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的功过

岳武佐

怎样认识殷纣王，怎样评价殷纣王，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关系着一个人，而且关系着对我国那段历史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春秋末期，子贡（王充说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论语·子张》）尽管在对纣王恶言相加，甚嚣尘上之时，子贡为纣王说了句公道话，但他也没有为纣王奋力翻案。因为“春秋大夫见杀，皆讥其不能以智自免。”（《中论》汉徐干）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极为流行，公开大力为纣王翻案是相当危险的。秦时，《吕氏春秋》曰：“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於此；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因为亡国之主不闻贤，八百年过去了，没人闻到纣王的贤，所闻纣王尽不肖，尽暴虐，案就不好翻了。汉王充通过“考察”，认为糟邱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牛饮者三千人，“殆其非实也”。《风俗通·孝文帝》曰：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君父者，人皆无道如桀纣。汉应劭就认为纣王是冤枉的，对纣王的所谓罪过，是不“审形”，不得实，“以无为有”。可以说，历代都有人为纣王鸣不平。但终因“不闻贤”而干着急。由於甲骨文的出土，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有了重大发现。郭沫若说：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帝辛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来的殷墟卜辞探讨，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郭沫若认为帝辛这个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说得万恶无道，俨然人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像商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是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毛泽东对殷纣王的评价是：“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毛泽东又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郭沫若先生对殷纣王更用诗歌做出评论：他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说：“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始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郭沫若在这里提出，中国的统一，神州的统一，始于殷纣王，也就是说殷纣王第一个统一中国。在《观圆形殉葬坑》一诗中，郭沬若又说：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髑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铜卣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徒倒戈乃众俘。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亘历西周四百载，南北并进殊其途。然而文化本同源，同伦同轨复同书。再历春秋迄战国，秦楚争霸力相如。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

这里郭沫若提出纣王的四条功绩：1、废除了奴隶殉葬制，解放了奴隶；2、征服了东夷，免除了东夷对殷造成的祸患；3、殷人南下，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发展；4、殷纣王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而且强调殷纣王的功劳远远超过了周武王，武王代纣是“殷人鹊巢周鸠居。” 文叶雨蒙在《殷人东渡美洲》有这样一段话：欧阳可亮先生曾有机会听到郭沫若和董作宾谈殷人东渡。他说：“1956年小竹文夫教授和郭沫若在东京学士会馆一起谈殷帝辛的功过和殷人东渡，我在旁。郭沫若说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小竹文夫说，当帝辛做这伟大的工作时，周武王由西边进来了。沫若说：于是殷军没有退路，就只有东渡。征人方的攸候喜是唯一领导殷人东迁及东渡的可能者”。

这就告诉我们殷纣王不仅统一内地有功，而且在开发沿海方面也功不可没。除了今天的名家、权威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从殷纣王的敌人那里看到一些问题，如，从《牧誓》中我们可以看到纣王在思想方面取得的功绩。《牧誓》说，殷纣王对四方许多逃亡的罪人崇敬、提拔、信任、使用，任用这些人作卿士大夫一类的官，使他们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商的国都任意犯法作乱。这就进一步证明，殷纣王是解放奴隶的第一人。他不仅不让奴隶殉葬，表现出了最初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他尊重奴隶，重用奴隶，进一步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这在当时的奴隶社会中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一种思想革命。《牧誓》又说：纣王同宗长辈，或同宗弟兄，他并不全加以进用。纣王不像武王周公，对同宗只要不是傻瓜神经病都要给予封侯。纣王用人，要加以考察，有能力者用。这实际上也是用人制度的改革。也正因为这一改革，直接地大大地损害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说纣王昏也主要因此。《牧誓》又说：纣王唯妇言是用，只听信妇人的话。《说文》：妇，服也。《尔雅》曰：子之妻曰妇。又女子己嫁曰妇。妇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总括起来说，妇就是女人，出嫁的女人，服事丈夫的女人，没有任何权力的女人。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无权力无地位无人格的人的话，谁会听呢？没人听的。然而纣王竟然听！岂不大逆？其实，这正表现了纣王对妇女的尊重，对女人的重视，妇女地位在纣王心目中的提高。这是纣王冲破旧思想的桎梏，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大进步。这怎么能叫罪恶呢？有人把唯妇言是用变成听妲己的话，说纣王只听妲己的话。这岂不是歪曲、杜撰？不要忘记，唯妇言是用前有一前提：“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 。所以妇言是指妇女的话，而非个别人妲己的话。周人指责殷人饮酒，纣王饮酒，殷国饮酒成风。文王禁酒。酒是用粮食酿造的。人们不会宁可饿死也不吃粮食，把省下的粮食去酿酒喝。总会在填饱肚子的情况下，再拿出粮食酿酒，酿酒越多说明余粮越多，也说明农业发展。文王禁酒说明周的农业不发达、落后。殷人饮酒，说明殷国粮食多，农业发达。有趣的是，文王禁止别人饮酒，并不禁止自己。文王不但饮酒，而且酒量很大，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

