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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殷人为东夷，我要用“归国华侨”称呼殷人。“华”字未必得当，“归国”、“侨民”乃得历史真实。《山海经》中王亥—一美洲，卜辞中对王亥祭祀极为隆重，他从美洲返回不正是“归国华侨”吗？
陈梦家先生在《古文字中之商祭祀》中指出，燎祭者心理有三：1，对伟大处然之恐惧；2，向生产事业有关的物力求助；3，春念其旧居东土。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盘庚迁都算在内，殷人共迁移13次，所以张衡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王国维考证前8次迁移为：
1，契自毫迁居蕃；2，昭明自蕃迁居砥石；3，昭明自砥石迁商；4，相土自商迁商邱；5，相土自西都商邱迁居东都泰山下后复归商邱；6，商侯迁殷；7，殷侯复商邱；8，汤始居毫（《观堂集林》卷十二）
先商文化分布于晋南、豫北、冀南一带。发源地在漳河流域，甲骨文“滳”即漳河，其国号、族称源于先商时期。山东境内在夏代和早商时期，根本没有夏文化和商文化。主为夏商源出山东的说法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昭明迁泰山下之说不能成立。定都殷以后，距其故土不过方圆千公里之内，而且版图有所扩大，去所有这些以前的居地没有什么困难，用不着怀疑就可以断定，这些地方也不在东方，而是大体位于北方。
殷王族念念不忘的东土不在中华本土，唯中美洲有考古学依据，能成为“东土”。《大荒东经》有“困民国”，一般认为是“因民国”，提到王亥，地在美洲。La venta出土殷人祖先牌位与玉雕像，汉字记载的先公先王等名号表明，这里是殷人的祭祀遗址——祖庙，只有王族才有这样的设施，即迁往美洲的必为王族。如果该遗址的年代确如发掘者所说，距今3200多年，就说明武丁时期有王族同时在太平洋那边的墨西哥立国。其历史可上溯到什么时候？《诗经.长发》说“相士烈烈，海外有截”，这海外关非一些学者说的辽西，应在中美洲。“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玄王为契，佐禹治水，受封大国在何处？“外大国”必在海外。《史记.殷本纪》：“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强调“海内”，意在指未及海外。因为夏代征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竹书纪年》）。即《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说青丘国，在中美洲。相土、王亥等能到美洲（或生于美洲），夏王也能去美洲。汤革夏命，没有去美洲的条件，后来的商代人去过没有？未见记载。从商史“海内”、“海外”的观念，说明到周代，商后裔对祖先在中美洲开拓的业绩记忆犹新，引以为荣。只不过地在大荒，没有后人能识别的地名，或许八迁之中就包括上古中美洲，而后迂回中华故土。
龙山文化在山东、山西均留下了文字，夏代和早商却没有发现几个文字。甲骨文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必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但已知的金文和甲骨文都在盘庚迁殷之后，再早时期的文字埋在哪里呢？夏代青铜器上文字很少，或许夏族本来就不爱在青铜器上铭刻文字？商代后期文字多，早期也应当有。如果在中美洲的殷人是王族及其为数可观的臣民，也应当有卜辞之类。这类文物由欧美人发掘了，也不一定重视，必须由中国人和国外汉学家参与发掘 、考订。中美洲各国对中国文明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关系有一些了解，但不够普遍；某些国家与我国的关系不正常，如果各国能够了解古代曾发生在中国与美洲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在地下文物上见证着的那漫长的交往史，就不会有那么多隔阂。NHK曾报道，危地马拉玛雅人说外国人抢小孩，就打伤日本游客。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中国人为“拔山拿”（同胞），与前一例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对于印第安人何尝不是一头热呢？
(转自《古今文化网》)
殷人渡海说考证
王立
CCTV<<环球>>节目1999年11月中旬在一次关于古文化的报道中,有专家称"殷人渡海说"缺乏证据.我确信中国商代人能渡海去美洲,但愿有一天我能去美洲寻访华夏先民的遗迹.(这个愿望促使我发奋攻读历史,外语,考古.)
2001年夏,玛雅文物展在中华世纪坛展出了3个月.在这些光彩夺目的珍宝当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殷人祖先牌位.主办者并不知道这是让殷人祖先牌位回乡探亲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La Venta地方发掘的一处距今约3200年的遗迹中,太阳神庙地下,发掘出16尊高七,八英寸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6块玉圭.其中15尊雕像是黑色的,呈同心圆状排列,都面向一尊红色雕像,玉圭上刻有中国文字.中国学者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最先释读出其中的殷商先王先公等名号.一块玉圭上刻着:俎女戍茧翟伯(肉祭有戍氏长女简狄);一块玉圭上刻着:(火)农妣辛(火祭神农裔高辛氏帝喾);一块玉圭上有契,相土,王亥等名......这些雕像与玉圭是殷商王族的祖先牌位,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们不仅证实史书关于商先世记载的可信,而且证实殷商王族在墨西哥生活过.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戍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淮南子.地形:"有女戍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有女戍,不周在山西南部.
甲骨文"喾"字作猴形,暗示帝喾实为夸父族.玉圭铭文说帝喾为神农后裔,补证了这一点.中国史书对此从无记述.不少学者对殷出于帝喾的否定是站不信脚的.
契封于商,在漳河流域.甲骨文有氵商字,即漳河.考古发现证明漳河流域确实是先商的生活区域.山东境内并无先商文化.关于殷人曾迁往山东的说法无依据.<<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学者认为"海外"是辽西.但<<山海经.大荒经>>记王亥,地在美洲.由于La Venta出土了殷人祖先牌位,<<诗经>>,<<山海经>>等书的类似记载有了文物证据.
按<<史记>>记载和王国维先生考订,从契到汤的世系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微(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汤.相土在中美洲有突出成就,王亥则从美洲返回故土,与有易争,被杀,其子上甲为父报仇.在殷人祭典中,王亥拥有作祟时王,影响收成,保佑征战胜利等神威,对他的祭祀很隆重.他既是"高祖",又是"王",他的名字从隹从亥,表明商族人对他的崇敬,加上了图腾像.
商族人是怎样到达美洲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乘船渡太平洋,二是经北亚过白令海峡到北美洲,再南下.二者一样艰难.美洲各地与中国有关的文物都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这是航渡太平洋的结果.如果从陆上分散开来,不一定仍要沿太洋沿岸移动,美洲各地秦汉的铜钱,文字,雕像等说明当时中国人到美洲不是个别的行动.<<汉书.东夷传>>:"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黑齿国为少昊后裔,在中美洲.<<汉书>>的记载证实航渡美洲在汉代已是可行的.<<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大壑,汤谷在中美洲,在渤海以东,说明战国时代中国人知道中美洲的方位.这只有在了解地球形状,有航海实践的基础上者能做到.倒退几个世纪,中国人航渡美洲同样是可能的.<<山海经>>多处记载少昊时已有竹舟,到商代航海是有物质基础的.
<<中华祖先拓荒美洲>>分析了有关殷末25万军民渡海去美洲的细节问题.我不完全赞同作者的推断.但作者提供的积极证据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材料.地位显要的攸侯喜突然在中国消失,而美洲印第安人流传着<<侯喜王歌>>.歌中记叙了侯喜率领二十五族历尽万难终于抵达美洲的事迹.甲骨文"舟"字是一段剖开的竹子,原产中国的涕竹在本土失踪,却在美洲生长至今.墨西哥西海岸出土的距今3000多年的陶器上,刻有二十多个"舟"字,即二十五族会师时留下的盟书.25万人集体远走他乡,绝非易事.他们出发前应当有一定的计划,航行中有可以想像的困难.但是,他们来到了中美洲,在这里会盟.如果会盟是事实,那么对于目的地是明确的,"舟"字表达了他们对劫后余生的感恩,就和许多民族对葫芦--昆仑的感情相似.
夏商周断代工程认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但我觉得江晓原先生求得克商日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更可靠.考古也证实,武王伐结在公元前1040年代是可信的,殷人东渡应在公元前1044年年初,到达中美洲已是下一个冬天.<<侯喜王歌>>有"天国再建冬复春",表明他们是在冬天到达美洲的.<<汉书>>说"船行一年可至也"在商末是同样能实现的.
<<逸周书.王会解>>参加成周之会的,有青丘国和黑齿国代表.这两国远在中美洲,能获得通知并到成周出席大会吗?
