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讲纣王，千秋功罪话帝辛

    商纣王，在中国人心中，不仅是中国古往今来昏君、暴君的“代言人”，而且已经成为邪恶势力和罪恶人性的象征。“助纣为虐”已经成为帮助罪恶势力的代名词。可以说经过从西周起至今后人3千多年的加工和渲染，纣王的形象已经成为被定性了。然而，就是这个被后人当作十恶不赦的魔鬼对待的纣王，却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版图的形成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开始至今，始终有人为他鸣不平。那么，历史商纣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究竟是否象后人尤其灭亡他的周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一无是处、彻头彻尾的恶棍？

    商纣王，本名子寿。是中古历史上第2个政权国家商王朝的第三十二代君王。说起纣王，笔者认为有必要先说一下商朝。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共历三十一代王，国运600年。是继夏朝后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在中国里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对后世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商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古代的商族。

    根据史书记载，商族是古高辛氏后裔，时代居住在中国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在夏王朝中、前期，由于夏朝国力强大，商族臣服于夏朝，成为附属与夏王朝的“方国”（诸侯国）。商族是当时大夏中央王朝所属国土和国民的一部分。作为附属国，商族对宗主国夏王朝承担有称臣、纳贡、提供奴隶、交纳赋税以及在夏王朝发生战争时必须出兵配合作战的义务，在夏王朝的压榨下，商族的处境非常艰难。从夏王朝中期开始，由于王朝国势开始衰败，对相对较远的“方国”的控制力逐渐丧失。于是已经逐步强大起来的商族开始趁机不断对外扩张，向东方和北方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到夏王朝末代君主桀在位时，商在第十四代王汤的统治下，已成为东方强大的方国。这个汤就是后来商王朝的开国君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成汤。成汤是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商逐步强大到可以和夏王朝抗衡的地步。而此时夏正处于末代君主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昏君、暴君夏桀的统治下。此时的夏王朝已经处于最后的时刻。经过王朝中期的“羿之乱”（中国神话中箭射九日的后羿）等一系列打击已经山河日下。在秦帝国之前，中国中央王朝要维护自身统治必须要得到众多诸侯国的支持，否则国家必定衰亡。此时的夏王朝作为中央王朝的威信和势力已经日幕西山，对维护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大部分“方国”已经脱离王朝的控制。曾经“万国来朝”的大夏王朝已经到了“各方诸侯皆不朝”的地步。夏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史书记载夏桀也是相当勇武的，力大无穷。但是，面对王朝已经危在旦夕的局面，夏桀不思发奋改革，相反却骄奢淫逸。

    战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他宠爱一名叫“妹喜”的美女，而且在全国搜罗美女充入后宫。为了与妹喜享乐，夏桀下令开凿一个座大池，内部装满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酒池”。夏桀的酒池造得很大，池内可以航船。夏桀不但极其奢侈，还非常残暴，经常杀戮向他进谏的大臣和无辜民众，甚至让活人和野兽搏斗来供他取乐。在这种暴政下，民众怨声载道，诸侯纷纷背离。而此时，东方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统治下已经逐步强大。在夏王朝已经国事衰微的形势下，汤开始推翻夏王朝的行动。但汤的行动并不顺利。第一次对夏进攻时，汤过于乐观，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此时尽管夏王朝已经衰败，但它毕竟有400多年的国势，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此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听命于夏朝。商军出兵后，夏桀震怒，立即起王朝本族和附属王朝的“九夷”之军讨伐商族。双方在夏台激战。强大的夏军轻松战胜了对手，商汤被俘投入监狱。但商汤在谋臣伊尹的谋划下，通过向夏桀进献美女财宝、重金贿赂夏桀手下权臣为汤说情等手段不久就获得释放。获释后，商汤一方面积极向夏王朝示好已争取时间，另一方面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次攻夏。在击败商的叛乱后，夏桀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更加暴虐。不但杀害了劝谏他改革的大臣，而且在击败商的形势下产生了扩大战争规模进攻其他部落的想法。他召集依然忠于王朝的各方国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结果繁重的兵役给各属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加之夏桀对反对他的方国进行残暴的报复，最终到夏朝灭亡前决大部分属国已经背弃了他。相似这种情况下，商汤再次向夏王朝动手。这次商汤改变了作战思想，首先拿为数不多的还忠于夏王朝的方国开刀，采取“先斩其羽翼，再攻其躯体”的新战略，逐步蚕食、消耗夏朝外围的实力。先后灭亡了夏王朝的铁杆方国葛国、韦国、顾国和昆吾国，彻底清除了夏朝可能的外来援助。公元前1600年，在已经彻底扫清外围，对手已经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商汤联合同样遭受夏桀残暴欺压的各部落和方国，组成以商军为主的联军，正式向夏王朝都城安邑发起最后的进攻。得到消息后，夏桀大惊，亲自带兵迎击。双方在夏都门户鸣条展开决定两国命运的决战。开战后，饱受夏桀暴政之苦的夏军将士不愿为其卖命，未做大的抵抗就纷纷逃散。夏桀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都城。商军在后紧追，夏桀匆忙携带宠妃妹喜，席卷王宫珍宝，逃到南巢后被商汤追上俘获。商汤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永久放逐南巢。自此，长达近500年的夏王朝宣告终结。随后，商汤回师亳邑，在国都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在第2个国家政权——商王朝。

