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具之窗个人文集:崔朝晖文集

 
     

真情无限

 

 

4  情重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母亲在家乡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并交换了双方的生辰八字。 我小学毕业时知道了这件事,表示坚决反对。于是,父亲又叫母亲去退了亲。据说,那女孩拿走定亲帖子时 ,非常高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

我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一位跟我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比我高一班的女同学T,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星期日她常常来学校找我出去玩。她家也在榆次。寒暑假中,我们有时也会在一起聊聊天。后来我到天津铁中读高中,我们通过几次信。那时我只想读书,没有考虑别的。在我读高三时,她就结婚了。

我在天津读高中时,在太原工作的一位我父亲的同乡,曾多次到榆次我家,意思是想和我家联姻,想把他女儿嫁给我作媳妇。那时他女儿正在太原护士学校读书。后来,父亲跟他说,儿子正在读书暂不考虑婚姻问题。况且婚姻还要由儿子自己作主。听了此话,这位长辈感到联姻没有希望,这才打消了联姻念头,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跟我有较多来往的,有一位我高中时的同班女同学LL,河北乐亭人。高中毕业考入河北师大地理专科,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河北地理研究所。在高中二年级暑假,即1954年夏,全国闹水灾,天津受到洪水威胁,学校通知推迟开学。我在家等待开学通知。到91日仍未接到任何消息。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是L写来的。信中说学校已经开学,叫我赶快到校。于是我在当晚就登车赴津。从此我对L有了好感,但那时也只是有些朦胧的意识,彼此没有任何表示。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期间,彼此也极少通信。1958年寒假我回山西榆次路过石家庄,去看望我在石家庄工作的四叔时,顺便去看过她。1959年上半年,我在北大读书时,L到北大来看过我。我们曾绕未名湖散步和聊天。那时她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我们彼此的谈话和通信中均未涉及感情问题。她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即不离,犹豫暧昧。1959年下半年我在天坛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时,L也曾来看过我。我们曾在天坛公园内聊天散步。但我那时已经同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在她回石家庄之后,我去信把实情告诉了她。她接信后,十分伤心。1961年秋,我从西北404工地返京工作,L到京出差,我们相约在中山公园长谈了一次。从此我们彼此就不再联系了。L这个人沉稳、矜持、优柔寡断,不大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但人品很好,我很敬重她。后来她跟同单位的一位南方人结了婚,生一男孩。孩子大学毕业后在石家庄工作,现在也已结婚。30年后,198810月在天津铁中同学聚会时重又见面,彼此已无多少话可说。但我们仍然是好同学好朋友,每年新年我都给她寄一张贺年卡。1996年春节前,部分天津铁中同学在我家聚会,她也来参加。199810月,参加天津铁中(原天津扶轮中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们又见过一面。19998月,医生发现她患了乳腺癌,并立即为她做了手术。目前正在化疗和放疗中。

读大学期间,跟我有来往的女性还有DD跟我不是一个班的。她在三班我在五班。D活泼靓丽,开朗大方,喜爱自由体操。我那时确实非常喜欢她,很想跟她交朋友。1957年夏,我曾向她有所表示,她拒绝了。1958年夏,我到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学习,她被吉林大学物理系派往中科院电子所学习。在中关村我们又见面了。她托我在北大校园里的书店给她买了一本叫《毫微秒技术》的书。从此我们又有了来往。后来她返回长春在吉林大学物理系电子学专业学习,我们通信并不多。1959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天坛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我们来往书信较多,并交换了照片。后来我跟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就跟D断绝了来往。以后只知道她分配到海军系统工作,其他一无所知,从此失去了联系,杳无音信。199866日,吉林大学原半导体系的部分同学在我家聚会。原来老四班的同学昝美琪也应邀参加。从她那里才知道了D的电话。原来D和昝美琪同是天津南开女中的同班同学。之后,于瑞玲曾打电话给她。我后来也给她打了电话。我们在度过40年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又有了联系。她在毕业后分配到海军系统。不久就到葫芦岛核潜艇基地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工作。1962年结婚。1970年生一子。儿子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现在美工作。D曾因父亲被错划右派而在工作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受了不少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曾遭受过冲击和磨难。1975年调回北京。1991年跟丈夫一起到新加坡工作。1995年回国。1992年退休。19988月,我在百科词典编辑部工作时,D曾来看过我。19981013日,我请她吃过饭。她说我们谁也不欠谁的,表明她的心胸开阔和大度。但我却一直觉得,在我跟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应该告诉她一声,不应不辞而别。这一点,在我却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有负于她。现在,我和于瑞玲同D保持着良好的同学和朋友关系。