<<竹书纪年>>说夏伯杼征东海,获一狐九尾.一狐九尾为青丘国图腾.伯杼去了美洲?武丁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应当有活跃的外交.La Venta太阳神庙的年代正是武丁在位期间.甲骨文从此较多地保存下来.
如果中国学者参与美洲考古工作,很可能会发现更多证据,更清楚地看待中国上古史.殷商文化到达美洲应在4000年前,但殷商文化的美洲版--奥尔梅克文化上限是公元前1200年.许多问题要弄清楚,考古是有希望做到的.
(转自《古今文化网》)
专访王大有：中国人发现美洲诸问题
发布时间：2002-11-6 文章作者：布服
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2-11-6-11049.htm
４００万年以来形成的中华人种，十万年前从亚洲腹心地区中国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北两地，向北越过蒙古高原，经东北亚不断迁徙美洲，距今９７００年的中华上古文明时代以来，至少有十余次移民美洲的浪潮，这些移民成为美洲的先住民；他们将离开中华大地时的文明成就，一并带到美洲，并在新的环境中得以发展，使美洲文明带有中华母体文明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在古代美洲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美洲支、南太平洋支，在距今约７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以上古中华文明为特色的太平洋文化圈，一直延续到１４９１年。
以上陈述已非一个假说，而是由王大有与宋宝忠、王双有合作二十年，采用十二重考证法，经过综合考证所取得，他们自１９８３年以来，在贾兰坡院士、周谷城会长指导下，全力以赴研究１４９１年前的古代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亲缘关系，填补了国际史研究空白，出版了《龙凤图集》（１９８８）、《龙凤文化源流》（１９８８）、《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２）、《龙凤传人》（１９９３）、《图说中国图腾》（１９９８）、《图说美洲图腾》（１９９８）、《图说太极宇宙》（１９９８）、《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２０００）、《宇宙全息自律》、《天人合一养生》、《生命密码解读》（２００２）等二十余部专著，在海内外发表数百篇论文、文章，以及电视广播等专题节目。周谷城多次在太平洋地区文化与文明起源学术会议上，称“这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深入研究下去，一定会导致中国史、世界史改写”。
１９９２年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王大有等发表了《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中华文明东迁美洲的文字学证据》，第一次破译解读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Ｌａ Ｖｅｎｔａ）第四号文物六块玉圭版其中四圭上的殷商祖先谱系殷文，指出奥尔梅克文化的主人祭祀中国殷商祖先，惟有解释他们就是东渡美洲成功的殷商人，在中美洲重建了商文明，并因此而自称为“殷地安”人（Ｙｉｎｄｉａｎ），而不是“印第安”（印度人），“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之萨曼岛登陆时，已有殷人后裔生活了近３０００年，因听他们讲‘殷地安’，就以为是到了印度，便称他们为印度人（Ｉｎｄｉａｎｓ），从此谬误流传。今据考证应推翻其说，以匡天下之大谬”，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轰动；他们通过古代美洲和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图腾徽铭文化、考古学文化、文献学文化、星象学文化等多重论证，进一步得出结论：公元前４０１５至４５１０年（距今约六千五百年）轩辕黄帝氏族战败了魁隗氏炎帝，神农氏、蚩尤氏、夸父氏、少昊氏这些战败的氏族部落或国族，在其后大约５００年间，相继迁入东北亚、阿拉斯加、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建立各自的文化区和政权。
中国著名文化人类学、文字学、图腾文化学专家王大有先生，应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邀请，于7月22日来美国作学术访问。他将到达科他人阿吉布瓦部落考察、拜见部落酋长、考察土著人岩画，随后将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作《中国古代文明与美洲土著文明的亲缘关系》的学术报告，到美东地区考察易洛魁文明。王大有出版专著二十馀部。
图为王大有资料照片。
２０００年王大有先生出版了《中华文道文库图说中华文明大典》系列三部：《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５０００套书三个月便售尽。三部书详细论证历次向美洲移民浪潮的原因、路线、文化成就。《三皇五帝时代》扉页上印著王大有的题献：“谨以此书，献给１５０００年以来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祖先，献给１００００年以来开拓太平洋龙凤文化圈的英雄祖先，献给８５００年以来创造古代美洲文明的中华人种殷地安人。”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至８月３０日王大有先生应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邀请，前来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到土著部落实地考察，并到美东地区考察参观。我有机会参加了接待工作，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美洲土著主体是“中华人种”
问：古代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是２１世纪的热门的题之一，请先谈谈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吧。
答：古代美洲文明及其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认识美洲土著人民在世界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如何评价他们创造的文明的价值。至今为止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他们的主体最初来自亚洲，虽然也有一些来自非洲、欧洲或大洋州的移民，但都没有形成美洲土著的主体。这些先行到达者，我们称他们为美洲的原始居民，美洲的土著，美洲的拓荒者，美洲的真正发现者。
现在，由于地球物理学、人类学与科学考古的成就，世界史学界大多数人接受这样一种意见：美洲土著的祖先是大约１２万年至１万年之间，特别是最近的２·５万年，由亚洲的腹地中国华北地区，经由内蒙古高原、东北亚和大陆架平原、陆桥、相互比连的岛屿，分批迁到美洲的。
距今１５万年左右，北京人一支到达今辽宁喀左地区，留下鸽子洞文化遗址。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有１２万年前丰富的冰碛物，其中有一些是右手使用过的原始工具，而这正是北京周口店人的文化特征，表明早期美洲的一些原始居民是北京周口店人的后裔，不然他们不可能有周口店人的文化传统。一项追踪１０万年前的女性基因——线粒体研究结果表明，最初的线粒体女性基因携带者来自亚洲，支持了美洲土著来自亚洲说。
问：据说，距今３万年至７０００年前，自古中国华北到加拿大，有一个细石器分布带，证明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是这样的吗？
答：这个细石器分布带，中国科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陈淳、安志敏等都作过深入详细的研究。最初发现是在３万年前由中国甘肃、宁夏以及山西朔县为起点，漫布蒙古草原、中国东北平原、东北亚、阿拉斯加、直至加拿大南部。山西峙峪年代距今２８９４５－１３７０年，东西伯利亚久克台年代为距今２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前，乌斯的诺夫卡距今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前，日本白泷１３地点为距今１７０００年（至今未见有突破２００００年者），阿拉斯加年代为距今９８５７±１５５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年代为距今约为７０００年；这些细石器的绝对年龄递减又一脉相承，有一个完整的连续谱系。贾兰坡院士因此作结论说：“如此高度特化的工具不可能由人类独立地在两个地方同时创造出来，它们向广阔的极地扩散，向东北方向，穿过北亚和北美，分布在东经９０度至西经１４０度，北纬４０度至６５度之间”，“我称它为华北细石器传统，因为这一传统以华北发现的为最早”，“北美的细石器文化，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因为相同性质的文化以华北的发现最早。分布的路线可能是从我国的宁夏、内蒙经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先分布到东西伯利亚，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分布到北美。根据目前的发现物来看，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距今１１０００多年前即到达了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海莱湖地区”，“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所以美洲土著或原始居民是古代中华先民，是不争的事实。
问：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境内的黄色人种是连续的，没有缺环的，一脉相承的呢？
答：对，正是这样。这就是说，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证据是相同的，都确认美洲土著是中华人种。
问：你为什么说“中华人种”，不说蒙古人种？
