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碑

□高水然

淇县摘星楼公园内有一通“扯淡碑”，远近闻名。由于这个碑名滑稽诙谐，长期以来，人们只当它为一个笑料去谈讲；文人呢，将它编织成动人的民间故事去敷衍。其实，都没有认真地去揭开它的秘密。倘若仔细对它进行一番研究的话，还是能够从中辨出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能够给人以深刻启迪的。

这块高不过一米、宽不过两米、厚约30厘米的青石板，认真地说不能叫“碑”，叫“碣”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顶端是半圆形的，所以叫“碣”。古代对碑、碣的标准分得很清楚。清朝潘昂霄在他所著的《金石例》中有明确规定：“方者为碑，圆者为碣。”这里的“方”和“圆”是指石材顶端的形状。同时还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死后，他的墓前可以用碑作纪念物；五品以下的官员死后，他的墓前只能用碣作纪念物。那么，为什么把它叫成“扯淡碑”呢？因为，一般老百姓并不十分清楚碑与碣的区别，只要是墓前立的石板，不论圆顶和方顶，统统叫作“碑”。

这块并不十分显眼、而且是借二碑”（已经用过的碑）改造成的碣，到底立于何时很难断定。从斑剥的苔纹、拙劣粗放的字体以及风化的程度看，约立于明清之际。值得玩味的是石碣主人的身份和碣上那些看似平庸玄虚、实则含有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政治含义的字句。

碣的阳面中间部位，竖镌一行粗拙的隶体字：泰极仙翁脱骨处。上端镌一横额草书：再不来了。横额的左右两侧很不协调地又镌了“扯淡”两字。接着两字的下方，镌有两行小字：“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年访道云濛山（即今云梦山）修真，事迹已详载甲申纪矣，余等不敢再赘。”

先谈石碣主人的身份。按照传统规定，石碣主人如果是一位官员，其职位当在五品以下七品以上。但从石碣的粗俗程度看，碣的主人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很差的。不然他不会借用一个“二碑”的碑材再刻成自己的碣。

再看石碣上文字的内容。首先从碣的阳面正文说起。正文是：泰极仙翁脱骨处。“泰”字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淫奢骄纵。《论语·子罕》上说：“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意思是：臣见君，先在堂下拜，再在堂上拜。现在直接去堂上拜，是一种骄横的表现。《礼·曲礼上·疏》说：“泰，大中之大也。”一种高大、不可一世的表现。二是通畅、安宁。《周易·说卦》：“履而泰，然后安。”一种和平、吉安之意。“极”呢，指极限。事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转化成对立面。“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否”（音pǐ）。“否”是恶劣、闭塞之意。“仙翁”是墓主人自命清高的雅号。“脱骨”是脱胎换骨的简称。道教所谓经过彻底的修炼和改造之后，可以“脱去凡胎换仙骨”。后称“脱胎换骨”为改邪归正的褒义词。

原来，这位“仙翁”是一个昔日有一定权势，过惯了奢侈、安逸生活，非常骄横跋扈，在大劫大难到来之时，却又想逃避惩罚，以忏悔求得宽恕的人。

这位“仙翁”是哪里人氏？翁燕人。“燕”指今北京一带。姓什么？水木氏。水和木加在一起是个“沐”字。什么时候来到淇地的？明末甲申年访道云濛山（即今云梦山）修真。“仙翁”的简历呢？事迹已详载甲申纪矣，余等不敢再赘。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揭开了蒙在“仙翁”脸上那层玄虚的面纱。

我们知道，明末甲申年，指的是1644年。这一年，李自成领导着农民起义军，以波澜壮阔的排山倒海之势，直捣北京城，埋葬了统治中国270余年的明王朝。对于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仙翁”却不敢“再赘”。这就让人产生了疑问：“仙翁”为什么不愿意、不敢再提甲申年间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的事呢？为什么把自己的姓名当作谜语一样不去直说呢？这里边是不是包含着恨和怕的因素？因为“不敢”就是怕，就是悲愤和沉默。

客观上讲，当时反对和害怕李自成的，除了已经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外，就是他手下那帮官僚政客和奴才。这些人昔日倚仗着崇祯的权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淫奢骄纵，不可一世。李自成打进北京，这些人都是“在劫难逃”的对象。一旦大势已去，巢毁卵亡，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降的降，作鸟兽散。然而，这批人中还有一部分，很可能经过乔装打扮，悄悄离开了燕地，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妄图躲过暂时的厄运，以图日后东山再起。那么，这位有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官职的“仙翁”，不明不白地在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社会激烈动荡的关键时刻跑到淇地云濛山“访道”，岂不很令人怀疑他是农民军手下漏网的一个明亡朝的逃犯吗？

再看“扯淡”、“再不来了”这两句俗而又俗的话。民间往往把不屑一顾、轻淡的、被蔑视的东西斥之为“扯淡”；把“再不来了”戏之为“不到世上当人”。这两句粗话和“泰极仙翁”的雅称相匹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含义深刻，耐人寻味。从“仙翁”嘴里吐出“扯淡”二字，决不是一句偶然的俏皮话，这是“仙翁”蔑视现实、泄私愤的肺腑之言。