    商汤建国后，吸取了夏朝亡国的深刻教训，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缓和了商朝国内的矛盾，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商朝国力日益强盛。商汤对四周尚未臣服的部落和方国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史书记载：“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出商朝立国初期的赫赫武功。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争斗这一历史上的通例，造成商王朝王室内部始终处于争权夺利的境地。自从第3代王太甲死后，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不断爆发流血冲突，最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国君走马灯似的不停更换。

    《史记》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连绵不绝的内战严重消耗了王朝的实力，不但经济凋零，更造成外敌不断入侵。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敌不断入侵造成早期商王朝被迫5次迁都，最终商王盘庚才将国都定于殷，因此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或殷商。殷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中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殷也是盘庚以后历代诸王的都城。盘庚是商代中、晚期有作为的君主，迁殷后，盘庚以铁腕镇压了王室上层的叛乱，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恢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王朝的统治危机得到缓解，因此历史上称盘庚统治时期为“盘庚中兴”。盘庚之后，商王朝迎来了它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武丁。武丁幼年生长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即位后，在“盘庚中兴”的基础上，武丁励精图治，对内打击王室分裂势力，发展经济。在经济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复苏强大的基础上，武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商军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武器，披挂有青铜和兽皮制成的盔甲，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马拉战车，而且商军当时拥有一支强大的象阵，有数百头甲胄战象。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武丁不断对外用兵。对周边的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都很大，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二万三千人（由于当时的人口少，因此二万三千人已经是巨大数字了）。武丁的王后妇好就是一名著名统帅，而且她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文字资料记载可以考证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通过征战，商王朝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而在奴隶制社会里大量的俘虏就代表着大量奴隶和财富。在大量劳动力保证下，王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青铜制造业。青铜业是当时人类世界最高技术产业，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商朝是中国历史上青铜文明最发达的时期，而武丁时期则是整个商王朝历史上青铜文明发展的巅峰。生产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今天闻名于世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象征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武丁时期铸造的。此外，武丁时期科技方面如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作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随后西周文明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丁虽然文韬武略，但是他死后，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并没能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原因依然是困扰了包括武丁和商朝历代先王400多年的王室内乱。王室内乱问题贯穿了商王朝整个600年历史，始终是历代君王最棘手的难题。武丁死后，由于再没有出现强势君主可以震慑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势力，造成内乱再起。从祖庚、祖甲起，以后诸王始终要随时面临来自王朝内部的争斗。尤其是到帝乙帝辛时期，内部矛盾已经空前尖锐。此时的商王不但要面对来自王室内部的反叛势力，还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以大祭祀为首的神权宗教势力的挑战。不断的内乱造成王朝根本无力对外，这就给外敌带来机会。原本臣服于商王朝的鬼方、西羌、南方九苗以及中原王朝的世敌东夷都开始不断入侵王朝疆域。在这种情况下，王朝呼唤一位强势君主的出现。

    公元前1075年，商朝君王帝乙驾崩。此时的商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内有王室、大贵族集团和以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争权夺利，外有各方国和外族的入侵。在如此危局下，帝乙的第3个儿子子寿在老臣和宿卫的支持下登上王位。他要面对的是一副先王留给他的乱摊子。这个子寿的王号是帝辛，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商纣王。
   