答：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人类——自４００万年以来的蝴蝶人，２７０万年的东方人，１７０万年的元谋人，１２０万年的巫山人，９８万年－５３万年的大荔人、蓝田人，５０万年－２３万年的北京周口店人、２８万年的金牛山人，以及１０万年以来的北京人、柳江人、资阳人等，直至现代中国人，存在一个完整的体质人类学发展序列和同一特征：１、铲形门齿；２、印加骨；３、矢状－特征。美洲“印第安”同一切黄色人种一样，都具有这一共同特征，构成一个大人种的最稳定的基本特征，这一人种学特征首先出现并成序列发展于中华大地，因此我们称这一人种为“中华人种”。这一中华人种迁徙到美洲的，我们称“中华人种美洲支”。
我主张废除“蒙古利亚人种说”，我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图说美洲图腾》、《图说中国图腾》中都明确提出此说，“蒙古”称谓始自中国唐代“钵室韦蒙古部”，这个称谓仅指中华人种的北亚支，蒙古支；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三皇五帝时代》又详述了中华人种及其亚种的形成与分布。
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美洲原始居民与中华祖先同祖同源，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华文化与古代美洲文化是兄弟文化，不同地缘却具有同一的血缘基因和文化基因，因而具有同一的文化传统。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除在公元８至１０世纪由北欧到美洲的海盗苗裔，即所谓“白种印第安人”外，美洲土著的主体，美洲古典文明的缔造者，美洲的开拓者，是历次自亚洲移民美洲的先民，其主体是中华先人，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共同创造了古代美洲文明。
二、解读玉圭文字
问：看来你们对奥尔梅克文明的研究，是一个突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奥尔梅克文明是美洲古代文明的焦点，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揭开这个谜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奥尔梅克文化最早、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是拉文塔遗址，在此发现一组玉器，但无人知道它的名称和用途，所以只称为“第四号文物”（图一）。这批文物发掘以后，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展出，各种介绍古代墨西哥文明的大型画册必然刊登这一组玉雕，但没有任何人注意六块玉圭上还有文字，以为是“图案”、“花纹”，甚至“裂纹”，所以没有人去“理睬它”，更不会有人去“解读”它。
图一：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
问：请谈谈你们的解读过程。
答：我是１９８８年在北京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发现该玉圭上有殷甲骨文“农”、“辛”、“女戎”等字，便开始进行研究。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８日在《华声报》发表《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一文，在国际学术界第一次把它们命名为“玉圭”；因为它上端微弧，属于东夷民族太昊伏羲氏的“琬圭”；又因为上面用殷商文字和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之间的古文字，刻著殷商祖先的名号谱系，我们又把它们称之为“玉圭神主牌位”。而那１６尊玉雕像就是殷商人的祖先——奥尔梅克人的祖先，这样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成文记载的文献谱牒和祖先形象的宗祀整体。在此文中我们解读了四块玉圭上的文字；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８月这组文物在中国展出，我们在西安、北京重新核实对实物，解读出六圭全文，确认它是殷商文字。
问：怎么确认的？
答：玉圭上的文字，对殷商甲骨文，夏商周金文研究过的人，能识读出来。我们把玉圭上的文字勾摹下来，与中国古文字作对比，即可解读它们。我们把它们作了１－６的编号，作了复原勾摹和摹本殷文解译对照本，同时发表。（图二、图三）
１号圭原文：“郊供玄鸟陨卵（上），降而生商，帝俊携玄女茧翟受卵吞食（中），闭台有孕生子（下）”；２号圭原文：“有女戎氏伯女茧翟感应玄鸟”；３号圭原文：“火祭农帝辛”；４号圭原文：“报祭陬訾氏、蚩尤氏、、相土、王亥并上甲微”；５号圭原文：“十二宗祖二”；６号圭原文：“小日皋”。
这些玉圭原文，可与中国大汶口文化陶文（距今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连云港朐山少昊勾芒遗址崖刻文字（距今７０００－４０００年）、良渚文化玉器文字（距今５１００－４２００年）、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族徽（距今３６００－３１００年），一一对应，是纯粹的中国文字。你不认识这些字不要紧，只要你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
２００１年８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此做了专题节目，将这六圭上的文字逐一作了特写，我在节目中说：如果不是殷人东渡美洲成功，怎么可能把殷人祖先的牌位、谱系带到美洲？如果不是中国殷商文字，为什么可以和殷商文字一一比对吻合？
图二：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文字全文摹本。
三、为美洲土著正名为“殷地安人”
问：你们力主将美洲土著正名为“殷地安人”，根据是否来自对拉文塔玉圭文字的解读？
答：不完全是。拉文塔玉圭殷文的破译只是证据或原因之一。
我在１９９２年首次公布史实：１９１０年欧阳庚特使在处理墨西哥革命（１９０８年）杀害华侨的索赔专案时，殷人后裔殷福布族（Ｉｎｆｕｂｕ）百余家族自称是殷人后裔，要求清政府庇护，代为索赔。还公布了欧阳庚之子欧阳可亮在殷地安仆人家生活的经历，他们每日相见、吃饭、睡觉前都要互道一声：“殷地安”。这个家族自称“殷飞虎”，还有“殷飞鹰”、“殷飞豹”、“殷飞蛇（龙）”、“殷飞兔”等，都说是“三千多年前从天国经三千天之浮桥岛”而来，并且所有印第安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方”，面向西方祭祖，祖先的化身是黑色的“雷鸟”（俗称“大黑鸟”）。这显然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
问：这些材料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这些史料是我的义父欧阳可亮在给我的信中写的。我把这些史实整理，公布于世。
图三：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文字对照解读本。
问：哥伦布把他们称为“印第安”显然是错了。 答：那当然。哥伦布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登上萨曼岛时，他们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Ｙｉｎｄｉｎａｎ”，问你们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也是“Ｙｉｎｄｉｎａｎ”，于是哥伦布认为自己到了印度，因此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
美国学者艾·巴·托马斯（Ａｌｆｒｅｄ Ｂａｒｎａｂｙ Ｔｈａｍａｓ）在他的《拉丁美洲史》中说，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到达美洲的蒙古人型的圆颅人种称作“印第安”人，也就是说“印第安”人是专门指称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圆颅人种。这时的中国正是商末周初，也就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当时商纣王与攸侯喜征东夷人方成功，自己回殷都安阳过春节，十万殷军留守山东，结果武王攻克朝歌、纣王自焚。殷军民２５万人在山东失踪，而这时也正是托马斯讲的中美洲的圆颅人突然出现，奥尔梅克文化兴起。美洲学者一致公认奥尔梅克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又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奥尔梅克人有圆颅和变形长颅。公元前１０００年的圆颅人自称为“殷地安人”，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了。况且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年代也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
因此，哥伦布谬称的“印第安人”理应废除，正名为“殷地安人”。
问：殷人既然到达中美洲，并立国定居，殷商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或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
答：对。可以确认是殷商古文字的还有：美国四角地石板上的５２字，危地马拉玉圭上的成组文字，利玛陶盘上的文字等，共３７０余例。
四、殷地安人的祖先皆姓“风”
问：据说你考证出所有殷地安人的祖先皆姓“风”，有何证据？
答：玛雅的风神、雨神、羽蛇神的头顶上，都雕刻中国古文字“风”或“天”字，这是标识殷地安人祖先族属的证据，是他们的族姓、氏姓。这为我们查证他们来自哪个民族，提供了直接的识别标准。
问：请详细谈谈。
答：先讲一讲中国的“凤”姓，因为殷地安人的“风”姓，始源于中国。
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姓是“风”，“风”姓又分成三大支：一为“凤”，龙蛇虎兔龟蛙图腾；龙蛇部又分化青龙蛇部和红龙蛇部；青龙蛇部称雷泽部或方雷盘古部，本名为方，又称“房”、“防”、“旁”、“防风”、“方雷”，以雷龙（今称扬子鳄、巨蜥蜴）为图腾标志；青蛇部称虬“九”、“修”。红龙蛇部称华胥氏、烛龙氏（祝融氏）、烈山氏。龙蛇图腾的都是“虫”部风姓。
