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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鹤壁人，是铁杆儿的水浒爱好者。他们由喜欢到痴迷，由痴迷到研究，由研究到困惑……如今已过去了30年。困惑之后，终于结出了果实。果实之一便是，淇滨区文教体局副局长王俊智等人通过长年累月的研究、考证、分析、思考，在国内外一些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三国演义》、同时也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新颖的观点——罗贯中应是河南鹤壁许家沟人。
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对罗贯中的研究意味着深入与突破。此前有关罗贯中的生平身世，由于史料记述很少，罗贯中始终神秘莫测。作为对罗贯中文学艺术研究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罗氏生平、籍贯问题，各有说法，纷争不断。属籍方面，曾有东原、中原、钱塘、杭州人氏等多个版本；生平方面更加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罗贯中根本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而是一个平凡的“陋儒”。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史学界的基本依据是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1976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罗贯中讲史小说的真伪性质》一文，该文指出，《水浒传》对许贯忠的描写“暗嵌着描述作者意境或身世之情节”。据此观点，并依据《录鬼薄续编》中有关罗氏寥寥几笔的记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认为，罗贯中乃太原人，晚年隐居许家沟，并在此创作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年至终老而不返。
基于著作对作者进行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王俊智等人也是由著作开始对作者进行研究的，但与其他人的研究相比，他们在论证、论据的广度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们通过对罗贯中小说语言与鹤壁方言的对比，通过书中自然、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比照，通过小说情节与淇河历史、民风民俗的比照，以及对姓氏和部分文物遗迹的研究，提出了罗贯中鹤壁人氏说，将罗贯中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
这个观点的提出，对鹤壁人无疑是个惊喜，但是否经得起质疑、推敲或者挑战呢？
《水浒传》中的“庞村方言”
在论证“罗氏鹤壁人”过程中，王俊智等人发现了一个甚为明显带有鹤壁，尤其是庞村一带方言的痕迹。
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留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千古感叹。方言是人最早认识的抽象事物，因而也是人最为顽固的一种印迹。俗话说“文如其人”，除了思想，人在行文时也必然受其方言的影响，即使字词的发音被彻底改变（如非京畿地区的人说普通话），方言中一些表意的特定词汇也很难变。尤其《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相对文言文，白话文的方言特征非常直接、明了。
王俊智、傅玉林（淇滨区农林局干部）等人把许家沟一带方言统称为“庞村方言”。庞村地处浚县和鹤壁市郊交汇处。《鹤壁市郊区志•方言》中介绍：“郊区方言受安阳话、汤阴话影响较大，较系统地保留了古入声……庞村镇许家沟、菜庄以南，具有浚县的某些特色。”因此庞村一带是一个既有浚县方言又有市郊方言的混合、独特的方言区，有些俗语俚话，与之邻近的菜庄、宜沟以北，淇河以南地方的人都不用。在如此狭小、具体的范围内论证罗氏鹤壁人说，无异极具说服力。
那么，罗贯中的小说中究竟有哪些“庞村方言”呢？
《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中，武松说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不成？”其中，“没地”是典型的庞村俚话，意指“怎么、莫非、难道”。
第二十五回中，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子”这个字庞村话读“的”，如“桌的”、“椅的”等。浚县方言则把“子（的）”省略了，读作“桌儿”、“椅yao”。因此，只有用庞村方言这句话才念得通：“你老婆不偷汉的，只偷的汉”。