我的夫人于瑞玲,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物理系读书时,跟我是同班同学。于瑞玲个子不高,性格内向、端庄、稳重,平时不大爱说话。记得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们班开会,她做会议记录,字写得又快又秀丽。大家讨论很热烈,有时还会有争论。她对一些问题当然有看法,但她却不发一言,不轻易表态。物理系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大多数学生都很用功,而于瑞玲学习更加刻苦和努力。长春的冬天,气温可达零下20多度,教室窗户上会结上厚厚的冰霜。我曾多次看到于瑞玲在寒冷的教室里,晚自习学习到很晚。她平时身体不大好,不大参加体育课上的一些剧烈活动。但在她身体转好时,也参加班级间的女篮比赛。看到女同学们在球场上,为抢球而聚成一团时,在球场外面观战的男同学们会开怀大笑。冬天在滑冰课上,男同学们在冰场上横冲直撞,女同学们的活动比较小心。于瑞玲比别的女同学更加小心和谨慎。1956年春,长春大旱。我们班级到长春郊区兴隆山去抗旱。男同学用大桶挑水,女同学用脸盆给麦苗浇水。于瑞玲身体虚弱,为照顾她叫她为大家烧火做饭。实际上做饭比浇水更累。1958年初夏,高校开展所谓的教育革命活动。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劳动。我们班的任务是把大块花岗岩,用大锤砸成馒头大小的小块。男同学砸石头,女同学把砸碎的石块分类。于瑞玲就和其他女同学干分检石头的活。一个月后,结束劳动时,她还获得了一件针织圆领短袖衫的奖品。1956年除夕,我们班级在校部礼堂参加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我曾和于瑞玲一起跳过交际舞。但那时,我们只是一般同学关系,没有任何其他感觉。

1957年冬,也就是在我们上大学三年级时,于瑞玲生病了。同学们都去上课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去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冷冷清清的宿舍里养病。那时,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好感和关心,于是我就买了一些食品,避开同学们的耳目给她送去。后来她还钱给我,表示我们仍是同学关系。

195888日,我被选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现在的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她仍留在原校。我离开东北人大(后改为吉林大学)时,我们彼此并没有特殊的表示。我到北大后,曾给她去信。她也给我回了信。我在北大期间,因学习很忙,彼此通信并不多。1959年夏,我在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毕业后,曾去天津看望她,并约她看了一场晚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我送她回家。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本来想当面向她表白,但却缺乏勇气,始终没敢开口。待我匆匆回到山西榆次家里,立即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此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她的回音。她没有立即同意确立恋爱关系,只说互相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再定。1959年下半年,我到位于北京天坛的卫生部所属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于瑞玲在吉林大学半导体系学习。我们以普通同学的关系通信。到同年11月,她来信说同意建立恋爱关系。从此,我们就正式恋爱了。在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结束之后,春节之前,我到她天津的家里,向她父母及家人公开了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拍了合影,作为记念。

19603月,于瑞玲提前毕业,从长春到北京来,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住在后来成为航天工业部部直大院的招待所待分配。我那时在401(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一来我所在的地方距城里太远,进城不方便;二来,因保密关系,她也没告诉我她的地址,只能靠写信联系,没有见面。本来我们约好 “五一”那天下午3点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却因她同待分配的学生到颐和园游园未按时返城,耽误了约会时间,而失之交臂。为此我还生了一肚子的气。19605月,于瑞玲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六设计部(总字743部队)工作。19606月初,在我离京赴西北404工地之前,我们总算相约见了一面。1960年底到19615月初,我到北京、沈阳、吉林、大连等地出差,因地址老在变化,只有我给她写信,她无法给我回信。当我在沈阳的出差任务将要结束时,我们约好“五一”在天津见面。当我到达天津时得知,她不回天津了。我在天津她家住了3天,便回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才见了面。19615月中旬,我就又返回西北404工地了。