图四：玛雅金器风姓太阳神。胸的左侧为“凤”，右侧为“凰”。
一为“凤”，鸟图腾；以鸟为图腾的为玄鸟，总称为燧人掩（上合下廾，音眼）兹合雄氏（又叫合雄氏或合洛氏、洛氏）凤姓始祖合称“乙洛”又称“伊洛”氏，他（她）们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祖。燧人掩兹氏所崇拜的鸟是“啄木出火”的啄木鸟，燧人掩兹氏因为观察这种鸟发明人工取火，称它为离朱鸟，口中衔朱，把它作为太阳鸟。“凤”鸟最初指的是这种玄鸟。
一为“夙”（凡内加日），太阳图腾；太昊氏、少昊氏、羲和氏等以太阳为图腾，或以太阳鸟为图腾。“夙”后演变为“凰”。风和凤凰的“几”或“凡”，是天盖天穹的“弓”形，它是“风”、“凤”、“夙”、“凰”的取义本源。也是“天”的原义。燧人掩兹氏首先发现了太阳在天穹的运行轨迹如弯拱形，这就是把“弓”横过来看。又发现太阳夜晚运行是呈相反向，是反弓形，将两个正反天形合起来，叫作会合、合雄、合洛、掩合，该字首见于７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山东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少昊太阳历刻石，盛行于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前中国大汶口文化、大河村文化、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这个复杂的标志经过简化就作“凡”、“几”，也就是“风”。
问：那么你是否能介绍一下美洲殷地安人的风姓标志呢？（图四、图五）
答：第一类是弯拱形风姓标志。玛雅人（ＭＡＹＡ）、阿斯特克人（ＡＺＴＥＣ）、萨波特克人（ＺＡＰＯＴＥＣＡ）、华斯特克人（ＨＵＡＳＴＥＣＡ）等的风神、雨神恰克（ＣＨＡＣ）、德拉洛克（ＴＩＡＩＯＣ）、库库尔坎（ＫＵＣＵＬＣＡＮ）羽蛇神的王冠上、面具（面罩）、图腾像上都有这个标志。
第二类是Ｈ和凡形风姓标志。在北美洲赫比（赫胥氏ＨＯＰＩ）、那瓦后（那娲后，ＮＡＶＡＨＯＳ）、密西西比河蚩尤裔支殷地安人的族徽、中美洲阿斯特克（ＡＺＴＴＥＣ）太阳历中心的奥林（ＯＬＬＩＮ羲和氏飞蛾标志）、南美洲蒂亚瓦纳科（ＴＩＡＨＵＡＮＡＣＯ）文化、纳斯卡（ＮＡＺＣＡ）文化、瓦理（ＨＵＡＲＩ）文化、查文（ＣＨＡＶＩＮ）文化中都有这个标志。扶桑树也作Ｈ形。
第三类是上下天穹掩合的原生型。见于奥尔梅克（ＯＬＭＥＣＡ）文化、玛雅（ＭＡＹＡ）文化等太阳神、羽蛇神、风神、海洋神、雷神、云神、地母神、凯察尔柯特尔（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太昊鸟（ＭＡＣＡＷ，太昊译名）。各种殷地安人手抄本上的凯察尔柯特尔或库库尔坎神降人间、沿扶桑宇宙树上下，也都有这个风姓标志。
图五：玛雅文化陶塑盐兹鸟载日飞行（１）。中国战国时期盐兹鸟（２）。南美洲秘鲁盐兹鸟（３）。
这就说明，遍布美洲各地的殷地安人各支系有一个共同的风姓始祖，这就是在距今１·１万年至７０００年前到达北美洲北部地区的华北细石器文化的主人——燧人掩兹氏及伏羲氏女娲氏。他们已不是原始人，而是有族姓，已发明了《河图》、《洛书》，是懂得大山天齐纪历和扶桑建木纪历的文明人类、他们第一次把１·４７万年至９０００多年前的合黎山龙首山文明、昆仑山文明、舞阳贾湖及王屋山文明，带到了美洲，所以在加拿大温哥华和夏罗特皇后岛（ＱＵＥＥＮ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Ｌ）的燧人掩兹氏、方雷氏称作雷鸟氏、玄龟氏，魁隗裔民称“因纽特”（ＩＮＵＩＴ）。赫胥氏被译为“赫比”，太古母（ＴＡＩＫＯＭＩ）女娲被译作那瓦霍（ＮＡＶＡＨＯ），称作“蜘蛛妇”——实际是掩兹时代的织女、须女、须句氏；盘古太昊被称为天父羽蛇神，少昊被称做金星神，羲和被称为天母太阳神，常羲被称作月母兔神，句芒木正重在南美洲值守蒂亚瓦纳科太阳门，夸父缔造了古秘鲁河谷的查文（ＣＨＡＶＩＮ）文化。
五、美洲土著怎么来到美洲
问：这就涉及到他们进入美洲的路线，是否与华北细石器马蹄形分布带重合？
答：重合。但分为东西两线。
问：愿闻其详。
答：东线沿太行山进辽东半岛进东北平原，入东北亚，西线沿昆仑山（合黎山、龙首山）、贺兰山、六盘山、阴山，北越黄河河套贝加尔湖向东沿黑龙江向东，直达入海口，进东北亚，与东线移民汇合，到阿拉斯加进北美洲。
问：迁徙的原因是什么？
答：一是追逐猎物，二是在１万－９千年之间在贺兰山海渤湾的乌达海泛滥成灾，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燧人掩兹氏走西线向北迁徙。向东迁徙的一支在９０００－７８００年间又发生洪水灾难，这批华北人进入山地、经王屋山、太行山、努鲁儿虎山北上迁徙；同时留在甘肃大地湾的西线居民沿六盘山、贺兰山北上迁徙，到达美洲后成为“大地尼语系”（ＮＡＤＩＮＩ）的各族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西海岸一带。距今６５００－６０００年间黄帝打败夸父、蚩尤之后，先是夸父蚩尤少昊的主力部队出华山潼关至甘肃天水、贺兰山，北达贝加尔湖，再转黑龙江流域，漫布东北亚，成为爱斯基摩人，他们自称“因纽特”，“夸扣投”，“特林吉特”（ＴＬＩＮＧＩＴＳ），向南直达秘鲁河谷，《山海经》记为“波谷”“皮母丘”；少昊支在北美洲称为“那该后”（ＮＡＧＡＩＣＨＯ），木正句芒重随夸父抵达纳斯卡，在帕拉卡斯（ＰＡＲＡＣＡＳ）湾的沙山上雕刻句芒木正“勾股扶木”标志，手执牙璋和掩兹鸟权杖，成为南美洲的殷地安文化传统。蚩尤一支进入北美后向东发展，当黄帝氏衰落后，他们与蚩尤氏从中国冀北滦河流域走东线迁到北美洲，黄帝支成为易洛魁联盟的核心成员，现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五大湖地区，蚩尤氏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距今５８００－５１００间，华北的共工氏、宿沙氏、欢兜氏、少昊玄枵氏羲和氏常羲氏，走东线迁居加利福尼亚。
图六：玛雅文化陶塑伊萨姆娜太阳神（１）。玛雅文化石雕风神雷雨神库库尔坎（２）。
问：这些迁徙留下了什么物证？
答：这些迁徙的最重要的物证是北美洲赫比人与那瓦霍人的世界递迁图，中美洲玛雅与阿斯特克人的五日太阳历图，记载了这些悲壮的移民过程。
问：还有其他物证吗？
答：再举一个古文字，这个字很像“出”，但下面没有两边的短“Ｉ”。最早见于距今９０００年的中国河南舞阳贾湖太昊遗址的一个据认为可能是权仗的柄端端面上，在大地湾人向北迁徙的必经之地贝加尔湖岩画上也发现了这个字，在中美洲殷地安人的陶器上发现了这个字，在南美洲帕拉卡斯的沙山上发现了这个具象化的“勾股扶桑树”，而“勾股扶桑树”是太昊的助手勾芒的发明，这个标志留在了中华先人迁徙美洲的路途中，与细石器的马蹄形分布带正好重合，证明这确实是必经之路。
问：现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跨越太平洋的障碍，是否还有其他的迁徙路线呢？
答：这些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１·２万年以前是穿越冰期的白令海峡；白令海峡消失后是沿太平洋沿岸的大陆架浅海的岛屿逐岛迁徙；浅海消失后是从贴近陆地的岛屿迁徙；沿北太平洋黑潮暖流，走海路越海到北美洲；沿南太平洋通过四群岛迁徙到南美洲。
六、美洲土著与中华人种的同源族系
问：美洲土著的风姓共同祖先是谁？
答：在中国燧人、伏羲、女娲都是风姓。美洲人的祖先一个是伊萨姆那（Ｉｔｚａｍｎａ），（图六）他是燧人掩兹，即中国的伊洛萨姆。这是苗彝等族的音读；另一个祖先是凯察尔柯特尔－库库尔坎，他是中国的太昊少昊。
遍布整个美洲的殷地安土著，普遍以凯察尔柯特尔（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为共同祖先，他的原型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伏羲太昊及其传人少昊，因此具有龙（羽蛇）凤（风神雷鸟）、太阳和观测金星的图腾习惯。凯察尔鸟（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 Ｍａｃａｗ）就是“太昊”的记音。见于各种手抄本，木雕、石雕中的凯察尔柯特尔，重复著相同的出身和业绩。在俄克拉何马州斯比拉·蒙特（Ｓｐｉｒｏ Ｍｏｕｎｄ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贝雕上刻的是伏羲女娲交尾图苍牙（牙璋）、蚩尤等图腾祖先像，地母、大地女神恰克（Ｃｈａｃ）、德拉洛克（Ｔｌａｌｏｃ）是句龙后土；句芒重就是南美洲查文化中和太阳门上的执圭矩的太阳神。几乎所有重要的美洲殷地安祖先神，都来自古代中国。也都是中国人的祖先。
问：古代美洲土著与中华移民在美洲同源族系，如何划分？
答：自最后一个冰河期以来，古中国境内的先民一批又一批迁徙到美洲全境，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群体，带去的大地湾仰韶－红山－庙底沟羌、狄炎帝黄帝文化，穷桑（扶桑）大汶口－龙山东夷文化；通古斯河姆渡良渚百越苗蛮文化等，在各个层次上，均与中国境内同期文化，可以指认，一一对应、吻合；又与民族的现实状态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族史和文献记载上也是彼此呼应，相互补充佐证；美洲的中华先民保持的上古习俗，补充著中华上古史，是中华上古文明的活化石。
中美洲的奥尔梅克（Ｏｌｍｅｃａ）文明，是殷人东渡美洲重建的殷商文明，拉文塔（ｌａ Ｖｅｎｔａ）玉圭殷文和亚利桑那州博物馆藏殷文岩刻，秘鲁伊卡陶器殷文等破译，确证了这一史实。
玛雅文字中仰韶—大汶口文字与殷文混用，证明其文化渊源更早。
因此可以说，至少９０００年以来，移居美洲的中华先民，是美洲土著的文明主体，拓殖了美洲，为世界和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学术界对您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
答：从１９８３年到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作为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以周谷城、贾兰坡、房仲甫为首，全力推进这项研究，引以为学会的骄傲，中国国内的证伪派虽持有不同意见，但至今未见公开批评。倒是支持者不断发表评论，如：林河、刘志一、何光岳、龚维英、陆思贤、郭大顺、苏秉琦、李维华等。我们很感谢冯英子、孟伟哉、常大林，以及黎岳庭、刘润汉、黛薇等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和墨西哥、秘鲁，美国的专家，国内的专家，已经形成一个研究群体，我们的研究结论在墨西哥这几年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事实与读者，是最终检验我们成果的试金石。只要我们面对事实，就可以重建历史的丰碑，就可以还历史的真相。我们愿同美国朋友、美洲朋友、各国朋友一起研究这个课题，一起完成这个使命。