    帝辛即位时，先王留给他的是一个残破的河山和破败的政局。国内，他要面临已经崩溃的经济、不断出现的奴隶起义和来自王室、大贵族集团以及以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对他权利的挑战。对外，他要面对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外族入侵。在这种危局下，年轻的帝辛表现出超凡的才智、勇气、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冷酷残暴的铁腕。史料记载，帝辛聪明机智，智慧过人。而且产才健壮高大，力大无穷。可以“手格猛兽”。在先王老臣的辅佐下，年轻的帝辛开始了他砺志强国的历程。

    首先是选拔贤能。在帝辛的支持下，一批有才能的从中下层管理和善战的将领被重用，首开平民而非贵族中简拔干部之先河。在能臣如微子、比干的辅佐和京城宿卫将领的支持下，帝辛开始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针对王室、大贵族集团。当时的规定是奴隶主贵族“世袭”制。王室成员和大贵族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获得利益后的王室成员和大贵族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经常干预政务。为此，帝辛采取大胆改革，废除了以往贵族的世袭权利并收回了他们的领地。丧失领地后就意味贵族以及王室成员再也无力组织起与中央的对抗。利益受到损失的王室成员和大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甚至发动了武装叛乱。而且还勾结以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在商代，国家要经常进行祭祀活动。凡事都要进行占卜，大到对外用兵，小到杀一只鸡都必须通过占卜“问神”，因此宗教神权集团的权利极大。以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经常用占卜等宗教手段干涉朝政，严重威胁到王权的稳固。为此，帝辛进行了坚定的宗教改革。他惩处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宗教人员，同时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国家世俗政治事物。而这就危机到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此，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一方面利用宗教手段进行反帝辛宣传，煽动叛乱。另一方面则公开勾结贵族集团进行武装叛乱。面对两股敌对势力的勾结，帝辛毫不手段，进行了空前血腥的镇压。大批贵族和包括大祭祀的神职人员被处决，都城内血流成河。忠于帝辛的神职祭祀被任命为新的大祭祀。至此，王室、大贵族集团已经以大祭祀为首的宗教神权集团手到毁灭性打击，再也无力对君王构成威胁。消灭上层对手后，帝辛开始整顿国内经济，鼓励生产，减少赋税和劳役。国家经济逐步得到改善，国力得到提高，而这就为他下一步对外行动做好了准备。

    帝辛即位时，商王朝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这其中包括北方的鬼方、西方的羌、南方九苗以及中原王朝的世敌东夷。为了抗击外敌，帝辛进行了军事改革。首先是提拔一大批新将领，随后是大规模扩充军队尤其是战车和象阵。在军事实力强大后，帝辛开始对外大举用兵。当时商朝要面对来自多个周边民族的入侵，而这种中原地区的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早在夏代就已经开始了，到帝辛时期已经持了近千年。

    由于夏、商时期中国中原地区中央王朝属于典型的部落制国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或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作为中央王朝的夏、商其王国能直接实际控制的面积很有限。王朝除了自己的直接领土外还控制着很多又其他民族或部落建立的“方国”。这些方国在王朝强大时臣服于中央王朝，在王朝势力衰弱时则与王朝对抗，属于“时战时和”。而且当时的民族、部落情况极其复杂。作为中原地区中央王朝的夏、商始终处于周边各部落、民族的包围中，因经常与这些周边势力发生战争。尤其是商代，这种外部侵略更加强烈，曾经迫使王朝先后5次迁都。整个商王朝历史就是一部商人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史。这种情况到帝辛时期发展到顶点。当时对商王朝构成直接威胁的周边势力主要4股。包括鬼方、西羌、南方九苗以及中原王朝的世敌东夷等。而帝辛完成内部整顿后对外发动战争的第一个部标就选择了北方的宿敌鬼方。

    鬼方是在中国当时北方游牧族，在商王朝北方，属独立的方国。位于今中国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靠近今河北、山西的地区。鬼方对商王朝的入侵从王朝建立一直到灭亡从未中断过，鬼方问题是困扰历代商王的重大难题，双方之间进行了600年之久的战争。商帝武丁，为消除北方隐患，曾举倾国之力发兵2万3千人发动大规模的讨伐鬼方的战争。