第二十一回：“宋江……腰里解下鸾袋，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头栏杆子上。”“子上”庞村话读“的浪”，如“桌的浪”、“房的浪”。所以“栏杆子上”读作“栏杆的浪”。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大量的特定词汇。如“不拣什么”（不管什么）、“齐臻臻”（整齐）、“不要怨帐”（不要埋怨）、“影着一个人”（藏着一个人）、“昏邓邓的”（灰蒙蒙）、“旋穿上裙子”（现穿上裙子）、“受尽了克剥气”（受尽了胁迫气）、“脚盆”（便盆）、“可可儿的”（真是的）、“匾扎起衣袖”（卷起袖子）、“慢丈些”（慢着点）等等，都是地道的庞村话。“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演变极慢。与许家沟近在咫尺的黑山南侧金山寺内，有一块元代圣旨碑，上面刻有蒙汉对照的两种文字。一般翻译皇上御旨的人当为本地的贤达名士，但从这块碑的汉文来看，撰写者的文字水平并不高，因为文中使用了大量口语化的方言，这倒为罗贯中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史料，而且石碑刻的年代（1312年）与罗贯中的生活年代（约1330—1400年）相近。王俊智通过对碑文与《水浒传》的语言比较，发现两者的风格极其相似。如：碑文中有“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不拣甚么物件休扯要”。“不拣”意“不管”。在《水浒传》中，“不拣”一词俯拾即是，现在庞村方言中也仍在使用这个词。
傅玉林还做过一个比较实验。他让人分别用普通话和庞村话朗读《水浒传》，结果发现，前者读起来佶屈聱牙，后者则明显比较流畅，而且用方言朗读《水浒传》，许多词汇连文化程度不高的庞村人也能听的懂。当地人说，以前读水浒有一种亲切感，现在知道为什么感到亲切了！
中国《水浒传》研究学会会长、历史学家何心所著《水浒研究》一书说：“自来文学家的作品，不但个人有独特的风格，而且还有平常习用的词语，往往于不知不觉中显露出来。”罗贯中由于用白话文写作，可以说他是在自觉或自然地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并将其贯穿全书。如果罗贯中不是淇河人氏，这些地道的庞村方言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于，这不仅能够有力证明罗贯中是土生土长的鹤壁人，并将其籍贯具体到了许家沟一带，同时发展，延伸了罗氏隐居地许家沟说，也为罗贯中小说语言乃至白话文的研究，提供了一重要的渊源地。此外，无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究竟是谁，都不影响作者为淇河人氏的论断。另一个重要的发现的是，罗贯中在《水浒传》中流露出的大量的故土情节，与许家沟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极为相似。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哲学家康德说过，人是社会性动物。与方言一样，人的故土情节根深蒂固。要想论证罗贯中小说中的“故土情节”与鹤壁许家沟有关，就要深入了解罗贯中的身世生平、时代背景，许家沟的民俗风情、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等情况，然后与小说全面比较，找出两者特有的、唯一的、并且普遍存在的吻合点和共通处，以此才能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孤立地仅凭几处巧合就妄下断语，也不能因为个别不合妄自菲薄，因噎废食。
这一切，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罗贯中是鹤壁人。
罗贯中的身世虽说扑朔迷离，但随着近几年的研究也时有发现。目前所能知道的是：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年轻时善写元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录鬼薄续编》），曾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反元起义军，并在其帐下任幕僚（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道：“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后归隐乡里，著书立说。目前被史学界确认的著作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他占据了两部。其中，《三国演义》创作在先，《水浒传》在后。艺术价值方面，《三国演义》的创作素材主要取自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而《水浒传》是作者独立创作的结果，此前虽有跟水浒相关的元宋话本、杂剧和传说，但作者对许多情节都进行了再创造，因此目前多以《水浒传》作为罗贯中研究的蓝本。