编辑员：theory
再谈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
（一）
看了布服先生对王大有先生的专访，我又对“殷人东渡美洲”产生了兴趣。一年多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浅谈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说》，当然这只是一篇读后感，现在看来有好多幼稚的地方，但基本观点至今没有大的改变。这次再补充一些看法，《浅谈》一文的内容，如无必要则不再重复。【王大有先生的两部著作，《三皇五帝时代》以下简称《三》，《上古中华文明》简称《上》，布服先生的《专访王大有：中国人发现美洲诸问题》简称《专》，见http://myarticle.sina.com.cn/forum/myarticle/userarticle.cgi?user=bufu201】
首先要声明两点：
第一、我并非反对王大有先生的全部观点。印第安人是黄种人，祖先来自亚洲，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有DNA检验的支持)。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具体到王先生所持的周武王攻破“朝歌”后攸侯喜率领殷人东渡美洲的说法(以下简称“殷人东渡”)，我却认为它固然有一定的根据，可算一家之言，但还远不能成为定论。王先生说距今9000至5000年间有中国人以陆路为主要方式迁徙到美洲，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印第安人的主体是这些人还是10000年以前的亚洲移民，现在也无法确证。如果是10000年以前的亚洲移民，即使来自中国版图范围内，恐怕也不能说是“中国人”，不能说“中国人发现美洲”。【多说几句：“朝歌”是春秋时才有的称呼，周初的文献中写作“沬”、“妹”，后又写作“坶”、“牧”。因此人们习惯上说的“攻破朝歌”并不妥，正如该地今属河南淇县，我们却不能说周武王“攻破淇县”】
第二、我对王大有先生的执着精神十分钦佩。王先生提出“殷人东渡”十多年了，所涉及的专业有殷商史、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美洲史以及古代印第安文明研究。老实说，他没有得到主流学界(学院派)的有力支持。他所列举的支持者(《专》)，大都名声显赫，有些甚至是震烁当代的大师，只可惜专业不是很对口——他们的研究重点，贾兰坡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苏秉琦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类型学；周谷城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陆思贤是中国北方民族考古和“神话考古”；何光岳是中国民族史；房仲甫是航运史；冯英子、孟伟哉则都只是作家。这些学者的特长，或许可以支持王先生的其它观点，但对于“殷人东渡”的成立却并无直接的根本的帮助，至多是在某一方面为其“可能性”提供证据而已，如房仲甫的研究。至今，我还没有听说哪位殷商史、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公开支持“殷人东渡”及其具体论据，如对“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释读等。近二十年来，“殷人东渡美洲”、“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观点在主流学界不受重视，应者寥寥。反对的代表人物，前有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后有北大考古系、哈佛人类学系博士蒋祖棣(导师是两位专攻商周考古的权威——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和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就在不久前，社科院拉美所学者白凤森、徐世澄等，还对这些说法进行了质疑。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在其新作《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也严厉地批驳了王先生的观点(北大出版社2002P44)。去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一位研究金文的学者在国学网对我说：“王大有不是学者，只是个文化作家，他的书不是学术著作。”......此类非议，王先生看到听到的只怕比我要多上十倍。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只有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观点才有价值——无数事实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是觉得王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这本身就是很值得尊敬的。
（二）
我对于“殷人东渡”并无预设立场。若“印第安人”真是“殷地安人”，我会很高兴，若不是，我也不会感到很没面子。我希望将来能有确凿的直接证据支持王大有先生的说法，但就目前来看，疑问太多，我仍然无法接受。
１、关于把“Indian”读为“殷地安”的问题
按王先生最初的说法，东渡美洲的殷人思念“殷地安阳”，故每日必说“殷地安”，犹言“家乡好”(《三》P628)。但是，“安阳”之名在商代还没有出现，它始于公元前257年，即秦昭襄王50年。《史记·秦本纪》云：“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扩地志》云：“宁新中，七国时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商末东渡的殷人怎么会知道八百年之后才有的“安阳”之名呢？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已有不少学者指出。现在王先生已放弃此说，改称：“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专》)。”非常遗憾，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解释——在已出土的15万片卜辞中，我们找不到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商人一直称呼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国都为“商”、“中商”或“大邑商”，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说“殷”不是当时商人的自称。称商为“殷”始见于周初金文，后世延续了这种称谓，包括商遗民。郭沫若认为它是周人对商的一种出于敌忾的称呼，如“支那”、“倭寇”一样具有贬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
很多著作都认为卜辞中没有“殷”字，其实应该是有的，其字形是，一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身)，另一边是一只手(又)拿着一件东西对着他。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中收录了此字，认为可能是“殷”，但释义不明(P932)。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认为，这个字的本义是给病人做按摩(中华书局1979)。胡厚宣先生也认为，这象一个人腹有疾病，另一人手持针刺之(《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4期)。邹晓丽先生则根据《说文》对“殷”字左半边“归也，从反身”的解释，认为它是“身份”的意思，代表大腹便便的贵族，他们在武力(殳)的打击下，反身归附称臣(《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P171。于省吾先生认为《说文》的解释是错的，因为甲骨文中的“身”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无所谓正反)。可见，无论“殷”字的本义是什么，它都很可能具有某种贬义，所以“东渡美洲的殷人”是不会自称为“殷”的，正如中国人不会自称为“支那人”一样。因此，王大有先生读“Indian”为“殷地安”，完全是从发音去附会，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就是从历经三千年其发音仍与今日北方话一致这点看，也够不可思议的了。同理，“殷福布（Infubu)”、“殷家（Inca）”之类，皆不攻自破。曾有人戏言，“夏威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而“阿拉斯加”用上海话解释就是“我们的家”。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传世文献中有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如《尚书·盘庚》：“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殷降大虐......”、《尚书·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讫我殷命。”等。但是，即使它们的内容思想可信，我们也无法证实它们就是原始文献。比较起来，还是殷墟卜辞中反映的情况可靠，若商人自称为“殷”，断不会在15万片卜辞中无迹可寻。其实，从《盘庚》中盘庚还未迁都之前就自称为“殷”这点看，它就不是原始文献，而是后人追记的。【指武王克商前的例子，克商后的尤其是东周的则于本题毫无意义，如孔子自称“殷人”之后。因为此时的商遗已作了周的顺民】
