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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淇州为淇县后，淇县先后编修县志5次，第一部《淇县志》编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修《淇县志》；第三部编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第四部编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新《淇县志》的编修1982年开始至1996年出版。
除了这几部县志，淇县还有几部重要的史志资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朝歌乡志》，1982年台湾的淇县同乡会也曾编纂过一部《河南淇县志》，还有一部就是清光绪时知县曹广权编纂的《淇县舆地图说》。
其中《淇县舆地图说》是除几部县志外，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由光绪年间任知县的长沙人曹广权编纂，光绪二十七年在开封木版印刷。由于印数很少，建国后境内失传。后来据说南京地理研究所还藏有孤本。
盛世修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各地根据上级要求，各县市纷纷成立史志编纂机构，编修地方志书。1981年，武陟县地名办在普查地名时，在群众手中发现一本《淇县舆地图说》，随即电告淇县，淇县地名办立即派人到武陟，购回此书。
《淇县舆地图说》为十六开木雕版线装，封面为土黄色薄型书皮纸，左上侧是柳体楷书书名，下款小字“长沙曹广权撰”。内文书页为双页薄竹纸，扉页竖印两行篆体字：“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月初吉开雕”。卷首有曹广权序言，其后是一幅长64厘米、宽54厘米的单线描《淇县全图》。全书分上、下卷，52页，30576字，行文分正文、诠释、集解。
《淇县舆地图说》上卷有“沿革”、“县境”、“四至八到”、“村镇户口土宜”，记载当时全县16个里的详细情况。16个里分别是：南关里、南阳里、黄良里、阎村里、在坊里、留店里、北留里、迁民里、四流里、大吴里、高村里、礼河里、浮山里、西南吴里、崇胜里、北关里。同时对383个自然村一一简述。
下卷有“泉水归合表”，详列了境内各河所属支流水系，并重点对卫河、淇水、朱小河、魏水河、思德河、思德河支渠、折胫河、赵家渠、沧河等九条河流，详记了每一条河源于何处，因何而名，其流经、转折方向、距离、与某水汇流与某水分流等，详细备至，无以复加。
此书与一般方志不同，对村镇、山河、地形面积叙述的非常详尽，并且具有现代观点。四至八到记十一个方向的道路，详载其距离，凡所连系的地方，不论村镇、渡口、要冲等均不漏载，包括山僻小径，亦著其要者，且兼注其军用、民用等，非常周到。按照叙述，完全可以绘制一幅十分具体的交通图。
书中还总述了全县村、镇、里、社自明弘治以来的分并兴废，详记当时村镇、里社、户口之总数。再以里为单位分别细述每里的位置、户口、村社数目。各村又以小字详载其地形特点、主要作物、交通情况等。于山区，着重其植被树林情况、险境关隘，总之，愈下愈详，层层写来，明晰详赡。有关土宜，记录了康熙以来的赋税情况，及全县农田地势、土质、农作物分布区域，全县总收入。再述及人民生活习惯、风俗、教育状况。从生产到生活，顺理成章，全县社会经济状况尽收于此。
全书篇幅不大，但门类丰富，资料翔实，是难得的资料。这种“图说”的体裁，在河南方志中，目前仅此一种，实属珍贵。
1986年，淇县县志总编室组织人员，对《淇县舆地图说》进行标点注释，附有原文新注、原解新注，并附上“古今书刊录”、“沿革表摘选”、“志书选存”、“调查资料”。这样，附加上的内容是原书内容的二倍，成了一本内容比较丰富的淇县古史志资料书。当年铅印小32开精装硬皮书，共印200本。这次印制距今不过二十多年，然这个最新版本面前又面临绝迹，很难看到了。
曹广权是湖南长沙人，字东寅，号“南园老人”、“拙庵”，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去世，享年77岁。曹广权自幼饱读古书，且思维敏捷，思想新潮。光绪十九年（1893）才考得个举人，步入仕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淇县知县。
曹广权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不愿庸庸碌碌、舒舒服服作官，他在《淇县舆地图说》开篇序文中说：“国家设官，与共分治，百里之任，岂尝以一命而轻之欤。”意思是说国家任命你来做官，让你来治理一个地方，方圆百里的百姓的生老病死都与你息息相关，可不能把这一纸任命看轻了！谈到撰写《淇县舆地图说》的由来，他说，要当好地方官，必须了解民众的疾苦，周知当地的地形地貌，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说不了解当地的地理形貌是因为政务繁忙，这不是个理由。
他在淇县当知县只有一年多时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调任开封府禹州知州。在这短短一年多时间，为官廉洁，简政勤敏，敬士恤民，赢得民众的拥戴，他离任时，淇县民众多次挽留，还聚会焚香叩拜为他祈福相送，并把他的朝靴悬挂到北城门上，表达对他的敬意和难舍心情。可见当好一官多么难得，也可见重视地方史乘、懂得挖掘利用地方文化传统往往是英明的地方官的共同特点。
就是这位曹知县，到任禹州后，同样做出了非凡的政绩，同样受到禹州民众空前的拥护和爱戴。真是“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啊。
据史料记载，曹广权在禹州四年时间，干了许多事，一是征集工匠在州衙内悉心研究，烧造钧瓷贡品，使禹州瓷钧摆脱了粗笨黄白、恢复了形神兼备，宝光内蕴，莹润超玉的钧瓷传统，他挑选了36件寿瓷送北京为慈禧太后祝寿，从此，钧瓷又登上艺坛，进入宫廷，受到多方重视；二是，在神垕镇建立“钧兴公司”，聘请钧瓷名艺人，借鉴先进管理方法，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工匠帖，有较正规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规程，禹州钧瓷从此开始正规化规模化生产；三是，兴办教育，先是恢复丹山书院，后又建“颖滨经舍”高等学堂；四是编写了《瓷说》、《植楮说》，总结治瓷经验和植桑经验，不知该老先生还有没有其它“说”，我们权且将此两《说》与《淇县舆地图说》并称“曹氏三说”。看来著书立说也往往是一个好官勤政有为的见证。
曹知县调离淇县时，淇民依依不舍；曹知州解任禹州东渡日本时，禹州人同样殷殷相送。三十年后，曹广权在上海去世，禹县绅民听说后，要求把他安葬在禹县。次年四月，曹广权的儿子曹典初奉送父灵到禹县，葬在禹山之阴方岗乡东炉村。曹老先生官做得不算大，但能做到这个地步，足矣！
曹广权除三《说》外，还著有《明伦通义》、《南园诗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朝中任四品京堂、礼部参议、典礼学院士。宣统三年（1911年）辞官，晚年住上海宝山南园，研习书法。他的书法苍劲拙朴，功力深厚，作品散落在民间。现在这些书法作品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收藏新宠，近年厦门、上海、山东等地分别举办过曹广权书法作品拍卖会，并拍出不菲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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