罗贯中的青年时期，是元王朝对汉人实行残酷统治的时期，因此反元浪潮此起彼伏。当时在统治力量较为强大的中原地区，依然群雄纷起。1325年以后，先后有赵丑斯、郭菩萨、棒胡、刘福通、张士诚、方国珍等人领导的起义，1351年前后，许家沟附近黑山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历史上，黑山一带属于“三不管”区域，故土匪义士多出没此地，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有土匪盘踞。附近庞村一带，至今还有当年义军留下的栓马桩、防御工事、寨门楼等。如今，这里早已归于平静，但“纵死犹闻侠骨香”，这一带农舍门楣斗板上刻的，多为“仁义忠信”、“义气乾坤”之类的文字，这与《水浒传》的立书之本，何其相似乃尔！
公元1368年，朱元璋初定天下，各方义军偃旗息鼓。据考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明初洪武年间。在历史典籍研究中，版本年代越早，越具研究价值。较早出现的一个水浒刻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一百一十五回本），上面署名“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文编集”，另有一本明万历二十四年刊刻的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中，也有“中原罗贯中编辑”的署名。
以上这些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一是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二是罗贯中起码是中原人；三是罗贯中参加过农民起义，具有一定军事谋略经验，加之许家沟一带为土匪出没之地，忠信义气之风甚行，之前他又有撰写元杂剧和《三国演义》的经历，这些无凝为他创作《水浒传》打下了基础。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封建阶段统治下，文人著书立说，多恐于文祸，故如履薄冰，因而才有“隐语”、“谶语”（《红楼梦》中大量使用）这种隐晦锋芒、暗喻身世的写作手法。这也是罗贯中、曹雪芹等文学巨匠身世不详的原因之一。
基于这样一些背景，以许家沟为中心，王俊智等人对罗贯中当年可能涉足的区域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划出了一个鹤壁集以南、高村以北、白寺以西、牛家山以东方圆1750平方公里、可进行立体比较的范围，然后将《水浒传》中暗嵌作者的故土情结的“意境或身世”（柳存仁语）放到这个范围内比照，结果有多处重要发现。
最重要的一处发现，出现在《水浒传》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中。书中写隐士许贯忠（罗贯中在小说中的化身）偶遇故友浪子燕青，引燕青回“蜗居”路线、沿途景点的描写，以及籍属的交待，不仅是王俊智等人“罗氏籍属许家沟说”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孟繁仁“罗氏隐居许家沟说”的出处。文中写道——
且说燕青与许贯忠两人各上了马，离了双林镇，望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岗，前面却是山僻小路，转过一条大溪，约行了三十余里，许贯忠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敝庐所在。”又行了十数里，才到山中。
文中交待的行进路线，王俊智、傅玉林等人做过实地考察，认为路线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白寺、钜桥、大赉店一线，而是一条古时小路。这条路现在仍在走，沿此路走，不仅沿途景观与书中的描写更加吻合，而且距离、时程也基本一致。他们对段文字的解释是——许贯忠引着燕青从浚县城（双林镇）出发，朝向西北，穿过象山一条小路（山僻小路），过了永通河（一条大溪），这里距浚县城约30里（约行了三十余里），然后走到了黑山（兀那高峻的山中）脚下，又走了十数里（又行了十数里），才来到许家沟。
这一回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论据，燕青向宋江引荐许贯忠时，作者指出许贯忠是“大名府浚县地方人”。明初许家沟隶属大名府管辖。
罗贯中在第一百一回中，提到了一座叫“金山”的山，这引起了王俊智的重视。因为距许家沟东北方3.5华里处，也有一座山叫“金山”（即黑山）。此金山会不会就是书中所说的“金山”呢？
金山位于鹤壁西北，也叫黑山、墨山，《资治通鉴》中所载“纣都朝歌在今县西，县西北有黑山”，即指此山。金山地势险峻，重峦叠翠，南面不远处，是依山东流的淇河。山中有北宋嘉佑年间皇封御建的“金山嘉佑禅寺”一座，据碑文记载，香火最旺时，有僧众五百员，禅林数千亩，《白蛇传》的故事据说就发端于此。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水浒传》开篇第一回便提到，金山寺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三日开始建造的，书中一百零八位好汉就出自金山一带。
