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的史料依据是散佚文献的引注文字

  “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的观点在鹤壁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其根据为《帝王世纪》的记载：“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这种观点很难被史学界认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与朝歌古都地位有关的几部古代典籍传世的情况，包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

  先说《竹书纪年》。西晋时期，在现在的河南卫辉境内，战国魏安釐王的陵墓被盗。第二天，当地的农民报告了官府，官府把从墓中掘出的大批战国竹简送往首都洛阳，这些竹简史称“汲冢书”。晋王朝组织了人员考订、释义竹简文字，其中记载从夏朝至魏安釐王之间历代帝王世系的一种，后世称其为《竹书纪年》，又有“初释本”和“考正本”。历经战乱，战国竹简以及“初释本”、“考正本”均已散佚，没有留下传世版本。现在流行的传世版本，一般认为是宋以后的文人仿托古人口气编纂的，流行的两种版本一种称为古本《竹书纪年》，一种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再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帝王世纪》是东汉建安初年著名学者皇甫谧编纂的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括地志》是中国唐朝时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编。记载了州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这两部著作都没有留下传世版本，我们看到的传世版本都是后人仿托古人口气编撰的。

  历代文人学士都有为《史记》等典籍做注的文化传统。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传世文献中较为有名的一种，其成书年代为唐开元年间，引文中大量引用《括地志》的内容，而《括地志》在引注中又引用了《帝王世纪》的内容。“朝歌是殷商四代商王帝都”的文献依据正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括地志》引《帝王世纪》的内容。

  ◆“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的说法传世史料没有记载

  朝歌古称“沬”，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这种说法的根据来源于《括地志》的注释文字，传世史料中也没有见到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的记载。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史没有有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有关商的历史依据大都来源于周及周以后的史料记载。商的都城当时叫什么名字没有传世文献可考，甲骨学者认为安阳殷墟叫做商或大邑商。

  《周易》中有“帝乙归沬”的句子，这是最早的关于沬的文字记载。《尚书》中有“明大命于沬邦”的记载；后世引用较多的是《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爰采麦矣，沬之北矣。爰采葑矣，沬之东矣。1931年，河南浚县卫国古墓地出土了一件沬司徒的器物“簋（gui）”。其中的一段铭文：“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沬司徒□□鄙，作□考尊彝。□□”这些记载说明西周初年“沬”作为地名仍在广泛使用，而商末是否使用“沬”作为商都的名字则需要进一步考证，而殷纣王改称“沬”为朝歌之说更是无从谈起。

  ◆放弃“朝歌四代商都”“纣改沬为朝歌”的观点是深入研究朝歌文化的必然要求

  《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和《括地志》均已散佚，现在我们见到的这几部书的内容散见于《史记·正义》和《水经注》的引注文字中。史学界通行的做法是，采信这几部史料的观点需要考古学依据或传世文献佐证。

  “朝歌是四代商王的都城”“纣改沬为朝歌”的观点没有考古学依据、没有传世文献的佐证，用这些引注文献做依据确认朝歌是四代商王帝都，确认纣改沬为朝歌，难于被史学界和大众传媒认可。朝歌历史文化研究的关键是确立纣都为朝歌的观点、恢复朝歌晩商古都地位；朝歌文化研究的重点应当突出商周改朝换代历史事件的研究，从而厚重淇河的历史文化内涵。

  确立纣都朝歌观点是恢复朝歌晩商古都地位的关键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考古学依据是推断结论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权威的工具书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编的中国历史经典教科书都称朝歌为商的最后一个都城。安阳小屯甲骨文的出土和商代城垣遗址的发现确立了安阳古代商都的地位，商史研究领域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为安阳小屯附近的洹水两岸是商朝盘庚帝至帝辛（商的最后一个王，周以后称其为殷纣王）时期的都城，朝歌是商朝末年帝王的离宫别馆。现在经常使用的权威工具书《中华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大都与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观点一致。也就是说,从史学界到大众的文化传播领域，权威的观点否定了朝歌的商都地位，改称朝歌为商王的离宫别馆。

  商都安阳起至帝盘庚没有任何争议，但终于何时的争论从甲骨文出土到现在就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片大约有三十万余片，能够辨认的已达十万余片之多，帝乙的父王时期和帝乙前期的甲骨文片数量很多，而帝乙后期和帝辛时期的甲骨文片却很少，直到现在甲骨学者对帝乙和帝辛时期甲骨文片的确认仍意见不一。

  安阳出土的商城遗址的宫室为土城，没有出土可以说明商末帝王世系的文物；甲骨文文片记载的内容大都是商王祭祀和占卜的事件。迄今为止，甲骨文考释、研究的结果并没有给出商末帝乙、帝辛都城地点的准确结论。

