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具之窗个人文集:崔朝晖文集

 
     

 

 

9 家事琐忆

 
 

 我在19625月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对家庭有了责任感。父亲去世后,母亲同三叔一家住在一起。因三叔三婶都在晋华纺织厂上班,母亲要照顾他们的孩子和料理他们的家务。1962年下半年,二机部为解决职工困难,向北京市政府申请了一批进京户口指标。我是父母的独生儿子,父亲去世后,我有责任赡养母亲,于是便申请母亲进京落户。19634月,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批准了二机部申请的进京落户指标。5月大妹送母亲来京。196311月,从和平里筒子楼搬到花园村宿舍,从此就在北京落户了。那时,二妹还在太原幼师读书,我还要关照她的生活和学习。我曾给她联系过转学,但没有成功。理由是,她读的是职业学校,不能转学。1964年二妹毕业后,留在太原,在一所回民小学任教。1971年结婚,198010月同妹夫一起调回天津定居。

196312月,我返回到404工地。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我每年回家探亲一次,坐火车要花三个白天两个夜晚的时间。开始几年因无孩子负担较小,探亲来回可乘硬席卧铺。后来有了孩子,家庭负担加重,就只能坐硬座了。因长时间坐火车,腿脚得不到活动,待回到家里或单位,腿部浮肿,精神疲惫,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

19661月,于瑞玲要生第一个孩子,预产期是128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要在孩子出生前赶回北京家中。那时正赶上春节前人们回家乘车高潮,为了买到回京车票,我冒着5-6级大风和刺骨的严寒,排了大半夜的长队,才买到了115日的车票。上火车还是经同事帮忙,从车窗爬进去的。车上几无立锥之地,只得站了一天一夜,到兰州后才有了座位。当我118日回到家中时,大女儿已在113日提前出世了。那时二妹放寒假在家,便由二妹接她们母女出院。我第一次看到女儿时,内心感到有一种第一次作父亲的骄傲和幸福。同时对妻子也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妻子怀孕和分娩期间,我都不在妻子身边,没有给她一点直接的关爱和慰藉。妻子在怀孕期间,为了避免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困难,暂时住在永定路航天部二院集体宿舍里。临产前夜,妻子感到不适,没有惊动别人,是在半夜2点钟收拾好必备用品,自己走到七机部721医院的。那时,我的岳父岳母也从天津赶来照料他们的女儿。我到家后患重感冒,为了刚刚出生的女儿的安全,只得与妻子暂时分居两室。女儿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我们就给女儿起名叫晶,小名就叫晶晶。为了留下点女儿婴儿时的形象,向邻居朱霞云家借来一架苏联产的照相机,给女儿拍了几张具有记念意义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我在西北工作期间,一直带在身边,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和鼓舞我工作的精神力量。在妻子“坐月子”期间,我尽量多做些家务活,来减轻妻子和母亲的负担。实际上也没能帮上多少忙,探亲假只有一个月,到期按时返回了西北工地。

19668月,妻子被派到贵州遵义鸭溪去搞“四清”。北京家里留下了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和患有高血压的母亲。在妻子去搞“四清”期间,女儿曾生病发高烧,母亲束手无策,还是靠邻居刘奶奶帮忙,把女儿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急救,女儿才脱离了危险。贵州遵义一带多山地,百姓生活很苦。妻子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糙米饭就南瓜叶蘸辣椒汤。住的是漏缝的木板房。此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要经常爬山越岭,走门串户,工作十分艰苦。此外,还要提心吊胆防备坏人袭击。后来,贵州地区的“文革”也折腾了起来,“四清”工作队为了避免造反派纠缠,才于19673月匆匆撤离鸭溪回京。

在“文革”中,七机部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妻子因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总是受到歧视,为了少惹麻烦,哪一派也没参加,当了逍遥派。那时,科研工作全部停止,她就成天读《毛选》,背诵《老三篇》,参加两派召开的群众大会,用红纸刻画毛泽东主席头像。既要表示积极参加运动,又要表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但却白白耗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虽然她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但天津家里却不断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196871日,二女儿出世。取名彤,小名彤彤。这次仍然是妻子自己做好准备工作,自己联系住院。仍然由二妹接妻子出院。因“文革”当中食品供应较差,加之照料不善,营养跟不上,妻子满口牙齿松动,有的陆续脱落。后来不得不安装义齿。

