，很不现实，也是很不合时宜的。那些所谓的古音某些也是文人们当年临时改成的读法，未必是远古的真实读音，《诗经》距今几千年了，语音随着时代而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人已经搞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也搞过白话文运动，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呢？
七
关于《诗经》研究，西汉传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分别因其传者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鲁人毛亨而得名，前三家相当于官方，《毛诗》传于民间。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使得《毛诗》地位远高于前三家，后来前三家逐渐消亡，《毛诗》独传至今。关于《诗经》的著作众多，仅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收录及存目的就有一百四十七种，且至今仍在增续接踵，并未山穷水尽，新成果不断推出。
由于写《瞻斐诗话》《中原气象诗话》这两本书的需要，不得不读《诗经》，便从“国学导航”拷贝了朱熹的《诗经集传》，一字一句地读，但总是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能苟同，觉得有必要自己重新注解，于是便开始写读书笔记，并试着一篇篇翻译。写完了两本书后，我开始回过头来整理读《诗经》的笔记。从网络里拷贝的《诗经》原文是否有误，我心里没底，在张弦生老师的指导下，借来了老师的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书内有《毛诗正义》二十卷，于是采用了该书原文，然后将自己的笔记和译文再次整理。
严格地说，诗是不能翻译的，译成了大白话便失去了原汁原味，大为逊色。用诗翻译诗，总会丢失原有的信息，甚或完全走样，已不再是原诗所要表达的原意和意境。但对于《诗经》而言，仅仅对字词注解一下，看后依然会不知所云，所以不得不按照今人所知的文体形式进行翻译，翻译时尽力靠近原文原意，力争少走样。翻译过程中，不想写成自由体或者顺口溜，总想考虑平仄声韵，这就需要再创作，于是临时抱佛脚，学了一些平仄声韵皮毛。古人写作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在的社会阶层，所生活的时空和经历，以及写作的真正目的意义，要想搞清楚实在太难了。我只是一个从事自然学科的文类外行人和旁观者，知识水平、文学水平实在有限，世界观、历史观、自然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正在不断改造，需要与时俱进。作为外行人所写的这本书一定错误百出，甚或与眼下潮流相左，还望诸位多多批评指教，以便对本书进一步修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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