  自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终没有发现帝乙后期和帝辛时期的甲骨文片。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以此推断帝乙末年曾经迁都朝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甲骨学者发现了少量帝乙、帝辛时期的甲骨文片，清华大学学者陈梦家又据此推断帝乙迁都的事实不存在。“商王帝乙、帝辛的都城没有在朝歌而是在安阳殷墟”的观点并不是严谨的考古结论，而是根据考古发现用推断否定推断，靠否定推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史料依据是不可信的引注文字

  否定朝歌商都地位的史料依据只有《竹书纪年》一种。甲骨文学者根据甲骨卜辞排列了盘庚以后的历代商王的世系关系和顺序，经比对，与《竹书纪年》的记载基本相同，这是近年来《竹书纪年》越来越受到商史研究界重视的重要原因，也是朝歌商都地位被否定的重要因素。《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一段话与《左传》、《战国策》等文献有极大的不同，因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一段话必是宋以后的文人添加的引注文字，而不是《竹书纪年》原文，所以离宫别馆之说并不可信。

  ◆《史记·卫康叔世家》、《尚书·牧誓》是确认纣都朝歌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史记·卫康叔世家》“故商墟、居河淇间”的“河”指古黄河，当时的黄河出洛阳、至孟津，流经今天的大伾山脚下，《史记·河渠书》对此有翔实的记载。千百年来，淇河的河道没有大的变化。“河”“淇”交汇之处就在今天浚县与淇县交界处，朝歌就在“河淇”之间。“故商墟”就是商都的废墟，所以朝歌就是商都。

  在疑古盛行的时代，《尚书》被当做最大、最古的伪书，其记载通常不被重视。近年来，清华大学接收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部分《尚书》篇目已经得到确认，《尚书》记载的史实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尚书·牧誓》中的“商郊牧野”指的是殷纣王和周武王决战的战场，后人称这场战争为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的地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武王伐纣的目标是直指商的都城，这一点却并无争议。日出之时武王从现在的孟津出发，日落之前杀死了纣王，从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来看，周武王进攻商都的地点只能是朝歌，不可能是远在三百余里之外的“北蒙”。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采用的就是《尚书·牧誓》的记载。武王伐纣的时间确认真实可信，依据同一篇文献确定武王伐纣的地点自然也应该真实可信。

  ◆确立纣都朝歌观点 恢复朝歌晩商古都地位

  较早提出“纣都朝歌”的观点的学者是已故淇县一中的田涛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田涛朝歌研究的资料集名就叫《纣都朝歌》。著名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为田先生的资料集作序，肯定了田先生的观点。康叔封卫、武王伐纣的记载可以确认朝歌是纣都。“纣都朝歌”的结论成立，朝歌晚商古都的地位便可以确立。

  确认“纣都朝歌”的观点，不仅要从《尚书》、《春秋》、《史记》等经典的传世文献中找依据，更需要从甲骨文片的考释和研究中去寻找答案。“纣都朝歌”的论据还需要更多尊重历史、热爱朝歌文化的学者去丰满、去充实。

  突出商周改朝换代历史研究是厚重淇河历史文化的重点

  ◆商周更替、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是朝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

  周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天下是西周王朝的开篇杰作，也是朝歌文化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商周更替、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应当是淇河历史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

  朝歌古都地位的确立、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天下的研究工作还很薄弱，还不能形成权威的观点。鹤壁地方宣传部门应牵头，组织文化、文物、旅游、地方史志等多部门参与，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工作，形成初步的成果后，进而邀请国家、省级社科研究机构和知名社科专家开展研究和论证工作，发布权威论证报告，恢复或确立朝歌的古都地位，使朝歌早日重返古都行列。

  ◆用商周历史文化元素为鹤壁新城增添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应当为社会政治经济建设服务。淇河诗歌文化的研究催生了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融为一体的淇水诗苑。经过了千百年的世事沧桑，武王斩纣王之首的鹿台还在古黄河和淇河交汇处，周武王发钜桥之粟的钜桥镇，大赉于天下的大赉店村依然留在淇河的北岸。淇河“一河五园”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在未来的规划和建设中，如果把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天下等商周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必将使年轻的鹤壁新城增添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考虑在拟建的大赉店遗址公园建设武王伐纣纪念碑，在钜桥南的淇河北岸建设商周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淇河对岸古城附近建设仿古朝歌城，引导文艺名家来这里重拍封神演义，扩大鹤壁的社会影响，发展鹤壁的文化旅游，为鹤壁经济振兴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