196811月,妻子单位工宣队通知她下放安徽滁县军队农场劳动。当时,大女儿才两岁多,二女儿刚四个月,母亲又有高血压,妻子一走,北京家里无法维持。我在西北通过组织给妻子单位发函介绍了家中困难,希望给以关照。妻子也向工宣队再三请求给以适当照顾,希望留在北京劳动。但是这些人“左”得发紫,不通人性。他们封了妻工作的实验室的房门,停发了妻的工资,强行转走了妻的户口,断绝了妻的生路。一天早晨6点,工宣队到我家用威胁的口气下达了“最后通牒”——限期三天离开北京,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妻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二女儿托付给花园村宿舍一号楼的张阿姨家全托照料,大女儿由母亲照料。这才离京到安徽滁县南京军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从此,一家六口人分在五个地方生活。

妻子在农场插秧、垒坝、搬石头,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的活。因妻子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后来又患有肺支气管扩张症,到农场前就已吐血,之后又累得加重。但就是这样,军宣队也不让她回京治病,只让她到南京市南京军区总医院诊治,在农场做些轻体力的活。

19699月,我和妻约好回京休假。妻只有20天假期,一过“十一”就要回农场。临走那天,我带大女儿到北京站去送她。当列车开动时,女儿嚎啕大哭,嚷着要妈妈。妻在车窗里也热泪盈框。我此时的心碎了,一时鼻子发酸,泪如泉涌,感受到了“生离”的滋味。

19703月,妻的病情加重,喀血不止,在农场的军宣队才让妻回京治疗。那时,托养二女儿的张阿姨已找到了正式工作,只带了一年,就把二女儿送了回来。母亲一人带两个孩子已十分辛苦,没有能力再照顾妻子。妻子回京后拖着病体,自己去看病,自己办理住院手续住进了七机部721医院的结核病房。在妻子住院期间,没有一人去看望过她。我曾托到京出差的同事顺便去看望妻子,但因母亲也不知道妻住在哪家医院而作罢。妻住院半年,到1970年下半年才出院自行调理。住院前后,我曾拜托家住上海的,在404二分厂二车间任副主任的朋友朱仁发,给妻购买过一种叫《止血宁》的中药,也托人在云南给妻买过止血中药三七和云南白药,聊表对妻子的一片关切之情。

1971年初,母亲血压高,头发晕,干不了重活。妻子开始带病上班。有时一累仍要咳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妻还要怀抱二女儿,带领大女儿,肩背手提,购粮买菜,维持生计。那时,北京家里真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老、弱、病、残”占了三样,日子实在难过。

我远在千里之外,帮不上家里一点忙。没有尽到对老人的孝道,也没有尽丈夫对妻子的关爱,更没有尽到对女儿抚育的责任。内心感到十分惭愧。我欠家里的太多了。于是我开始请求调动工作,以便解决家庭困难。

我先找了姜圣阶总工程师,讲了我的困难,他很能理解,也很同情,答应有机会时,跟人事处讲一下,但希望不要离开核事业。我又找了二分厂的党委书记李桂春。他说:“你是技术骨干,不能轻易放你。可以批准你把家属调来。”1971年回京探亲,同妻子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举家迁往西北时,考虑到西北地势高气压低,母亲患有高血压病,如到西北恐对母亲的身体不利。于是果断决定:争取我能调回北京。当我对李桂春讲了上述理由仍然要求调回北京时,李说:“如果你能在北京找到单位,我就同意放你。”言下之意是,我在京难以找到接受我的单位。

1972年妻子找了她们单位(七机部二院25所)的人事部门,要求把我调到25所工作。那时25所三室需要学物理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展红外探测项目研究,听说我是北大学物理的,很感兴趣,决定立即调档。我们的党委书记李桂春有言在先,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放人。404厂总厂人事处在姜总打了招呼之后,也同意调档。我的档案调到七机部二院25所之后,因无户口指标,调动之事暂时搁浅。

197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二机部要人,我的档案又转到了高能所。后来二机部跟高能所在调人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能所只要技术人员,不要行政人员。而二机部希望高能所既要技术人员,也要接收部分行政人员。双方坚持己见,各不相让。最后二机部决定一个人也不给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告吹”,只能再等机会了。在此期间,二机部卫生防护局想要我去。我考虑在部机关工作浮在上面“太虚”,不如在基层干点实事好,所以没有答应。

 

1974年,一天,404厂人事处处长孔树林问我:“清华大学200820工程要人,你去不去?”当我了解到820工程是国防科工委领导下的一项核电工程时,我说:“去!”。于是我的档案又转到了清华大学人事处。197411月,接到清华大学的调令。197412月,404反应堆分厂派反应堆操纵员刘齐召(此人后来当了404厂厂长)接替我的工作,我就告别工作了15年的404厂,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我新的工作和生活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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