    《周易》载：“伐鬼方，三年克之”。部分鬼方人在武丁时期王朝强大的武力打击下暂时臣服于商朝，但更多的鬼方人在首领的带领下依仗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优势向更北的方向也就是今内蒙地区迁徙，这造成其势力没有受到致命打击。商帝武丁死后，由于君王无能，商王朝再次陷入内乱，造成王朝无暇北顾，鬼方趁机再次崛起并开始不断入侵商朝，到帝辛时期达到顶点。于是，帝辛将他第一次对外战争的矛头指向鬼方。约公元前1070年，帝辛起本国族兵约1万，加上附属方国的军队共约1万5千人，御驾亲征北伐鬼方。经过多年恢复和整顿，商军实力得到极大增强，新式战车、青铜兵器-铠甲-盾牌、远程弓弩等新式武器大量装备军队。而已经衰落多年的商军象阵在帝辛的强力干预下再次复兴。现代考古证明，在中国商代，今天的河南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与今天大为不同。当时的河南地区温暖湿润，遍布丛林。在丛林中繁衍生息着大量中华犀牛、中华象等野生动物。其中大量的中华象属于当时的普遍物种。

    根据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和其他商代墓葬出土文物和甲骨文的考证。商朝时期，中原人已经掌握了一整套成熟的捕捉、驯养、使用大象的技术。当时大象在商朝是仅次于马匹的重要家畜。

    据甲骨文记载，商人在各个方面广泛使用大象。他们用大象托载物品，还用大象耕田。最重要的是，商人将捕获的公象组织成专门用于作战的象阵。这是有明确的历史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战象军。而商王朝也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大规模驯养、使用战象的中原中央王朝。与同时期南亚印度的战象相比，商军战象已经披挂了由犀牛皮或牛皮和硬木制成的护甲，属于世界上最早的甲胄战象。作战时，商军常用的战术就是首先用远程弓弩对敌进行远程打击，随后在远程火力掩护下，象阵发起冲击。战象背部战楼上的士兵远用弓箭射击，近用长柄青铜戈击杀对手。同时驾驭战象用象鼻、象牙去攻击敌人，而战象四周始终有步兵跟进以掩护战象免受对方步兵袭击。在象阵发起冲击后，战车群将在象阵后方跟进，然后散开追击、包抄溃散的敌军。最后是步兵冲击占领阵地。商军象阵实力在帝辛时期达到顶点，拥有战象千余头，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象阵，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原中央王朝所拥有过的最强大的象军。商军向北出今河南，穿越河北、山西南部，到达鬼方。整个战争中，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帝辛每次作战都披挂铠甲，亲自驾驭他那辆镶嵌有黄金宝石的战车，挥舞青铜长戈冲在最前线。在统帅勇武举动的鼓舞下，商军士气大振。而鬼方面对强大的商军尤其是商军历史上最强大的象阵其防御顷刻土崩瓦解。帝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兵向鬼方大后方远距离迂回，以切断其退路，目的就是避免重蹈武丁伐鬼方时期鬼方主力远逃北方的覆辙。结果，在商军强大攻势下，经过5年左右的战争，商军的包抄战略取得成功，鬼方向北逃窜的希望彻底破灭，部族军队主力基本被商军摧毁。至此鬼方彻底崩溃，部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规模流血政变，亲商势力上台，坚决反商的原部落首领被杀后被“献首”于商王，鬼方正式战败投降。帝辛为永诀后患，采取分割瓦解的战略，将原来相对完整的鬼方分为昆戎、洛泉、昆夷、绲夷、串夷等多个小部。分别委派忠于商王朝的贵族执掌，同时留驻了一支由商王朝本族中央军和始终坚定的忠于商王朝的方国军队组成的约1000-1500人的商军在当地长期驻扎以震慑鬼方。至此，威胁中央王朝近600年之久的北方强敌鬼方彻底灭亡，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战后，少部分留居原地的鬼方人后来融入西戎，春秋时期发展为林胡、东胡等北方少数民族，在战国时期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北方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而大部分鬼方人开始不断被内迁至中原地区，逐步与华夏族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至此，经过帝辛也就是纣王的努力，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陕北部、内蒙古南部靠近今河北、山西的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构成日后中原王朝北部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帝辛也就是纣王征鬼方的事件经过周朝及后世的无数艺术加工和渲染，最终演变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封神演义》中“大商太师闻仲征争北海”的故事，远征的主角也从真实的帝辛被人为的篡改为“人造英雄”闻仲，纣王对中国版图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就这样被抹杀了。这里简提，不作他述。