从距离上判断，金山与许家沟不过四五里，假如“罗氏许家沟人”的说法成立，很难想象罗贯中不熟悉这座山。因此王俊智认为，金山极可能就是梁山泊的原型，金山寺是聚义厅的原型，而附近的寒坡洞，也很像书中描写的山南水寨。
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写道：“又过了两座关隘，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定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
金山寺周围，群山环伺，峰峦迭起，寺院就建在山间一块平整地带，而且寺院东西南北各二三十丈，踞地五百余丈，与书中的描写非常相似，连正门、耳房也如出一辙。
接下来，写林冲三下水浒大寨纳投名状（入伙时先要杀个人）走过的三条小路，也很像金山。书中三条小路有西南、正东、正南三个方向，现在金山寺脚下便有与书中方向完全一致的三条小路。
至于金山寺就是聚义厅的说法，主要出自对金山寺历史的考证。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大批寺庙的被毁。群雄一番较量后，胜者面南而居，而败者一般为了藏身，往往选择寺庙道观这样的地方隐匿萍踪，名曰遁入空门，实则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所以寺庙就成了历朝开国君主围剿的目标，或封或毁。金山寺也不例外。地势上，黑山四周河水环绕，山间林木茂密，芦荡遍野，西有旱路可通太行，退守皆宜，因此山间的金山寺就成了理想的盘踞之地。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二年，博陵张牛角和常山禇飞燕，在金山聚众百万，举事起义，袁绍、曹操先后将金山寺夷为废墟。可见此地的战略要义。
《水浒传》第十九回写白衣秀士王伦请晁盖、公孙胜等人来山南水寨亭上筵会。书中对“山南水寨”的描写，王俊智感到这和黑山脚下的寒坡洞比较相似。寒坡洞位于淇河东畔，前观太行，左眺浮山，右接金山，距许家沟只有几里之遥，因汉时大将军韩波在此隐居而获名（以讹传讹，后念成“寒坡”），曾噪及一时。此地距金山寺六七里路，过去是金山寺的一个下院。
金山寺东侧，有一个叫“断头沟”的地方也多次出现在书中，第十九回中，何涛划船东行，行至一个陌生的地方，向当地人应道“这里唤作断头沟，没路了。”明万历元年（1573年）《创建通济石桥记》载：“浚治迤西六十里许，地名黑山……此山麓东际有沟，曰断头。”这本书还提到，断头沟是个水泊，且势若江湖。《水浒传》第十九回描写断头沟时，有诗道：“满坡新翠盖交加，摆动芦花，绕湖面白旗缭乱，吹折昆仑山顶树，唤醒东海老龙君。”这里的“湖面”便是极好的印证。而“芦花”就更是如此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山东侧的杨小屯、蔡庄，南侧庞村和下庞，西侧许家沟、以及淇河两岸，每到秋天，芦苇翻滚如浪，蔚为壮观。而且断头沟西侧有一座龙王庙，与诗中写到的“东海老龙君”也较吻合。
此外罗贯中对许家沟一带还有几处更加直白的描述。书中曾写到在一百单八将座次排定前有几场战斗，如“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智赚大名府”、“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龙虎山上清宫”，等等，这些地名都能在许家沟一带一一找到，或一字不差，或读音相谐，而且对应地理位置也是如此。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有这样的描写：“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离黑山偏东南不远处有三个村庄——小李庄、盖族（盖祝）和扈堂。三个村呈一线排开，位置与文中完全一致。
第十六回，杨志与众军一行15人，押着生辰纲来到黄泥冈，书中写道：
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深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遍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
这里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黄泥冈就是太行山。作者很可能是把太行山东麓、淇河之滨、金山脚下的黄胶泥山冈搬到了书中，现在这一带仍称“黄泥冈十里长坡”，又称十里长冈。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开卷第一回作者写到龙虎山上清宫时，称上清宫的道长为住持，居室为方丈。众所周知，“住持”和“方丈”是佛教寺院才有的称呼，上清宫乃道观，不可能有这样的叫法。博治经史、贯学古今的罗贯中，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如果不把书中提到的“上清宫”与黑山龙虎冈东侧的上清宫遗址联系起来，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很难解释。上清宫遗址位于金山寺东侧，当地人称“大庙圪道”、“二庙圪道”、“三庙圪道”、“二楼坡”，建造时间至少当在东汉以前。罗贯中写《水浒传》时，上清宫已经败落多时年，金山寺的香火却正兴旺。也许是当地人使用“住持”、“方丈”的频率很高，或对道教不甚了解，错将“道长”称作了“方丈”，从而影响到了罗贯中。由此来看，这是一个只有当地人才可能犯的错。
