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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朝歌殷纣帝都
田 涛
淇县古为沬邑，后名朝歌，为殷纣帝都。但历来学者对此认识并不 公一致，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不少人根据，《竹书纪年》：“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说法，否认朝歌为纣都，只是纣之“离宫别馆”。对《竹书》的说法，我们是有异议的。
一、朝歌为殷纣帝都
朝歌究竟是不是殷纣帝都？试翻阅《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则知周武王克商之后，封是纣子武庚禄父于纣京师以续殷祀，并命管叔、蔡叔相禄父治殷。所谓“治殷”，即治理殷之旧都。那么，殷的旧都在什么地方？《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汉书。地理志》对此作如下解释：
“河内，殷之旧都”（P.127，以下所引《史记》材料，皆系中华书局1959年版）。所谓“河内”，按《史记•正义》：“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故《周书。职方》说：“河内曰州”，但“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见《史记•正义》）。概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这个地区，商代末期，为殷之都城。周来殷后，把殷畿分为邶、鄘、卫三国。宋朱熹的《诗集传》对此亦作有解释：
“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殷墟，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并说：
“朝歌故城在今卫县西二十二里，所谓殷墟”。（中华书局1985年版）
按卫县故城，在河南省浚县西南五十里，今卫贤集，（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而卫县集西二十二里，即今之淇县。
又《史记•卫康叔世家》：
“……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所谓“故商墟”显为结都，所谓“河淇间”显指朝歌而言可见朝歌即殷纣帝都，故亦称“殷墟”。而《史记•周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材料，对朝歌为殷纣帝都，言之更详。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并袒述其沿革说：
“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并引《帝王世纪》材料说：
“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P.123)
从以上材料看，均应肯定朝歌确为殷纣帝都。此外，还可以“牧野之战”证之。
关于武王伐纣的史实，古籍多有记载。《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咏的便是“牧野之战”。第七章言武王伐纣，第八章言武王克商。
而《尚书•周书》（宋十三经注疏本）记载尤详。综合《周书》之《泰誓》、《牧誓》、《武成》等篇的原文及注疏，略述武王伐纣的经过如下：
周武王十一年（作者按：《泰誓》《序》作十一年，《文》作十三年。孔安国把十一年作为观兵之年，十三年作为伐纣之年。我们认为观兵之说可信，故以十一年为伐纣之年）。一月三日癸巳（作者按：有说周改正朔在克商以后，此时还应用殷之正朔一月应为十二月，《史记》（即作十二月）岂不镐京出兵伐纣。行军二十五日，于二十八日师渡孟津。过河后于已未日率师北上。于癸亥日陈师商郊，而纣师也陈牧野。第二天，甲子日。天还未亮，双方初一接触，殷纣的军队，由于前徙倒戈，一败涂地。殷纣国败身亡。
由于后人对《尚书》的怀疑，过去对这一史实的可靠性，也打上问号。但司马迁的《史记》关于“牧野之战”的史实，还是可靠的。尤其是1976年，西周表铜器“利簋（guǐ，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圆口，两耳或四耳）”在陕西临同出土，更可心证实《周书》所记“牧野之战”的史实是确实的。（关于“利簋”的出土，见《文物》1977年第八期）这个簋是武王的右史利，用武王赐给他的金铸造的。簋上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文字即是“牧野之战”的战前卜文。文曰：
“？3页下征商，在甲子那天早上。举行“岁祭”进行“贞问”。结果是“克”敌制胜，早晚即有商国。
“利簋”的这段铭文，完全证实《周书》、《史记》所记“牧野之战”的日期是确实的，也证明“牧野之战”的史实是完全可靠的。