    平定北方的宿敌鬼方后，帝辛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中原王朝的宿敌羌。这里所说的西羌并不是今天的中国西北羌族。当时“西羌”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是商人对当时商王朝西方的众多游牧民族的通称。西羌与鬼方一样也是商朝的宿敌，双方之间的战争同样进行了数百年。但与相对统一的鬼方相比，西羌由于分数很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因此对商的威胁力要小些。帝辛对西羌的战争一方面是为打击入侵者，另一方面是为掠夺财富和奴隶。西羌的文明程度很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等与商王朝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加之内部分散，因此商军对西羌的战争进行的非常顺利。伴随战争的不断进展，大批财宝和战俘被掠回商朝。尤其是大批战俘的到来给商朝带来大量奴隶，而大量奴隶劳动力的加入极大的增强了商朝国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外战争的胜利经济开始进一步繁荣。最终，商军基本征服了大部分西羌部族，今天的山西西北部、陕西北部和西部、甘肃东南一部分地区自此并入中国版图，商王朝的西方疆域达到历史顶峰。而就在商军在西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商王朝的西方，在渭水之滨，岐山脚下，正逐步崛起一个新的强大势力。这股势力的崛起速度非常惊人。它曾经是商的西方“方国”，到商末期，它已经达到可以可商王朝分庭抗礼的程度，而且最终就是它灭亡了强大的商王朝。这就是——周。

    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发源于今陕西岐山，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商朝初年，在强大的商王朝征服了周。周的首领受封为侯，替商王朝戍守西方边境抵御西羌的入侵，成为王朝属下一个“方国”。到商王文丁时期，由于王朝内乱不断，因此根本无力自己出兵攻打西羌。但商必须解决来自西方的入侵，于是便授予王朝西方当时最大的“方国”周以“行征伐之权”，就是给了周可以自行组建、扩充和调动军队以王朝国王的名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在当时是中央王朝君主能够给于属国君主的最大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周充分把握机中央王朝衰落无力西顾的历史性机遇大肆扩张，不断蚕食商的领土。甚至公然灭亡了在其周边的其他商的属国，国势迅速强大。仅仅经过周侯季历到西伯姬昌两代时间，周方国占有的的领土已到“商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而随着国力的不断强大，周人开始与原来的宗主国商发生直接武装冲突，最终发展为战争。尤其是当商在帝辛的统治下不断强大并开始大规模向西拓展的情况下，双方不可避免的发生碰撞。周西伯姬昌自持国力强大，亲自领兵进攻商王朝，而商朝君主帝辛也亲征西周。双方主力在今山西黎城爆发大规模激战。此时的商军正处于上升阶段，战斗力异常强悍。结果，周军大败，周西伯姬昌被俘，被囚禁在羑里七年，周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关键时刻，西周丞相吕尚（姜子牙）采取两手措施，一方面用大量珍宝和美女进贡商王帝辛，同时贿赂其身边的宠臣说情，最终赎出姬昌。姬昌回国后表面上耽于游乐，对商王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招揽人才，大力发展生产等待时机再起。而就在重金赎出姬昌的同时，西周丞相吕尚为减轻商对周的军事压力，派人到达东方策动对商的入侵。由此一来商王帝辛就必须面对来自东方强大对手的入侵，这个对手就是从炎黄时代起就是中原地区民族和王朝最大对手的东方滨海民族——东夷。而即将发生的商王朝对东夷的战争也将成为商王帝辛一生的转折点——一方面，征服东夷将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功，也将成为他对后世中国版图最大的贡献，而且将把他和他的大商王朝推向历史的巅峰。而另一方面，征服东夷将成商王帝辛从一名有为君主蜕变为亡国暴君的转折点，也最终成为葬送600年大商基业的祸根。

    东夷，历史上也称为“东夷民族集团”，是周朝以前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东夷的本意为东方之人，是中原华夏民族对当时东方各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一带和长江、淮河流域。东夷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是势力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是当时中原民族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曾经多次和东夷爆发大规模战争，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炎黄同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华夏部落与东夷最早的大规模冲突。东夷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战争，也存在合作与融合，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舜就是东夷部落首领，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早期壮丽的文明。但总体来说，双方的冲突更多些。历史上，当中原地区的力量强于东夷时，东夷就臣服于中原王朝。而当中原地区的力量衰落时，东夷就立即转入进攻。中原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与东夷始终是处于“时战时和”的拉锯形式。东夷也成为始终威胁中央王朝最大的力量。这种局面到商朝末期更加明显。伴随商朝的衰落，东夷开始大举西进入侵商朝。因此，商王帝辛面临要么妥协要么反击的选择。他选择了反击。但商王帝辛面临着艰难的局面，西方有周，尽管周再次臣服，但难保他不复反。如果此时进攻东夷，有可能出现商被东西夹击的局面。但东夷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有个了解的程度，于是商王帝辛在西部部署了一部分兵力，联合忠于他的方国监视周。同时，调集大军开始远征东夷。由此，拉开了他一生最大的军事胜利的序幕。