试想，李自成从一个草莽之徒，登上大宝，成为扭转乾坤的人（尽管帝位十分短暂），使明王朝的官僚贵族失去了昔日的天堂，这怎么能叫这貌似仙翁、实则是明亡朝遗臣的沐氏甘心呢！这口怨气如何发泄？对人直言吧，既怕李自成军队的搜捕，又怕南下清军的围杀。无奈之下，只好将憋了一肚子的怨气在临死之时迸发出来：“扯淡！”

另一个意思，“仙翁”在其一生中的泰极否来之际，已经视人生如梦幻。消极、颓废的情绪如恶魔一样缠绕着他，不能脱身。可以想象，这位五品以下、七品以上的官僚，昔日大权在握，妻妾成群，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一旦大势去矣，成了逃犯，本想窥测时机，以求再逞，哪知大自然的规律不能抗拒，最终还得归于死亡。哎，人生多么没意思呀！权呀，金钱呀，美女呀，统统成了虚幻而已，统统是扯淡！

至于“再不来了”，实在是“仙翁”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反复斟酌，似乎对人生已经大彻大悟，然后道出的一句痛苦而诙谐的话。按照所谓的阴阳轮回的道理，“仙翁”死后由人而鬼，却还幻想由鬼转生成其他的生灵。但由于他死前在阳世干尽了坏事，甚至恶贯满盈，怕阎罗王再将他转生到阳间，变为庸贱低下的生灵，或牛或马，或猪或狗，或奴或婢，或残或疾，以赎前生的罪过。因此下了决心：倘是人间，“再不来了”。可憎可卑的滑稽相，实在令人掩鼻。

石碣的背阴处，还镌有“不负三光不负人，不欺鬼神不欺天”、“为善最乐”的联语。“负”当亏欠讲，“三光”指日、月、星。《庄子·说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这里，“三光”的含义当包括天、地、社会。如果这样，“仙翁”的话就言不符实了。他在明王朝的大厦轰然倒下之时，不去顺应社会潮流，检讨自己过去的罪债，拥护新兴的革命政权，却愤愤然、又卑鄙地如丧家之犬逃避到远离燕京的淇地躲起来。这种贪生怕死的可耻行为能叫“不负三光”吗？他死后，当了小鬼心中也不安生，畏首畏尾，顾虑重重，立誓“再不来”人间了，这能说“不欺鬼神”吗？唯有“为善最乐”4字，才真正道出了“仙翁”一点改邪归正、决心忏悔的诚意。他临终之时，似乎痛楚地向世人说：“我一生做尽了见不得人的事，你们要拿我当一个反面教材，接受我的教训，生在世上，与人为善，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样才能得到快乐。”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你在牵强附会。那明明是一通为死去的修仙盼道的术士和隐者立的石碣。

且慢，纵观各地佛、道、儒立石上的箴言谒语，大都是纯然地宣扬其教派的教义或阐述人生处世哲学一类的内容，一般不去涉及当时的政治。而这块石碣上的话，却直言明朝末年社会大变革中的政治风云，且又藏头露尾，欲盖弥彰。但是，不管他怎样故弄玄虚，我们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视出明亡朝中一个被人民的鲜血养肥了的官僚贵族在大限到来之际，声嘶力竭的哀鸣和那副狼狈的可怜相。这位“仙翁”的弃尸他乡，不能寿终正寝，和其主子吊死煤山一样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的。

由此，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崇祯帝了。要说崇祯是一个无能的昏君，也不尽然。他非常了解在他统治下的那个临近末日、腐朽透顶的朝廷，以及那帮奸狡奢靡、无恶不作的臣子。然而他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只会频频地下《罪己诏》。有一个《罪己诏》上将臣僚舞弊误国的情势说得非常痛切、明了：“或差派再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音tuó）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逢，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明季北略》卷十三）

处在这样一群亡国败家的大臣的包围之中，自己又不善于对手下的臣僚加以教育，且一意孤行、独断专横。最后国破身亡的悲惨结局，不正是他自己铸成的吗？他在最后写的一道遗诏中沉痛地说：“朕，凉德藐躬，上干灭咎。然皆诸臣误朕！”（《永昌演义》463页）。到这个时候再去反省，已经晚了。

李自成进北京，登上武英殿，在《登极诏》中说：“君（指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弊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在这里，他多少美化了一下朱由检。但李自成严厉地指出：崇祯手下那一大群“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的臣僚，才是葬送明王朝的真正作俑者。

据说，这石碣上的文字是“泰极仙翁”临终时嘱咐身边的知己按他的意思镌刻的。这也算是这位明亡臣永远的遗言了。他的良苦用心和矛盾心理，在欲言又止、不得不说的情况下还是吞吞吐吐地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泰极仙翁”已死去300余年了。然而，为纪念他的这块石碣依然存在。当我们已经解开这个石碣的谜底之后，能从中悟出一个什么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