农业发展了，粮食增多了，囊槖已经不中用了，建立大仓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亊。但有人却硬说建钜桥粮仓是为搜刮民财，谬。

如果分条概括，纣王之功有以下几条： 1、废除了奴隶殉葬制，解放了奴隶； 2、征服了东夷，免除了东夷对殷造成的祸患； 3、殷人南下，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4、殷纣王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而且强调殷纣王的功劳远远超过了周武王，武王代纣是“殷人鹊巢周鸠居。” 5、开发沿海； 6、打破了思想禁锢，尊重妇女； 7、进一步解放了奴隶，结束了用奴隶殉葬的残酷制度；打破了家天下的用人制度，用人重视了才能； 8、发展了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

评价一个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对生产发展的贡献。其他应该说是次要的。殷纣王恰恰在大的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所以我们应大胆地充分地肯定殷纣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社会的先进存在，哪来的先进意识？考古证明：纣王对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形成有重大贡献。一心要否定纣王的人又说了，殷纣王其一生行事，有的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统一，汉民族的形成是有利的，但其主流却是起着相反的作用，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生产遭受破坏，人民困苦，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我的问题是：殷纣王一生的主流是什么？是对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形成，沿海的开发，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的形成作岀重大贡献作为纣王的主流呢？还是连武王周公都没找到纯属后人编造的"以无为有" 的所谓罪恶作为纣王的主流呢？后人为纣王所加的“罪恶”， 哪一条经得起考证呢？所以毛泽东说：“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有些人不但听，而且奉为千古不变的信条。实在可悲。我们是主客观统一论者，纣征东夷是因为东夷对商有侵扰，纣征东夷也不是横征暴敛，是“征抚东夷林方、粤方、人方、虎，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纣征东夷怎么客观上对中国统一、汉民族形成有利，当时，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形成的事业更伟大的亊呢？殷纣王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事业，怎么竟不是殷纣王的主流，殷纣王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

殷纣王也是有错误的，殷国在他执政期间亡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因纣王无备。有人说因纣王自高自大，刚愎自用。有人说因纣王暴虐。有人说因周人抓住了好时机。这些都对，其实还因为殷国出了个卖国集团。这是最重要的。殷纣王的最大错误是心慈手软，对反对派太姑息，下不了手。受反对派的控制，制约。《抱朴子》曰：“殷辛之临三仁，欲长驱远骛，则辔急辕逼。欲尽规竭忠，则祸如发机。所以，车倾於险塗，国一覆而不振也。”可见以三仁为首的反对派，对纣王的干扰左右是多么严重，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纣王对三仁是宽恕的，对微子没有釆取任何措施，对箕子仅予收押，对比干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予以镇压。如果是周公早把三仁杀掉了。《抱朴子》曰：“当怒不怒，姦臣为虎。当杀不杀，大贼乃发。……故明君治难於易，去恶於其微。”从这一点说，纣王真不是个“明君” 。 也正因为对三仁没有镇压，才使微子可里通外国，有与周人签订卖国盟约的机会。“三仁”的党羽有纷纷投周的可能。“三仁”及其党羽在殷国形成一个强大的可怕的叛国集团，成为纣王身边的一颗巨型定时炸弹。纣王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轻信西周。殷纣王太相信周文王了。周文王对外侵略，扩张自己的势力，丝毫没有引起纣王的惊惕。文王灭饥后，祖伊向纣王反映问题的严重性，纣王竟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纣王对文王的无限信任，给了周人玩弄两靣派以时间和空间。两靣派野心家周文王与纣王的反对派勾勾搭搭，形成一个导火索。一旦条件成熟，定时炸弹立刻就会爆炸。经过武王微子精心策划，这颗炸弹终于在牧野炸响。造成纣王身死国亡。 

 二○○九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