    商王帝辛再次亲征。率领由商王朝中央军和方国军队组成联军自都城出发。出发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用了最高等级的“牺牲”，就是将”人牲“也就是活人扔进大鼎煮熟后祭祀祖先的方式，使用的“人牲”就是来自西羌的战俘，这种残暴的祭祀后来成为商灭亡的重要因素。祭祀之后，商军开始出发。此战商王帝辛动用了约3万人的军队和最庞大的象阵。商军旌旗招展，战车如林，最精锐的甲胄象阵吼声震天！面对强大的商军，东夷方面迅速逃跑。商王帝辛率军一直追赶到淮河流域。这是此前中原王朝军队极少涉足的区域。在淮水之滨双方主力遭遇。史书记载商军“服象为虐于东夷。”商军强大的象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东夷士兵擅长使用弓箭。但东夷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较低，因此没有使用金属箭头，箭镞就是普通的竹木，穿透力非常有限。而商军战象身上厚重的甲胄，轻松的就抵挡了对手的竹箭，象阵以方阵的形式冲入东夷军队阵中，象背上的士兵远用箭射近用长戈，战象的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士兵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抛向空中。同时商军大量使用弓弩配掩护战象。商军的箭镞以青铜打造，精巧而锋利，而且弓弩射程远、精度高，杀伤力大。在商军强大的打击下 ，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倒了下去。商王帝辛指挥商军在正面冲杀的同时采取侧翼包围，结果，东夷人的军队基本被击溃，大部分做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有苏氏部落的东夷小部落集体被俘，部落首领为了保全性命将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女儿献给了商王帝辛，她就是日后导致商朝灭亡的重要人物，受到万世唾骂，在《封神演义》中被描绘为千年狐狸精的——妲己。

    掠获妲己和一大批财宝以及奴隶后，商王帝辛志得意满，决定回国。但他知道，东夷虽然在淮水战败，但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依然拥有巨大的势力。如果不斩草除根，今后一旦实力恢复后东夷必定卷土重来。于是他决定留下主力商军继续作战，追击东夷参与势力。为保证援军和粮草供应，帝辛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增强运输能力。随后，他回到国都。在他的命令下，商朝不断加派军队到东方战场，同时在国内和方国大量征兵。为保证东方兵力，甚至将本来部署在西方用于监视周的军队都调走。最终商王朝的军队主力已经全在东方战场作战。同时在国内大量增加捐税，可以说商已经是“倾举国之力以东征”。在后方强大的保障下，商军在东方势如破竹。从淮河流域出发，向东一直打到今江苏南部长江口地区，东北进入山东半岛最北端，向南一直打到湖北长江流域，先后征服了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个东夷中最强大的部族以及湖北北部的南方九苗。伴随着前线的节节胜利，无数财宝和几十万战俘被送回商朝本土。最终，商军彻底政征服整个东夷地区。为彻底根绝东夷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商王帝辛对东夷也使用了分而治之的战略，将原本的东夷九个主要大部落和一些小部落陆续分割为五十个小国，东夷作为严格曾经强大的相对统一的部落联盟彻底崩溃，自此，曾经强大的东夷集团受到毁灭性打击，威胁中原王朝达1000余年的东夷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此后，东夷虽然在西周初期发动过一些小规模叛乱，但已经无力同中原王朝对抗。战后，大部分东夷人逐渐融入中原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另一部分向北迁徙，先到达山东半岛，随后渡海到达近朝鲜报道，成为朝鲜报道文明的开创者。于是，今天的山东半岛、浙江、江苏、上海、湖北北部、长江、淮河流域全部并如大商王朝版图。至此，商的版图达到顶点。北起内蒙南端，西到甘肃西南部，西北到陕西西北角，东北到河北北部燕山脚下，东到东海之滨，最南端到达湖北长江流域，东南到达长江入海口。今天中国主要领土最终确立，商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之一，王朝发展到它600年历史的最巅峰。因此但悲剧也从此开始。