既然“牧野之战”确系事实，那么“牧野”在什么地方？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志》的材料说：
“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P.109）
那么卫州城为今何地？据《资治通鉴》的“卫州”注说：“卫州为汉汲县地”，即今汲县西南之汲城村。此地东北距纣都朝歌七十三里。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便是在这一带开阔地打起来的。
可见，“牧野”是纣都朝歌的牧野，唯其是距纣都城朝歌七十三里和牧野，纣王于兵败反走，才能于当天死在鹿台；而武王的军队，也才能天当天进入朝歌。如说纣都是在北蒙（今安阳殷墟）而不是朝歌，那么二者将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可以周设“三监”证之。
据《史记•周本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治殷”（P.126).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注这一名时谈到“三监”问题。他先引《地理志》的材料就：“周既来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夷；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又引《帝王世纪》的材料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作者按应为南）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谓三监”。由于二说不同，所以张守节的按语说：“二说各异，未详也。”（P.127）。今之学者，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编要》也都采郑玄《毛诗谱》的说法。可证张守节所引二说，《帝王世纪》的说法是正确的。武王克商之后，以纣京师封武庚禄父，但把殷畿分而为三国，设立三监，便不怕武庚叛乱。所以，从周设“三监”，也可证纣都在朝歌而不在北蒙，否则“三监”监所，不会在邶、鄘、卫。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其生活遗迹来证明信。果如《竹书》所就：“帝辛受居殷。”（《古本竹书纪年》P.24）殷为“邺南三十里的北蒙”，那么在安阳小屯当有关于殷纣的传说及其生活遗址。我们曾访问过安阳小屯村的群众，他们都说这里的老辈人，从没听说过有关纣王的什么传说，更没有听说过哪里有什么有关纣王的生活遗址。相反在淇县，却是说不胜说，数为胜数的。有载诸《史》、《志》的；有留传于人们口头的；有至今仍为淇县地名的。今择要述如下：
载诸《史》、《志》的，如鹿台：
《史记·殷本记》：“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P105）。《集解》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瓒曰：“鹿台，台名，今在朝歌城中”。《正义》引《括地志》云：“鹿台在卫州卫县西南三十二里”。
《水经注》“淇水”条说：“今城内有殷鹿台”。并引《竹书纪年》：“武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并说：“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也”。
《淇县志》（顺治版。以下所引县志材料，皆顺治版）：“鹿台在县西十五里南阳社地方，即殷纣积财处”。
钜桥：
《史记·殷本纪》：“而盈钜桥之粟”（P125）。《集解》：“钜桥，仓名”。
《淇县志》：“钜桥在县东二十里，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
酒池：
《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P105）。《正义》引《括地志》云：“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地，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
《淇县志》：“酒池，在县西北十五里灵山社大洼村。传为殷纣观牛饮处，至今遗址尚存”。
殷故宫：
《淇县志》：“在县西朝阳山，其址尚存”。
朝歌邑：
《淇县志》：“即殷旧都，汉置县”。
郊台：
《淇县志》：“在县东北十五里吴里社，相传为殷郊祀之所”。
摘星楼：
《淇县志》：“一名妲己台。在县城西北隅，与天相接。相似纣与妲己观朝涉之处，今遗址尚存”。
斮胫河：
《淇县志》：“源出县西北三里，东南流入卫河。昔日殷纣王斮朝涉之胫即此因名”。
鹰犬城：
《淇县志》：“在县东北十八里，昔殷纣畋猎之所”。
纣王窝：
《淇县志》：“在县东北十五里四流口社淇河内，相传把纣葬于此”。
邻近县与纣王有关的古遗址：
在汤阴县的有羑里城。《史记·殷本纪》：“纣囚西伯羑里”（P.106）。《集解》引《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处”。