第二、卜辞中有一个“衣”字，王国维先生认为它与“殷”通用。这在卜辞中虽无直接反映，但从后世的铭文和文献看，确实如此。如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铭有“讫衣王祀”，“衣王”即“殷王”，《尚书·康诰》的“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但“衣”字也从未用作殷人的自称，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某种祭祀仪式，即合祭先公先王之礼；二是地名，商王的田猎之地，如“贞：王其田衣，逐。”(《甲》1549)。既是田猎之地，肯定不是指当时的首都(今安阳小屯)，但相距不会太远，郭沫若认为是在今河南沁阳境内(《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商人因发祥于滳(漳)水流域，故自称“商”。他们在盘庚迁都到今安阳小屯时，把“商”的名称也带了过来，把这里叫做“商”、“中商”或“大邑商”等(古今不乏其例)。“衣”是地名，在商的王畿内，离安阳不太远，商王经常在这里狩猎。“衣”地和周人的活动区域接壤——周人始居山西——故周人有时以“衣”代称商，但“商”的称呼他们也采用，如同是周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前者称“珷征商”，后者称“讫衣王祀”。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为了打击商遗们的自尊心，消除他们对故国的思念，则较多地称之为“衣”而不用其正式名称和自称“商”，后来又把“衣”写作同音且很可能具有贬义的“殷”。这样看来，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还不如将“Indian”解释成“衣(殷)地平安”，这多少还有一些根据，把“衣”解释成纯地名而不是“殷商人”。
２、关于“殷人东渡美洲的文字学证据”
按王先生的说法，周武王攻破商都后，山东地区由攸侯喜率领的25万军民突然失踪，文献无考，而稍后一段时间，美洲地区的奥尔梅克文明等印第安文明崛起，且具有“浓烈的殷商文明特质”，最主要的证据是文字，如“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秘鲁依卡陶盆殷文”、“北美四角地殷文”等。显然，时间的先后不足为凭，文字的释读是此说的主要支柱，但是王先生的释读基本是从预设立场出发的，不能令人信服，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方法不妥。
王先生采用字形对比法，将形状类似的美洲古文字与中国殷商文字一一对应。比如，看到一竖就认为是“十”；看到两横就认为是“二”；看到两横一竖就认为是“示”；看到一个象斧子的符号就认为是“戎”；看到一个象眼睛的符号就认为是“目”；看到一只象鸟的符号就认为是商的先公“【隹亥】”；看到一只象大象的符号就认为是“象”等等(《上》P160—171)。我认为用这种望形生训的方法把相距遥远的两种古文字联系起来很值得商榷。近代某些西方学者曾经采用同样的方法，企图证明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文明都源于古埃及或古巴比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中国和美洲的古文字在书写风格和字形上确实很相似，但“似”毕竟不等于“是”，一字之差，万里之遥。王大有先生说：“玉圭文字阴文契刻，刻写方法与殷甲骨文同。线形方块字，自上而下书写，与殷文结构方式和书写习惯同。”(《三》P628)。这种相似能说明什么呢？龟甲和玉圭都是质地坚硬之物，这本身就决定了用利器在上面刻出的笔划的风格不会差别太大。书写习惯就两种可能，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因为玉圭是长条形的而且要插在沙土中，不可能横着放，只能竖着放，竖着放就只能竖着刻字，否则两三个字就要换行，刻写阅读都不方便。【若是中国本土的两种古文字，这样比较还可以，但也要结合年代、地域、民族属性等因素。如贾湖刻符是否殷墟甲骨文的滥觞，目前虽无法作完全肯定的回答，但却可以说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美洲古文字与中国殷商文字的相似，不外乎三种说法。第一种就是“殷人东渡”，这是和“中国文字源于古埃及”一样的“传播论”；第二种是两者基本没有关系，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其相似不是传播的结果也不是巧合，而是人类思维的某种共性使然——原始人记事的时候，最初一般都是描画事物的形状，由此发展而来的代表同一事物的象形文字就必然有相似之处(但有些笔划简单的字即使字形完全一样也不一定就是代表同一种意思)。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就不能说是传播的结果。正如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独立地发明了弓箭、刀斧、车船等，其形状和使用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第三种就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假说，他认为殷商文明与中美的奥尔梅克和玛雅等文明是同祖的后代，其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印第安人的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中国青铜时代》合集三联1999P313)。
第二种说法描述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文明起源的一种客观规律，但是具体到美洲印第安文明，鉴于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亚洲大陆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所以还是张光直先生的说法更胜一筹。它既可以解释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何以同样明显，又不象“殷人东渡”那样疑窦重重(祥见下文)。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这比形形色色商周以来中国人远渡美洲的说法要有据得多。”(《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1997P67)。请注意张先生的“同祖论”和“传播论”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却截然不同。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属史前时期)，人类还未进入文明时代，也无所谓“中国人”、“外国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尽管拥有共同的祖型文化，但却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区独立创造的不同文明——即使一万年前同祖，分离几千年后也不能再视为同一人群——两者是“兄弟关系”。而按照“传播论”的说法，是中国人在历史时期把中国文明带到美洲并发扬光大，这等于是说殷商文明与古印第安文明是“父子关系”。【至于美洲发现的隶书“武当山”等公认的中国文字，则与“殷人东渡”无关，而且它最多只能证明古代中国和美洲的文化交流，并不能证明古代美洲文明源于中国。】
其次是具体的释文疑窦重重。
研究方法不妥，必然会导致释文内容的错误。我对于古文字学完全是外行，但凭借自己一星半点的知识，仍然发现了很多疑点【按：王先生的说法以及文字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上古中华文明》P160—171】
（１）关于“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1953年墨西哥拉文塔奥尔梅克文化遗址出土)
按王先生的说法，“拉文塔玉圭”上的文字“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间”(《三》P625)，又说“同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山东地区的东夷人文字，一脉相承”(《三》P666)。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玉圭的主人到底是谁？
如果玉圭的主人是殷人，疑问有二：
其一：为何玉圭上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同样明显呢(《上》P163)？除了一些笔划简单的字，大都无法与甲骨文直接对应，而仅仅是“象”——若能直接对应，“殷人东渡”早成定论了——有些甚至连象都不象，如有个字被释为“【隹亥】”即商先公“王亥”，只是因为上部象鸟形。其实，这只“鸟”的刻划风格和形状与甲骨文的“隹”全然不同。“隹”虽然也作鸟形，但却是用抽象的笔划来表示的，而玉圭的那个字则是画了一只鸟的轮廓，可见甲骨文要成熟得多。连王大有先生自己也说：玉圭文字“在文字演进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显的同一性”(《三》P628)。按王先生的说法，“拉文塔玉圭”的年代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专》)，而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或1045、1044)。从表面上看，似乎这种年代的接近再加上文字的相似很能支持“殷人东渡”，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是什么原因使得殷人的文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甚至是倒退呢？玉圭是祖宗牌位，绝对不能乱写乱画，龟甲和玉圭的质地类似，能在龟甲上刻出的字体，一定也能在玉圭上刻出来。攸侯喜率领的这25万人既然能够“在美洲重建殷商文明”，其中必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另外殷人非常迷信，事无巨细，都要求神问卜，其中也肯定有一些为贵族服务的“贞人”(专司占卜者)。这些知识分子、贞人会把殷商文字传授下去。