如果把以上几处串在一起，与书中作者的故土情结作一个全面、立体的比较，就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判断：罗贯中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所熟悉的许家沟一带的地情风貌的印象、感受和理解，尤其是驾驭《水浒传》这样庞大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果作者头脑中事先没一个可供承载情节的地域概念，又该如何下笔呢？
《水浒传》和许家沟一带的百家姓
《水浒传》一共塑造了三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不仅姓氏各有不同，就连诨号也因人而异，仅水浒好汉不重复的姓氏有77个。其中除宋江、晁盖、刘唐、杨雄、鲁智深、武松等36人系《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有记载的姓氏外，其余姓氏都是作者笔下的妙花。
众所周知，汉民族的姓多有渊源，且族脉相承，比较固定。名则不同，因人而立，而且多有寓意，故较少重复。罗贯中在小说中需要杜撰众多人物的姓氏名号，肯定要动一番脑筋。一般来说，作者在给人物安名赋姓过程中，概不外乎以下考虑。一是根据人物性格赋名。如“李逵”，听上去雄浑有力，个性尽现，很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二是通俗易记，像“孙二娘”、“阮小二”等，朗朗上口，过眼不忘；三是隐含身世，如《红楼梦》中的“甄士隐”、“贾宝玉”；四是信手拈来，无特别用意，只作符号。这其中，姓和名又有所不同，在小说创作中，相对名来说，姓较随意，比方把李逵改叫王逵，效果也一样。因为姓在小说创作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作者在造姓时，一定会优先摄取脑海中所熟知的姓氏又必然来自周围的人，这便为研究水浒人物的姓氏名与许家沟一带姓氏的关系，提供了前提与可能。这个问题又必须概括、抽象地去理解，因为任何一种姓氏都不可能局限在特定的范畴内。就水浒姓氏和许家沟姓氏比较而言，即便在两者中找到了关联，也很可能由于缺乏排他姓而流于牵强，失去比较的意义。因此，只有从联系的普遍性入手，才可能从《水浒传》中发现许家沟姓氏的影子，以此从这个层面论证“罗氏籍属许家沟说”。
以许家沟为中心的周围村户，姓氏与水浒人物姓氏一致者众多。如：卢营村的卢姓与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庞村的庞姓（现已外迁，但庞坟尚在）与小养由基庞万春；刘庄村的刘姓太公，辛村的吴姓与智多星吴用，郝姓与井不犴郝思文；杨小屯的杨姓与白花蛇杨春；后小屯的侯姓与通臂猿侯健，等等，还有很多。但这两者间显然缺少一个具体范畴，因此也缺乏说服力。那么，怎样才能证明水浒人物的姓氏具有许家沟姓氏的痕迹呢？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四店打探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这篇文字给出了方位和姓氏，能不能在实地找到对应的原型呢？
许家沟四周有四个村子，分别是菜庄村、庞村、朱家村与山后村。东边菜庄村，以前是金山寺的菜园子，村里有孙姓；南边庞村，有杜姓，而且是村里的老户；西边朱家村庄，朱姓是大姓，这从村名上就不难看出来；山后村居北，村中王姓、李姓众多。这与书中的描写何其相似！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菜园子张青”的诨号，据当地人讲，蔡庄村以前就叫“蔡园子”。
再作进一步寻找，又发现一个更为有力的论据。《水浒传》中有一个非常少见的“扈”姓——一丈青扈三娘。罗贯中为何给一丈青安了个如此生僻的姓呢？从字面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没有多少刻意之处。人在无序中选择时，逻辑上一般是简单、熟悉的优先，而选择“扈”姓显然不符合一般选择的原则。因此，惟一可能的是，罗贯中熟知这个字，并且还知道它是一姓。
答案就在许家沟——当地人出沟进城时，路过一个叫扈堂的村子，扈堂村多数人姓扈。
对于《水浒传》“浒”这个字，王俊智有个有趣的解释。“浒”在字典中释作水边的意思，这符合水泊梁山的定义，同时也贴切王俊智的解释。王俊智是把这个字拆开来看的，左边的三点水表示淇河，右边的“许”字寓指许家沟，两者合起来，也正好暗合了许家沟紧邻淇水的实景。
神秘的无字斗板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王俊智等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遗址的研究。