在汲县的有比干墓。《史记·殷本纪》：“剖比干，观其心”（P.108）。
《周本纪》：“命闳夭封比干之墓”（P.126）。《正义》引《括地志》：“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P.127）。
有关纣王的传说：
1、破庄无核枣的传说：
一天，纣王采纳妲己的建议，要造鹿台，以壮观瞻。费时两年零四个月，才算完工。为庆祝鹿台落成，纣王于鹿台之上，摆下九龙盛筵，大宴群臣。筵席之上，烹龙炮凤珍羞味，酒海肴山色色鲜。酒筵过后，内侍用碧玉盘献上当地特产的灵枣解酒。但见枣大色鲜，脆甜利口。群臣齐声夸赞，独纣王龙眉微皱，默不作声。群臣不解，一时殿上鸦雀无声。稍停，但见纣王轻启龙口道：“好是好，就是有核，美中不足。要是这种枣没核，岂不更好”。据说从那时以后，鹿台一带的枣树，所产的枣，便都无核了。
2、葬纣王于淇河内的传说
据说纣王的儿子，最不听他的话。纣王叫他往东，他偏往西；纣王叫他打狗，他偏赶鸡。纣王也很头疼，尽管纣王对一些不顺他心意的大臣，动辄施以极刑，而对自己不孝顺的儿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牧野兵败，纣王在死之前，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他自己死后，把自己埋在淇河里，纣王的意思，儿子是个别子，这次让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埋在淇河里，他一定会地平原卜一块宝地埋葬自己。想不到儿子这时却一反常态，他想：“自己过去因为看不惯父王的所作所为，而一向不听他的话，遇事好跟他打别扭。如今国破家亡，父王临死的遗言，自己应该照他的话去做，也算尽一点孝心，让他死后也得到点安慰。纣王死后，他的儿子按照他的话，把他埋在淇河里。
3、凿断金牛岭的传说
相传“纣王的江山，铁筒一般”。而殷朝的王气，都聚在金牛岭上，断不了金牛岭，破不了纣王的江山。武王伐纣，兵抵朝歌城外，攻不下朝歌城。姜子牙掐指一算，知是金牛作怪，于是下决心凿断金牛岭。结果白天断了，夜里又长起来。后来姜子牙日夜凿山不止，三天三夜，终于凿断了金牛岭，这才攻下了朝歌城。金牛岭在县西十五里，如今金牛岭中间有一豁口，淇县人叫作“断王口”。
其它，如姜子牙卖面，黄飞虎镇守淇水等故事，都是淇县人口头乐道的传说。
至今仍为淇县地名的如：
卧鸾村：相传为纣王鸾驾存放的地方，今为地名。
纣王殿：在县西五十里，传为纣王铸造兵器的地方。今为地名。
薛村（血村）：传为纣王牧野兵败后，退到玉门闫外，与周兵背城一战，“血流飘杵”，沧河水赤。沧河入卫河处的“血村”，即因此得名。
玉女观（玉女关）：南临沧河，西靠金牛岭。传为玉女镇守的关口。也称玉门关，今为村名。
刑盆：传为纣王残杀大臣的刑具，其刑如盆，故叫刑盆。今为地名。
从上述史料证明，朝歌应确为殷纣这都。
二、不是纣之“离宫别馆”
朝歌不是纣之“离宫别馆”。试再以《史记》所载武王克商后之善后事宜证之。
武王于甲子次日即修殷社。
按：“社”为古代帝王立国之标志。《白虎通·社稷》：“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社”必立于帝都，不可能立于“离宫别馆”。
武王释箕子之囚，百官之禁。
按：当时上层社会政治囚禁的地方，也只能在帝都，不可能在“离宫别馆”。
武王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
按：藏财之“府”，贮粟之“仓”，也只能在帝都或近郊，而不可能在“离宫别馆”。
武王展九鼎、宝玉。
按：九鼎为传国重器，宝玉为礼神瑰宝。九鼎必置于帝都，宝玉必藏于神宫。均不可置于“离宫别馆”。
武王于克商之事毕，“乃罢兵西归”。
按：朝歌果为纣之“离宫别馆”，武王于攻下朝歌后，必进军北蒙，迁其国宝重器，而不会兵抵朝歌，即“罢兵而归”。纣王于牧野兵败，也必然退兵北蒙，以守王宫，决不会登上鹿台，而遭擒杀。
三、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
根据上述分析，朝歌确为殷纣帝都，不是纣之“离宫别馆”，而且从帝乙起，殷即徙朝歌。关于帝乙徙朝歌之事，不仅古之《帝王世纪》有记载，即近人罗振玉通过对殷墟甲文的考释，也肯定“迁沬必在帝乙之世”，并指出《竹书》“更不徙都”的说法是错误的（《殷墟书契考释》）。罗氏的话，还可以证诸郭沫若对《戊辰彝铭文》的考释。郭沫若说：“卜辞乃乙末年徙朝歌以前之物，有帝乙二十年之纪录，可知徙朝歌乃二十年以后事”（《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还可以从殷代诸王名谥中见不到帝乙、帝辛的名谥得到证明。据王国维、陈梦家等人对殷代帝王名谥的考释，证明殷墟甲文所载殷代帝王的名谥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的名字基本相符，独缺昭明、曹圉、帝乙、帝辛四代（见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P.5）。按昭明、曹圉为殷之远祖，甲文付缺，可暂存疑。而帝乙、帝辛乃商代末世之君，应无庸疑。