其二：盘庚迁殷后的200多年中，从殷墟卜辞看，并无祭祀炎帝、蚩尤、少昊、诹(娵)訾氏常仪等的记载，何以殷人到了美洲后却想起要祭祀这些“祖先”呢？根据文献，少昊很可能是殷人的一位远祖(都以鸟为图腾)，娵訾氏常仪也和殷人有密切关系(她与简狄同是帝喾的妃子)。而蚩尤如果和殷人有关，则只是通过少昊的“转折亲”——在与黄帝的战争中，蚩尤和少昊属同一方，关系密切——蚩尤的鸟图腾特征不明显，主要还是以牛为图腾(另说蛇)。蚩尤虽属东夷，但东夷是一种泛称，并非是单一的部落，他与少昊是否属于同一部落，学界尚无定论。至于炎帝，基本和殷人无关，有一种观点认为蚩尤是炎帝的后代，但是并不可信。不管怎样，我们在殷墟卜辞的祭祀对象中找不到这些“先公”。卜辞中祭祀的对象很多，能够证明为先公的主要有：夋或夒—帝俊(即帝喾)、汅或河—帝喾或实沈、娥—娥皇、【頁夂戌】—契、兕—契或重、岳—昭明或昌若、土—相土、夨或吴—曹圉或亥、季—季(即冥)、亘—恒、【隹亥】—振(即亥)、【兮旬】(文献无征)等。“—”号前的字为甲骨文隶定字，其后为经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考证的文献中的对应人物，包含了从帝喾(帝俊)到王亥的各位先公，但除了【隹亥】—亥、季—冥、亘—恒得到学界公认，夒—帝喾得到部分学者认可外，其它对应都远未得到学界公认。当然，现存卜辞只是全部卜辞的一部分，但15万片卜辞中公认代表殷人先公的只有以上这些字，而且没有学者把他们释作炎帝、蚩尤、少昊、常仪等，因为差得太远(甲骨文中倒是有“蚩”字，但不是人名，而是“灾害”之义，或释“【止它】”)。从统计学的角度讲，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殷人曾经祭祀炎帝、蚩尤、少昊、常仪的可能性极小，王大有先生对玉圭文字的释读是无根之谈。王先生把玉圭第三版的两个字释作“农辛”，就算对了，又怎知“农”就是“神农炎帝”，“辛”就是“高辛(帝喾)”呢？按王先生自己的思路，还不如将“辛”解释成帝辛(纣王)。【多说几句：卜辞中未见祭祀蚩尤、少昊等，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他们都是传说人物，殷代还没有出现；第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与殷人的关系则是后人的附会；第三、他们确实是殷人祖先，只是年代太久远了；第四、有大量祭祀他们的卜辞没有被发现(但“可能存在”不能作为证据)；第五、学者们的释读有误，把本该释作蚩尤、少昊等的祭祀对象释作别人了(其实这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如果说玉圭的主人是随殷人渡海的东夷人，玉圭上的文字是“东夷文字”，因为殷人有东夷血统，所以这些“东夷文字”与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处。那么疑问是：为什么东夷人要祭祀殷人的祖先王亥、上甲等呢？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那时的殷人和东夷是不同的民族，古代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神灵们不会享用异族的供品，民众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神灵。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根据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可以推断商族兼有东夷鸟氏族和北方戎狄的血统，前者很可能是少昊，后者指北方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狄、易古通，狄最初指有易，后泛化)，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虽然商族最初有东夷血统，但是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已经从东夷中分化出来了，考古学证明，先商文化发祥于河北南部的漳(滳)河流域，而同时期的东夷文化是山东承大汶口文化而来的岳石文化。商族入主中原后，反而把与之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东方各少数民族叫作“夷”，且对其征伐不断(甲骨文中作“人方”，“人”即“夷”之本字)。商末的殷人和东夷已经是泾渭分明的异族了，少昊可以说是他们的共祖，但王亥、上甲等只是殷人的祖先而不是东夷的祖先。正如炎帝是汉羌共祖，而汉高祖、唐太宗则与秦汉以后的羌族无关。此外，殷人和东夷还有世仇，殷墟有一人头骨刻辞残片，上有“...且(祖)乙伐...人(夷)方白(伯)...”六字，当是殷人征讨人方，杀死其首领，以头颅作为战利品。这样看来，说东夷人祭祀殷人的祖先，不但文献无征，从双方的族属和关系上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殷人东渡，同行的东夷也不会太多，可能只是一些奴隶，包括水手。东夷临海，航海技术可能比殷人先进一些。殷人渡海逃亡，没有必要带上大批“东夷百姓”，这样不但耗费给养，而且是个隐患。况且这些奴隶是否拥有祭祀祖先的权利，也是个问题。】
由以上疑点可见，王大有先生对“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释读是禁不起推敲的——如果说玉圭上刻的是殷人祖先，那为何文字却不是正宗的殷墟甲骨文字体？如果说玉圭上的文字是“东夷文字”，那为何东夷会祭祀仇敌殷人的祖先？(如果说玉圭是证据则是循环论证)
（２）关于“秘鲁依卡陶盆殷文”(1866年秘鲁依卡圣地亚哥田庄出土)
按王大有先生的说法，这件器物上有“人”、“本日”、“廿百【匚乙】”等字，是东夷骨干人方于“本日”祭祀商王报乙时所作。其疑问有四：
其一、东夷人方怎么会祭祀商王报乙呢？前已详论，不再赘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报乙的时代商族还未从东夷中分化出来，所以报乙和少昊一样是东夷和商族的共祖，所以人方会祭祀报乙。但这也是猜测，于文献无征，且另有其它疑点(见下)。
其二、若王先生的摹本准确的话，那个被释为甲骨文“人”字的符号，似乎是图画而不是文字。因为它是“画”出来的，其头、背、腰、臀、膝、腿的轮廓曲线清晰可辨(甚至小腿肚子)，而甲骨文中的“人”字的姿势虽然和它相同，但却是用简单的两笔线条表示，一笔代表躯干，一笔代表手臂(金文的“人”有时线条较粗，但仍然是抽象的)。不能看到一个申臂屈膝的人形图案就认为是甲骨文“人”字。
其三、“本日”的“本”字，上作一笔“一”，与甲骨文的“丷”全然不同，而竟与今日之楷书完全一致。惟其一致，才更值得怀疑。按王先生的解释，“廿百【匚乙】”就是在报乙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祭祀这位先王，但报乙是成汤的曾祖，他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还是先商时期，怎么会有楷体的“本”字呢？王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本’字与殷文有异，似较晚出。”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其四、“人方”是殷人对某东夷方国的他称，没有证据表明它也是人方的自称。况且报乙、报丙时期是否有这种称呼——自称也好他称也好——也根本无法证实。
不过，那个“【匚乙】”字倒是与殷墟卜辞中“报乙”的合文完全一致，若出现在殷墟出土的器物上，肯定会被公认为是“报乙”的。但是综合以上各点考察，这件秘鲁的陶盆很值得怀疑，还需要获取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它出土时的情况，比如是否有考古学家的原始发掘报告等。“【匚乙】”这种笔划简单的字，有可能是巧合。
（３）关于“北美四角地殷文”(未见实物，照片现藏美国亚利桑那州博物馆，据说为探险家所拍摄，释文是王大有先生根据此照片破译的。)
这篇文字表述的是狩猎生活，与殷商史无关。它显然与成熟的甲骨文、金文不同，而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文字。比如“象”字，就是画了一只大象的轮廓，与甲骨文、金文中“象”字的风格全然不同，后者用简单的线条抽象表示，只是突出其长鼻子，要成熟得多。就算两者的“象”字形状完全一致，也不能证明四角地文字就是“殷商文字”，理由在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
（三）
我们注意到，王大有先生在“殷商东渡”的某些问题上，表述得有些含混不清，主要是扩大了殷商的概念，把东夷归入殷商的范畴。比如他说：“中国甲骨文中人形有圆颅和长颅两种，长颅多为东夷民族和航海民族。拉文塔玉人皆长颅或方冠，且玉圭族团名号几乎全是东夷人。可见，拉文塔人为越海东渡的中国商殷人。......余者皆为商殷祖先，圭主铭文与之对应”(《三》P628)，再如他时而说“殷军民２５万人”，时而说“二十五万殷军民和东夷百姓”(《三》P631、636及《专》)如前所述，殷人和东夷虽有共祖，但经过漫长的发展，至商末已经是异族了，不能再混为一谈。不能说殷商时代的东夷人是“殷商人”，前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正如不能说唐代的吐蕃人是“唐朝人”。当时的东夷如人方等是殷人征伐的对象，就算他们兵败暂时屈服于殷人，又怎会和殷人一同远航冒险呢？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周的敌人，而且他们当时与周有共同的利益，有学者就认为商末东夷与商为敌是周人挑唆的结果(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2000P484)。另一方面，殷人渡海逃亡又怎会带上大批刚刚征服的“东夷百姓”呢？给养够用吗？不怕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吗？就像被纣王派到牧野抵抗周军的奴隶兵一样？所以即使有东夷人随殷人东渡，也只能是少数奴隶(包括水手)，而不可能象王大有先生说的那样是整族整族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据我的妄测，是由于那些“美洲殷商文字”无法与殷墟甲骨文直接对应，用王大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间”(《三》P625)“同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山东地区的东夷人文字，一脉相承”(《三》P666)“在文字演进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显的同一性”(《三》P628)。王先生有鉴于此，就采取了一些模糊的说法，混淆了殷人和东夷之间的界限，力求能够自圆其说，只可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如前所述，这些文字比殷墟甲骨文原始，有些还只是图画，不可能出自殷人之手。按王先生的思路，还不如说它们出自史前时期迁徙到美洲的东夷人后裔之手(不包括依卡陶盆)，其可能性比出自殷人后裔要大得多，但证据仍嫌不够(释文要重新考虑，东夷不可能祭祀王亥、上甲等)。