    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固和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帝辛开始为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无比自豪，商王帝辛开始从当初那个年轻有为、以振兴国家为目标、虚心纳谏的君王迅速蜕变为一个极端残暴、贪婪、不听忠言的暴君。他认为原来的都城已经无法与他巨大的功绩相配，于是开始大规模扩建朝歌城作为新首都，同时在城内修建空前富丽堂皇的宫殿“鹿台”，并在今河南沙丘修建离宫苑台，饲养了从全国各地搜罗的珍禽异兽。为此大规模增加了对民间的捐税。他极为宠爱妲己，已经到了“唯妲己之言是从”的地步。为了和妲己享乐，在修建豪华宫殿的同时，他将当年被他祖先成汤亲手灭亡的夏桀的“发明”再次弄出来并“发扬光大”，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酒池肉林”！在沙丘皇宫，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连绵不断的巨大工程以及东方战场的后勤压力是百姓负担急剧加重，苦不堪言。尤其是连绵不断的对东方的争战更是如此。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中原地区的商族算是非常发达的，但掌握的交通工具还非常落后。当时马、牛等大型家畜的数量有限，而且马还要优先供应前线军用，最重要的运输工具车更是如此。而当时商人拥有的最强大的运输工具同时也是家畜——大象，除了少部分必须留在本土进行农耕和建筑宫殿的材料运输以及做为战象拱卫京都以外，其他的基本都被训练为战象投入东方战场作战。因此向东方前线的远征军运送给养的繁重任务基本要依靠人力完成。随着商军在前线兵力滚雪球般的增加，近10万商军对军粮等、武器装备等军需物资的消耗越来大。而且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需要投入更多的军队，而当时的法律规定奴隶是不能当兵的，只有商族国民有资格当兵。于是为增加兵力又大规模征兵，最终引发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而征兵同样涉及到其他商王朝下属的方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王朝发生战争方国必须无条件出军队进行支援。面对王朝近乎无休止的征发，各方国已经无力应付。而任何对中央王朝的不满都将招致军事讨伐，加之商王帝辛对方国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残暴蛮横，最终导致大批原本忠于商的方国纷纷背叛而投奔周。对东方无休止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商的国立，后方面临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加之还要满族国君穷奢极欲的挥霍，商王朝本来恢复并得到发展的经济再次衰退到崩溃的边缘。大臣为此多次劝柬。而此时的商王帝辛已经完全沉湎于“幸福时光”中，对任何敢于进谏的大臣要么驱逐，要么残杀。微子数度进谏，被他施以刑罚，最终投奔西周。重臣比干以“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的气概强谏，结果被处以挖心的极刑！最终再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言。而且他还“发明”了“炮烙”刑法用来镇压反对他暴政的大臣和国民。最终，在他的暴政下，大量国民逃往西周避难。同时，由于东方战场不断送回大量财富和奴隶，因此，为获得更多的战利品，商王帝辛不断增派援军到东方，最终到他灭亡前，整个商朝的全部主力军队都在东方，国内已经非常空虚。而对西方的监视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曾经是他手下败将的周再次卷土重来了！