遗址遗迹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许多历史真相的还原，都得益于一些考古、物证的发现与确认。具体到历史人物的属籍考证，物证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典籍记载，世籍家谱；二是故居宗祠，可考坟冢；三是对族支后裔的研究。通常之下这三者又互相照应，以此形成一个逻辑链。目前国内对罗贯中的研究还囿于典籍记载的范畴，王俊智等人也概莫能外。其中，对族支的研究成果不大，目前有罗氏先祖蜀上说，王俊智也提出了罗氏为许由后裔的说法。家谱方面，山西清徐发现了一本《罗氏家谱》，但上面只记载了“次子外出”四个字，“次子”究竟是不是罗贯中，还有待定论，故居宗祠的研究也谈不上什么突破。
1998年，王俊智在许家沟考察时，这个村宅屋门眉和窗头上高悬的斗板，引起了他的注意。从外观看，这里的石质斗板和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其他地方斗板上大多有字，如“西瞻澜嶂”、“勤俭持家”、“福禄吉祥”之类，紧邻许家沟周围的王滩、朱家、山后、菜庄、庞村、下庞、杨小屯、后小屯几个村庄，情况都是如此。惟独许家沟的斗板很特别，上面没有任何文字，只有图案。王俊智查遍了许家沟的古民宅，发现无一例外。
在特定的范畴内，任何文化都不会孤立地存在，但是在许家沟这个方圆不过30平方公里狭小的区域和众多村庄的包围中，竟然顽强保留着一种独特文化传承——无字斗板。
许家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斗板是北方民居典型的建筑风格之一，多竖立于正门上方，也有平卧的，充当门梁，许家沟一带称之为“铺床”或“过庭”。斗板为石质，多取自周围山中。许家沟的无字斗板，图案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上下阴阳两阶，上方似两面对角展开的三角旌旗，旗边为锯齿状；下方中间是线条粗勒的牛饰、羊饰或仙葫芦图案。简洁明快，但有某种浓郁的民族特征，让人似曾相识。
牛饰、羊饰通常是游牧民族使用的图案。依据这个推断，王俊智很快便在蒙古族图饰中找到了与之一模一样的图案。然而，位居中原的许家沟怎么会出现蒙古族的图饰呢？
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无字斗板出现在元代。可出现在元朝的哪个时期？王俊智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目前对石质材料文物年代的鉴定，使用的主要是“碳14”技术。王俊智显然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只能通过图案本身寻找答案。
经过仔细观察，王俊智还是看出了端倪。比如，图案上方锯齿状的旌旗，形似一张血盆大口。这是否意味着某种反元倾向呢？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无字斗板出现的年代就该在元末，而罗贯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且非常不牢靠。但是我们不妨先让这个推测成立，然后将无字斗板与罗贯中联系起来，以此去论证无字斗板为什么无字这个核心问题时，也许会猛然觉得，这种推测也许是有道理的。
元朝末年是元王朝对异族统治最残酷的时期，试图“悉空其（汉）人以为牧地”，致使反元浪潮此起彼伏。无字斗板很可能是这个时期许家沟人反蒙思想的产物。从无字斗板单单出现在许家沟看，我们不妨进一步假设：无字斗板其实就是罗贯中的创举。有史料记载，罗氏参加过反元义军，又是一位“隐语大师”，并且在当时小有名气，社会地位乃至在村里的威望，显然高于乡野村夫，因此有将无字斗板推而广之的可能。
有了上面的假设，便有了以下这个假设性的结论——
过去无论哪朝哪代，“文字狱”总是悬在文人头上的一把刀，动辄诛灭九族，有的仅仅就因为一两个字。罗贯中只一部《三国演义》就洋洋七十五万字，欲置其罪，何患无辞？况且当朝者（朱无璋）又是自己当年落草时的宿敌，他“隐踪敛迹”就成了必然。这或许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他死后两百年才面世的原因吧，出于对文字的恐惧，无字斗板会不会因此得以为继呢？
罗贯中死后，他的小说整整沉寂了两百年，才摆上中国人的案头；此后又过了五百年，他的英魂依旧飘荡着，千里孤坟，均无处话凄凉……
围绕罗贯中，总有太多的争论，因为总有太多难解的谜。相对他的小说而言，其实所有的争论和谜都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姓甚名谁、雅号诨号、身长几尺、福禄几何，重要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一本可以世代吟诵的书。
但他是历史。历史的核心是真相。因此他必须清晰。
具体到罗氏籍属问题的研究，意义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属籍问题的确定，对研究中国古典白话文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对于属地人有着巨大的鼓舞、影响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学刊《历史与研究》2004年第一期、2003年11月26日《淇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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