19617月,于瑞玲调到了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十一机械厂工艺实验室工作。19618月,领导派我回京参加组织技术攻关,住在三里河三区24号门2层靠西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于瑞玲住在永定路单位的宿舍里。从此我和于瑞玲的约会才多起来。我们约会的时间大多在星期日的下午。平时晚上,我就到二机部大楼我的办公室里念外语。那时,木樨地一带多为菜地,楼房很少。玉渊潭公园和紫竹院公园也很荒凉。我们很少到公园去,多数是沿着三里河路或者沿复兴路,边走边谈,来回“轧马路”。一般来说,我的话不多,不知该说些什么。就那么默默地走着,半天不说一句话。于瑞玲的话比我多些。这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方式。1961年秋,我们去香山观赏红叶。就在这次秋游中,我们决定结婚。经双方单位组织调查,认可之后,1962519日,我们在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我们回我在山西榆次的家中和天津于瑞玲的家中度蜜月。回京后,住在和平里的一栋筒子楼里。19635月,母亲的户口迁移到北京,并来京跟我们一起生活。196311月,搬到分配给我在花园村的二居室居住。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安家落户了。1963年于瑞玲又调到七机部709所工作。

我们恋爱期间,思想都很单纯,除了相爱之外,并不考虑其他问题。我们共同的观点是:只要俩人相爱,两情相悦,无论物质生活如何清贫,精神上也是愉快的。恋爱期间,我们彼此对对方家庭情况的了解是模糊的。我也不问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我们结婚之后,才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于瑞玲1941年开始上学。1947年入天津圣功女中(后改名天津新华中学)读初中。1948年到1952年患肺结核病休学。后经补习,考入天津16中(原耀华中学)读高中。于瑞玲的父亲有兄弟四人,她父亲是老二,名叫于仲良。她祖父经商,经营一家名叫裕恩永的洋货店。到她父亲这一辈,四兄弟合伙在天津小白楼继续维持洋货店,主要由她父亲打理。解放前夕,洋货店经营已不景气,解放后由于美国封锁大陆,没有货源,就关门大吉了。之后,她父亲一直在天津吉林路中学做庶务工作。虽然解放后城市里没有划定过家庭成份,可是,原来他们家的人在填履历表时,都自称家庭成份是资本家。为此,于瑞玲在工作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政治上遭受过不少歧视,受过不少委屈。他们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中,也遭受到了非人的磨难。而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给她父亲确定的是职员。于瑞玲的母亲叫米世珍。虽然出身富有人家,却因她家老人有重男轻女思想,读书甚少。而于瑞玲的三舅,却留学德国,解放前经商,解放后任天津工商联副主任。于瑞玲的老舅,早年留学日本。于家和米家过从密切。于瑞玲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大哥于葆禄,1952年津沽大学(院系调整后归为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在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工作,曾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后任该院副总工程师。二哥于葆森,高中毕业后参军,原在青岛一所海军学校任教,多次立功受奖。后复员回天津,在职大教书。于瑞玲一直由她大哥和二哥供她在大学读书。妹妹于庆玲,河北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天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任教。

196312月,我回西北404工地工作。从此开始了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我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平时我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1966113日,于瑞玲生了我们的大女儿晶晶。在妻子怀孕及分娩时,我没在她身边照顾她。196871日,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彤彤出生时,我也不在北京。我为此十分愧疚,总感到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和责任,在感情上是欠了债的。幸亏有我母亲照料和我二妹的帮忙,总算熬过来了。为此,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和二妹。

1965年于瑞玲调到七机部二院25所工作。19669月,被派往贵州遵义地区的鸭溪去搞“四清”。那时我在西北工作,母亲患有高血压,于瑞玲自己经常喀血,大女儿出生才8个月。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又背着资本家出身的包袱,于瑞玲有口难言,只好割舍对女儿的亲情,无奈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阶级斗争“的风浪里“锻炼”去了。在“四清”当中,于瑞玲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贫困地区,既在生活上吃尽苦头,又在精神上担惊受怕。因在解放前贵州是土匪猖狂出没之地。实际上,这对于瑞玲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幸好,那时贵州的“造反”风暴已经掀起,“四清”工作队被赶走。于瑞玲在1967年春节前就回到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初期,七机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这在当时的首都是出了名的。于瑞玲哪一派也没参加,是逍遥派。但逍遥派并不逍遥。她要经常看大字报,读《毛选》,特别要读《老三篇》。并把用彩色纸刻出的毛泽东头像和《老三篇》制成条幅,悬挂在家里的墙上,象征心系革命和表示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忠诚。即使如此,也未能摆脱厄运。