总之，王大有先生“殷人东渡美洲”说的主要支柱“文字学证据”实在是疑窦重重，所以此说目前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需要有力的直接证据。什么才是“直接证据”呢？殷商文明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精美的青铜器，一是独具特色甲骨卜辞(甲骨和文字的整体)。东渡的25万殷人中有10万士兵，辎重可能被扔掉，但防身武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中有一些贵族，携带的小型青铜器也应具有一定数量，况且他们也可以在美洲制造青铜器；这些殷人到达美洲后，定然不会轻易放弃契龟占卜的习俗，加之美洲产龟，主客观条件都具备(占卜的主体不一定是商王，殷墟有不少“非王卜辞”，况且王先生说众人推举攸侯喜为王)。所以，若“殷人东渡”是史实，那么在殷人仿照安阳重建的新都拉文塔的地下，一定会埋藏着大量的商式青铜器和商式甲骨卜辞，就像中国的殷墟一样。这些东西若能发掘出土，且其C14年代稍后于武王克商，那将是决定性的证据，比之似是而非的“玉圭殷文”，不知要有力几百倍(注意必须是“商式”，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原始民族都有用龟甲兽骨占卜的习俗)。
（四）
既然“殷人东渡”仍然是假说，我想再从其它角度对其进行一些质疑。这些质疑的前提是，此说没有上述“直接证据”，若有，则“殷人东渡”是史实，我的问题就仅仅是“疑问”了，而非企图通过它来证明什么。限于时间和篇幅，将另文发表。大概意思是：从文献记载分析，攸侯喜没有东渡的动机，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落到那种无路可逃的田地。武王克商之时，根本没有力量进攻山东地区的殷军(还有河北中北部的商的诸侯)，他只是先攻克了殷都大邑商，然后扫清了从殷都到雒邑之间的地区，主要是商的南部诸侯。而且打下来的地方他也无力完全控制，不得不把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封在殷商故地。可武庚后来还是联合管、蔡、东夷反了。周公二次克商之后(用了三年)，周人才有力量控制原商都一带以及山东、河北，并在这些地区进行分封。武王克商之时攸侯喜完全没有必要冒险渡海出逃，北上或者留在原地都可以。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还不如说在周公二次克商，实行分封之后，一部分商遗和东夷——此时已与周人为敌——渡海出逃，但这也只是猜测。
（完） 2003.01.26
“印第安”不能读为“殷地安”
作者：子乔(knight.zhao@263.net)
（子乔按：本文是我的旧作《再谈王大有的殷人东渡美洲说》的一部分，今略作修改，单独成篇。原文首发见http://bbs6.sina.com.cn/newsoul/soulpage/7/166/2002/1114/60486.html和http://bbs6.sina.com.cn/newsoul/soulpage/7/166/2002/1114/60485.html。）
在王大有等学者的“殷人东渡美洲”学说中，“印第安(Indian)”即“殷地安”是一个重要证据，已经有人从古音的方面进行了讨论（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fid=27&tid=10180&action=printable），其实此说的最大漏洞并不在读音。传统说法认为“Indian”是他称，而王大有先生认为是自称，并且提供了证据（《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2000P631～P672），这一点有待实地考察的证实。另外，此说显然还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这些都暂且不论，本文要讲的是，它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不符。
按王先生最初的说法，东渡美洲的殷人思念“殷地安阳”，故每日必说“殷地安”，犹言“家乡好”（《三皇五帝时代》P628）。但是，“安阳”之名在商代还没有出现，它始于公元前257年，即秦昭襄王50年。《史记·秦本纪》云：“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扩地志》云：“宁新中，七国时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商末的人怎么会知道八百年之后才有的“安阳”之名呢？
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已有不少学者指出。现在王先生也已放弃此说，改称：“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子乔按：见布服《专访王大有：中国人发现美洲诸问题》http://myarticle.sina.com.cn/forum/myarticle/userarticle.cgi\?user=bufu201）
非常遗憾，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解释。在已出土的15万片卜辞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商人一直称呼自己的都邑为“商”、“中商”或“大（天）邑商”，称呼自己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商”，如“尸其臣商”(京津1220)。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P255～258）。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说“殷”不是当时商人的自称。称商为“殷”始见于周初金文，后世延续了这种称谓，包括部分商遗民。郭沫若认为它是周人对商的一种出于敌忾的称呼，如“支 那”、“倭”一样具有贬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
一些著作认为卜辞中没有“殷”字，其实是有的，其字形是：一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身)，另一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件尖的东西对着他。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中收录了此字，认为“疑即殷字”，但释义不明（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P932）。于省吾先生认为此字的本义是给病人做按摩（《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胡厚宣先生也认为此字象一个人腹有疾病，另一人手持针刺之（《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4期）。邹晓丽先生则根据《说文》对“殷”字左半边“归也，从反身”的解释，认为它是“身份”的意思，代表大腹便便的贵族，他们在武力(殳)的打击下，反身归附称臣（《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P171）。但于省吾先生认为《说文》的解释是错的，因为甲骨文中的“身”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正反互见”（《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
可见，没有证据表明商末的商人就已经自称为“殷”了。因此，读“Indian”为“殷地安”，完全是从发音去附会。同理，“殷福布(Infubu)”、“殷家(Inca)”之类，皆不攻自破。曾有人戏言，“夏威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而“阿拉斯加”用上海话解释就是“我们的家”。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传世文献中有武王克商前商人自称为“殷”的例子，如《尚书·盘庚》：“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殷降大虐......”、《尚书·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讫我殷命。”等。但我们无法证实它们就是原始文献。比较起来，还是殷墟卜辞中反映的情况可靠。如果当时商人真的自称为“殷”，断不会在15万片卜辞中无迹可寻。其实，从《盘庚》中盘庚还未迁都之前就自称为“殷”这点看，它就不是原始文献，而是后人追记的。
第二、卜辞中有一个“衣”字，王国维先生认为它与“殷”通用。这在卜辞中虽无直接反映，但从后世的铭文和文献看，确实如此。如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有“讫衣王祀”，“衣王”即“殷王”。《尚书·康诰》的“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但“衣”字也从未用作商人的自称，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某种祭祀仪式，即合祭先公先王之礼；二是地名，商王的田猎之地，如“贞：王其田衣，逐。”（《甲》1549）。既是田猎之地，当不是指国都，但相距不会太远，郭沫若、陈梦家两先生都认为是在今河南沁阳境内（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P259～262）。
“商”、“衣”与“殷”的关系，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商人因发祥于滳(漳)水流域，故自称“商”。他们在迁都的过程中，把这个名称也带给了新的都邑(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2000P174)。“衣”也是地名，在商的王畿内，离国都(今安阳小屯)不太远，商王经常在这里狩猎。“衣”地和周人的活动区域接壤——周人始居山西(钱穆说)——故周人有时以“衣”代称商，但商人并不自称为“衣”。不过“商”的称呼周人也采用，如同是周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前者称“珷征商”，后者称“讫衣王祀”。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为了打击商遗们的自尊心，消除他们对故国的思念，则较多地称之为“衣”而不用其正式名称和自称“商”，后来又把“衣”写作同音且可能具有贬义的“殷”。
退一步讲，按王大有先生自己的思路，还不如将“Indian”解释成“衣地安”，“衣”是纯地名而不是“殷商”，这多少还有一些根据。但即便如此，“殷人东渡美洲”之说也远不能成为定论。
作者：子乔(knight.zhao@263.net) 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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