那么在殷墟甲文中，为什么见不到帝乙、帝辛的名谥？关于这个问题，王国维在他的《古史新证》中曾说：“卜辞出于殷墟，乃盘庚至帝乙所刻辞，其先王中自无帝乙、帝辛之名”。吴泽在《中国历史大系》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至于帝乙、帝辛末见诸卜者，则因殷墟卜辞的最后制作是帝乙、帝辛时代，也就是说，殷代最后主祀的，即最后祭辞的最后制作是帝乙、帝辛；被祭祀的先王先公，当然也以文丁为止，故甲文中无帝乙、帝辛的名谥，也看不到帝乙、帝辛的名字”（P.6）。对于他们的解释，我们是不敢苟同的。难道说殷代最后祭祀祖先的人是帝乙、帝辛？考武王克商，立纣子武庚以续殷记，时间虽短，证明帝辛之后殷祀末绝。果如《竹书》所言，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那么，实际殷商的最后主祀人应是武庚，而不是帝乙、帝辛；反之，帝乙、帝辛都应在被祀的先公、先王之列的。殷商被祀的先王先公应以帝辛为止，而不是以“文丁”为止。而在殷墟的刻辞中，应见到帝乙和帝辛的名字。但实际，在殷墟的刻辞中，被祀的先公先王止于文丁；刻辞止于帝乙。但原因不是如王国维、吴泽所说的；原因在于帝乙的迁都。因为帝乙之世，殷已徙朝歌，帝辛都朝歌，当然在殷墟甲文中见不到帝乙和帝辛的名字。
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朝歌作为殷都，历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帝。考武丁、武乙为时较短，而帝乙、帝辛合起来却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因而朝歌方兴未艾留下能证明为纣都的文物。据我们所知，解放前有无发现，已不可知；解放后，淇县文物管理所虽对淇县地下文物进行过普查，但并未进行过发掘。然而有关晚商文物，却因开荒、翻地、起土等种种原因，时有发现。但朝歌殷墟出土的晚商文物毕竟很少，更没有发现与都邑相称的遗址。分析原因：一、朝歌殷墟不同于安殷墟。安阳殷墟为河水淹没，所以殷王室卜辞及其他文物，能够完整地埋在地下，保存下来。朝歌殷墟则不然，武庚叛乱后，周兵二次攻下朝歌，“朝歌为墟”，宗庙、宫殿皆焚于火。且三千年来，沧桑变幻，即使有些遗物，也早荡然无存。二、朝歌究竟是否为殷都，直到今天，认识仍不一致。因而朝歌殷墟一向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进行过探查与发掘。因而殷纣宫遗址何在？地下有无遗物，都无从肯定。但朝歌故城残壁尚存；摘星台遗址犹在；斮胫河仍潺潺南流，这都是载诸史册，不可移易的见证。
因而要解决朝歌是不是殷纣帝都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关键是从《竹书》“更不徙都”的说法中解脱出来；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地下发掘与史料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允当的结论，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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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朝歌为殷纣帝都
田涛著《纣都朝歌》
纣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原是载诸史册及地方志的事实。但近几十年来，自从甲骨在安阳把墟出土，王国维的《说殷》问世，《竹书》的“更不徙都”说，即被奉为圭臬。我国文术界，遂把洹水南之殷墟，说成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从而抛弃了历来史书所说的纣都朝歌说。然而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说安阳殷墟为殷都，我们并不否认，但要说安阳殷墟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则大谬然。因为史书所载及地下发掘的事实，都否定了这一说法。首先我们说说盘庚迁殷的问题，盘庚迁殷并非迁今安阳殷墟，迁的是西亳，盘庚是都西亳的。且看《史记》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成成汤之故居”（《殷本纪》）。“成汤之故居”何在？近年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发掘，如今学者大都肯定偃师商城是汤都。偃师商城的发掘，不仅证明偃师确为汤都，而且也证明偃师商城为盘庚之都。因为在偃师商城的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古城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即被放弃，后来经修补后又重新使用的，而再次设都于此的殷王便是盘庚（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414—415），此证一也。