196871日,我们的二女儿出世。4个月后,七机部二院25所的工宣队对于瑞玲发出“最后通碟”:限令3天之内离京到安徽滁县军队农场报到,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并封了实验室的房门,转走了户口,停发了工资。在留京劳动,以便照顾老人孩子的请求被拒绝之后,迫不得已,于瑞玲只能割舍下孩子和老人,19691月前往农场劳动。我在西北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车间,后又到“五七”农场劳动。那时,大女儿刚两岁多,二女儿才6个月,母亲年迈仅能带一个孩子,只好把二女儿托付给一位叫张琴玉(丈夫叫杨希庆,在二机部机关工作)的阿姨全托照看。一家六口分了五个地方,真是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

于瑞玲在农场干的是重体力活。本来不断喀血的她,累得大口吐血。即便如此,军宣队仍不让她回京看病。后来到19714月,于瑞玲病得实在不行了,军宣队才让她回京治疗。回京后,她又拖着病体自己去办理入院手续,住进了位于永定路的七机部七二一医院。住院期间,母亲要照料两个孩子(照料二女儿的阿姨有了工作,把女儿送了回来),去不了医院。而我又不在北京,所以没有一个人去看望过她,境况十分凄凉,住院半年后勉强出院。但她却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坚韧不拔和自主自立的,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精神,显示出她外在柔弱而内在坚强的性格力量。

于瑞玲出院之后,拖着并未痊愈的病体,一面坚持上班,学习新知识,力争搞好自己的科技业务工作;一面关照家庭日常生活。星期日还要购粮买菜,生火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平时既要照顾老人的起居健康,又要关怀孩子的饮食教养。孩子有病,还要带孩子到儿童医院去看病打针吃药。有时要拉着一个抱着一个,带两个孩子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此外,还要热情招待亲戚和朋友来访。那时,仅我们崔家就有二叔二婶、三叔三婶、四叔四婶,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再加上于家的亲戚,约有几十人次,陆续不断来京,或看望我母亲或小住或游玩或路过。他们都对于瑞玲的热情款待赞不绝口。特别是我的二叔在太原做完食道癌手术养病期间,曾到北京住了半个月。于瑞玲对二叔热情精心照料。临走给二叔挑着行李送他到车站,回来后累得躺在床上几乎爬不起来。于瑞玲的二哥为避四川武斗之乱,也曾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为了节俭度日,我穿的衣服,还有孩子们穿的衣服,有好多都是于瑞玲亲手缝制的。生活的艰辛和困难可想而知。一位拖着病体的知识妇女,既要在工作上不甘落后,力争上进,做出成绩,又要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要承受多么大的精神压力,付出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出多么大的自我牺牲啊!

1974年我调回北京,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实际上也帮不了家里多少忙。只在1976年北京闹地震时,出了点力气。那时,于瑞玲仍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背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1980年我调到二机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家里才算有了一位常住男性户主。但我那时要翻译《辐射防护》一书,家里的事基本不管。反过来,我还要受到更多的关照。我这个人长期过惯了集体单身生活,在家庭中是一个典型的“依赖型”。到目前,我在家里也只是干点刷锅、洗碗、拖地、摘菜、倒垃圾之类的粗活。就这样,于瑞玲仍然会说我碗洗得不净,地拖得不亮,菜摘得不细,垃圾倒得不勤。于瑞玲在我们家里是,“内政外交财经民政样样都管,衣食住行保健卫生事事操心”。在家庭生活中,时时想着别人。只要别人满意和高兴,她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们家如果没有于瑞玲对家庭的精心料理,没有于瑞玲对我母亲的热情和关照,没有于瑞玲对女儿的悉心呵护和教养,没有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肯定就不会有我们家的今天!

