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7 10:28:13)
（原题目）“助桀为虐”说明了什么？
——小方读《汉书》之二十六
楚怀王约定天下各路豪杰，先入关中者为王。项羽、刘邦各自卯着一把劲儿，也是刘邦走了狗屎运，居然先攻破了潼关，打入咸阳，秦帝出降。而此时的刘邦觉得已经功德圆满了，看到满咸阳城的宫殿楼台、金银珠宝、美女靓妇，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招人稀罕的东东，春心荡漾起来，就要住到秦王宫里逍遥快活去。
樊哙虽然是武将，但在这一点上还是比刘邦有远见，急忙劝阻，但忠言逆耳抵不过锦衣玉食的诱惑，刘邦不干。这时候老谋子张良站出来帮着樊哙说话，他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邦幡然悔悟，急忙还军霸上以待霸王，之后便有了鸿门宴的精彩篇章。
但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感触最大的还是留侯说出的那句“助桀为虐”。相信很多人都会差异，留侯说错了吧，不是助纣为虐吗？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张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而今人也的确将“助纣为虐”这一成语的出处归结于张良的这篇传记。其实这是非常不认真的治学态度，张良没有污蔑过纣王，为什么要给他加这么个罪名呢？
“助纣为虐”最早出现在《晋书·武帝纪论》：“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可助纣为虐”。从西汉初期的“助桀为虐”到两晋时期的“助纣为虐”（晋书写于唐贞观年间，汉书写于东汉后叶，这个从桀到纣的转换时间可能会更长）的转换，暗暗给我们折射出了一个信号：纣王的罪孽不是商纣本人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由后人累加而成的。
近代史学大家顾颉刚在其《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中便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据说当年毛主席、郭沫若等还试图为殷纣王平反。去年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解《弟子规》时也曾为纣王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网间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王伐纣的时候，有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在《尚书》中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其中记载了纣王的几条罪状：酗酒；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出身卑贱的平民）；听信妇言；信奉有命在天，不注重祭祀。其实我们从这篇檄文中很难勾勒出一个暴虐之君的形象，有周一代，对纣王的罪责基本就是这样，但他始终在为自己权利的正统性做文章，通过渲染自己的功德无量，让纣王相形见绌。在“郁郁乎周文”的盛世光环下，这个被打倒的上朝君王也就必然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但从周至两汉，对纣王罪条的怀疑一直存在。孔子的弟子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记录了周以来对纣王不断增多的罪条，但也肯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卓越贡献，也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心中，纣王也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他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纣王，索性全盘兼收不置可否，将评判留给后人。而司马迁和班固在史书中让张良同时说出“助桀为虐”的成语，这边（便）充分说明，夏桀是真坏，殷纣很无辜。
回过头来，《尚书》中所记录的纣王的罪状，酗酒和听妇言，可以归为酒色误国，不过是一个陈年旧话题，一点新意都没有；而不用亲贵而用下层人才，不注重祭祀，这些恰好说明了纣王时期其实是一个改革期或者是转型期。从父亲帝乙手里接过来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方国和部落的侵扰，内有王室与贵族之间的争斗。他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唯才是用，而非唯亲是用，这应该是一个人才的幸事。不重视祭祀而励精图治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有点类似《西游记》中凤仙郡因为没有祭祀玉皇大帝而惹来三年大旱一样，让人看着就只会骂玉帝。周武王以这几点来攻击纣王，说明周其实是一个世袭的旧贵族群体，他所联合的也是商部旧贵族，那些在纣王时代特权被削弱的集团。在这场较量中，纣王身死鹿台，并不代表着姜还是老的辣，而是说明改革中总是暗藏着各种风险，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
不管怎么说，人们渐渐地放弃了夏桀，而开始重重的批判殷纣，而且传言中的纣王也越来越重口味，越来越邪恶。到了明代一部《封神演义》集几千年纣王罪恶于一体，将纣王彻底打下了万劫不复的十八层地狱。今天，在家乡淇河岸边纣王安静地躺在那里，清冷而孤寂，不远处的鹿台已经千疮百孔，巨桥之粟早已经湮灭在历史的车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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