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直到武丁还都西亳。何此为证？可以武丁访贤，后于傅险得傅说证之。傅险“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括地志》），即今山西平陆县一带，为西亳之野。此证二也。关于盘庚迁殷非今安阳殷墟，还可以安阳殷墟的考古证之。根据安阳殷墟的发掘，从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中，还未发现一片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甲骨；在安阳西北冈殷大墓的发掘中，也未曾发现一座墓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陵墓（《商代的墓碑地制度》见《考古》，1983年10期），此证三也。以上事实，足可以证明盘庚并未迁都今安阳殷墟。《竹书》说盘庚是始都北蒙的殷王，此说是不足信的。那么《竹书》“更不徙都”说，是不是事实呢？考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到武丁。武丁五十年，即离开西亳徙河北，先都沫，有今河南淇县之武丁遗存为证。后徙北蒙，有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为证。可证盘庚迁殷后，其后王并不是固定在西亳“更不徙都”。武丁是盘庚后王中第一个都北蒙的殷王，武丁都北蒙后，历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前期，北蒙作为殷都，实际是历六代八王一百六、七十年。但武丁都北蒙后，其后王庚丁、文丁即曾迁回西亳，否则武乙不会“复去亳，徙河北”（见《殷本纪》）。帝乙也不会“复济河北”（见《帝王世纪》）。可证武丁都城北蒙后，其后王也不是固定在北蒙，“更不徙都”。从以上事实看，《竹!书》的“更不徙都”说，也是不足信的。实际上，商代后期，盘庚后王也多因水患，碾转迁徙于西亳、朝歌、北蒙三地，商代后固定于一地“更不徙都”。所以说，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应不止安阳殷墟一处，朝歌、偃师也应称为殷墟。
纣是朝歌的。纣都朝歌，始自帝乙。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皇甫谧的话，又为近人罗振玉通过对殷墟的考释所证实。罗氏说：“《竹书》‘更不徙都’说是错误的”。并肯定“迁沬必在乙之世”（《殷墟书契考释》）。皇甫谧的话也为郭沫若对《戊辰彝铭文》的考释所证实。郭沫若说“徙朝歌乃二十年后之事”（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又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卜辞通篡》）。我们说帝乙二十年后，必有一场大水，是河水暴涨，淹没了王朝，帝乙是因水患而迁都朝歌的。帝乙迁朝歌后，殷都北蒙即沦为一片废墟；纣都朝歌五十多年，在纣王时代，北蒙这座历史名城早已成为一片荒墟，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给淡忘了。这就是武王代纣，纣王于牧野兵败后，不退守北蒙而兵撤鹿台；武王克商后，不进军北蒙，直捣“黄龙”，而兵抵朝歌，即罢兵西归的原因。这说是武王迁九鼎于朝歌，而非迁九鼎北蒙的原因。笃信“竹书”说的人，不知对上述史实，当作何解释？纣是都朝歌的。纣都朝歌除史书记载外，还可以证诸淇县古城垣。1984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召开，代表们在淇县参观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夏鼎院长曾说：“淇县古城垣是典型的商城”。此外，还可以证诸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生活遗迹。朝歌为纣都，还可以证诸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尽管有人把这些“庙祭甲骨”的时代，叛作是“殷墟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甲骨学通论》），但我们仍然不相信这些“庙祭甲骨”会来自殷都北蒙。尤其是其中的H11：1（一、图13），如确系帝辛眩辞，它就更加不可能来自殷都北蒙。因为武王伐纣，攻的是朝歌；周公二次东征，征的又是朝歌。朝歌是纣都，帝辛卜辞，只能来自朝歌。
“纣都问题”的讨论，还在深入进行中，谨再以此文，重申纣都在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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