于瑞玲一心扑在了北京的家庭里,而对自己天津的父母照顾并不多。尽管天津的父母很想念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但当老人考虑到女儿的工作及照顾北京的老小,即使在二老患癌症晚期即将离开人世之时,也未主动提出叫女儿回去看望。不仅如此,他们还写信叫女儿照顾好北京的老小。二老的一生只知关心他人,为他人奉献,从不苛求儿女为他们做些什么。二老无私、大度、明理等优秀品质也明显体现在于瑞玲身上。为了北京的家,平时也很少回津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跟我母亲的婆媳关系相处得却很好。开始时母亲对于瑞玲还有点猜疑和误解。如有时母亲认为没给她读来信,有点不满等。后来两人接触增多,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加之互相体贴和关心,逐渐消除了隔阂,融洽了思想和感情,最后母亲竟然离不开儿媳妇了。这种良好的婆媳关系,在花园村小区是出了名的,受到人们的赞扬。1983年,于瑞玲调到航天部测控技术开发公司工作。在此之前,曾在25所任工程组长和副室主任。在测控公司曾历任办公室主任、处长和副总工程师。1989年她们单位领导派她到山东威海协助地方科委工作,母亲对她们单位领导很不满意,认为她们单位实在太欺负人了,为什么不派别人去呢?为此,母亲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以致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竟于19905月因心肌梗塞而逝世。

尽管于瑞玲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排斥和歧视,受了不少委屈和窝囊气。但她对工作却是一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不管领导上交给她什么工作,她都能认真对待,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圆满完成任务。她还有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在别人看来办不成的事,她会想办法办成。

于瑞玲为人正直,从来不会对领导阿谀奉承。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她就会坚持,不会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为此她会得罪领导。她鄙视那些拍马屁者和见风使舵的人。但这些人却能青云直上,捞到各种好处。有的领导,尽管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见了好处就上,见了问题就让,“先己后人,决不脸红”。她对这种人更是深恶痛绝,嗤之以鼻!

我在西北工作时,于瑞玲和我天各一方。那时,我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她。我们只有靠鸿雁传书转达感情和思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尽管我每年只有短短的一次休假,但我也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美满和幸福。夫妻日夜相守,耳鬓厮磨,当然令人陶醉。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这样,我们在幽怨的相思和牵挂中,度过了11个分居的春秋,耗去了我们美丽的青春年华。

我们夫妻之间有时也有摩擦。我的脾气不好,有时会惹妻子生气,过后很快我就忘到脑后去了。妻子不会跟我吵,只会干生闷气,不理睬我,有时甚至几天都不理我。这时,我就感到特别难受,只好主动表示“服软”,承认“错误”。于是家庭生活又恢复如常。妻子对我说:只要你在家里“不闹”,我们家就不会有“战争紧张气氛”。原来我认为我所以要“闹”,都是别人“惹”了我。有时是女儿说话“顶”了我,有时是妻子“训”了我。我认为有伤我的“自尊心”,我就不高兴,坏脾气就会发作,家里的气氛就会紧张。后来,女儿出嫁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妻子两个人,再加上我注意到我的“毛病”,开始有意克服,家里的“紧张气氛”就少多了。但是,我们家从来没有因经济问题闹过矛盾,引起过“紧张气氛”。因为我和妻子都不把钱看得太重,也不会胡乱花钱。在家庭大宗开支上商量办事,小笔花销各自掌握。

总之,我一生有过不少接触女性的机会,但让我动心的不多。让我付出感情的更少。让我付出感情最多的还是于瑞玲。虽然我跟另外两位女性有过来往,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于瑞玲。我可以说,我的感情是专一的。从我和于瑞玲确定恋爱关系那天起,我就跟别人断绝了来往,把感情专注在于瑞玲一人身上。我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度过了大半生。我庆幸,我找到了一位好妻子,一位好伴侣,一位好朋友,无怨无悔伴我一生。一位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得精辟:“醉后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理智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感情才是人生的全部。”对这句话,我感同身受。 

 
 
 

 
 
     

《三北生涯》作者:崔朝晖   版权归作者所有  转用时请注明出处   作者邮箱:cuiz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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