    在被商击败后，周西伯姬昌更加重视发展生产、招募人才。他对内实行“宽已待民”的仁政，减轻赋税和劳役，鼓励农业生产。这与纣王统治下的商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大量难民逃到周寻求保护。而商的残暴和他不断对外扩张使大量属国脱离他。周西伯姬昌趁机采取先攻外围的策略，集中力量不断征讨商的盟国。最终在他死前基本控制了西部广大地区并自立为“文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即位的是其子姬发，即周武王。继续采取发展国力并蚕食商领土的政策，为灭商做准备。但商王朝此时正处于武力强大的时期，因此周一直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最终在商灭东夷时来到了。由于不断扩大战果，商军主力全部集中在遥远的东方，国内极度空虚，周等待以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公元前1046年正月，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划，已经蓄积了足够力量的周正式出兵伐商。周武王率战车300乘，王室宿卫虎贲军3000人，甲士4万5千人出潼关东进伐商。周军到达孟津后，会合了事先已经臣服于周的其他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羌、微、髳等部落的武装，总兵力接近20万，已经取得了对商王朝本土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在孟津，武王与反诸侯举行反商誓师大会。会上，周武王发布了讨商檄文，列举了商王的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随后，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用活人祭祀），周武王与其他部落领袖对天盟誓发誓誓灭殷商。周武王利用商王朝本土民众不堪暴政压迫已经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国军队及协同作战的部落军队。于公元前1046年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东进。从汜地渡过黄河，兵锋直指商都城朝歌。由于商的暴政丧尽人心，加之原本驻扎在西方用于监视周的商军主力此时已经被调东方战场以及忠于商的西方方国均已被周灭亡，商在西方已经没有像样的军事力量。因此周军沿途没有遇到商军大的抵抗，于公元前1046年二月初四拂晓抵达商都朝歌最后的门户牧野。本来周军到达孟津宣誓反商的情报早以传到商都朝歌。但是，商王帝辛充满了自信。在他的眼中，周只不过是西方一个小小方国，而且是曾经惨败于他手下的败将。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手下败将是根本不可能有胆量和实力来挑战他强大的王朝的。因此，周军已经出兵伐商这一关系到商王朝生死存亡的战略性情报就这样被商王帝辛忽略了，他甚至拒绝了手下都城宿卫将领提出的从东方调回部分军队尤其是象阵以加强本土防御能力的建议，而大臣再就没有敢于提出其他建议，因为他们很了解他们的君主，稍有违背他意愿的举动就将面临灭顶之灾。最终，拯救商王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被商王帝辛自己葬送了。当周军出现在牧野时候，震惊了整个商朝朝廷。由于此时商军主力全在东方，都城仅有少量宿卫军和王室卫队，战象更是少的可怜。于是，仓促之下帝辛只得将都城的大批奴隶临时武装起来，总数约70万。与前几次出征一样，商王帝辛再次御驾亲征，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公元前1046年二月初五凌晨，双方主力在牧野相遇，决定两个国家命运的牧野之战开始了。战前，周军布阵完毕后举行隆重的战前誓师。周武王在阵前痛斥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残杀贵族大臣、不祭祀祖宗、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同时宣布了作战纪律：要求军队行军作战过程中必须保证严整队形，前进、停止和攻击必须统一进行。而且严令不的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随后，周军开始出击进攻商军。周军首先集中全部战车向商军核心阵地发起集团冲锋，同时出动以周3000王室宿卫虎贲军为核心的精锐部队配合作战，同时两翼周军以密集的方阵在远程弓弩的掩护下向商军发起大规模冲锋。面对周军强大的攻势，商军立即发生动摇。此时商军虽然人数多于周军，但其中决大部分都是被商人掠夺而来的奴隶和战俘，其中尤其以羌人最多。这些奴隶被商军掠到本土，远离家乡亲人，受到商朝血腥奴役。因此早就心向周军。当周军攻势开始后，这些奴隶立即纷纷调转戈头引导周军进攻商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倒戈”的由来。周武王趁机派主力全面压向商军，猛烈冲杀敌军。在周军强大的攻势和奴隶大规模反戈下，70万商军顷刻土崩瓦解。尽管以奴隶为主的商军主力已经崩溃。但商王帝辛并没有退却。他手下还有一支由首都宿卫军和京城“小人”（当时的“小人”是指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人数约2万人的本土精锐部队。面对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周军，这支商朝本土军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商王帝辛本人亲自上阵，驾驭战车挥舞长戈冲入周军阵中厮杀。商朝本土军队还出动了都城仅有的少量战车和十余头战象参战。商军重甲战象在前面发起冲击，商朝本土军队步兵在战车掩护和战象的引导下冲入敌阵与周军爆发空前惨烈的激战。他们的抵抗之所以异常猛烈是由于他们身后就是自己祖国的首都朝歌，已经无路可退。商军战象引导战车和步兵反复冲入周军阵中，给周军带来巨大震撼。但是，周军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对战象早有准备，使用大量强弓和沾有剧毒的青铜箭射杀商军战象。商军战象数量本来就少，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发挥太大作用。在这支人数仅2万人的商朝本土军队顽强抵抗下，周军伤亡惨重。

    史书记载当时牧野战场的惨状是四个字——“血流漂杵”。意思是战场上的血多到可以将舂米的木棰都浮起来。战况之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最终，商王帝辛本人负伤，身中数箭。商朝本土军伤亡殆尽，被迫退回朝歌。在城内，曾经有大臣提出，牧野虽然战败，但商军主力此时尽在东方，并为受到损失。建议商王帝辛放弃国都以避开敌军锋芒，前往东方与商军主力会师。随后以刚刚平定的东夷地区为基地反攻周军。但是，帝辛拒绝了出逃的建议。这是由于他的性格造成的。他与当年忘国出逃的夏桀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作为一名曾经多次亲征战场的君王，作为一名曾经将王朝从崩溃边缘拯救出来并且走向武力扩张巅峰的强势君王，现在，作为曾经的成功者和现在的亡国之君，他已经意识到正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殷商600年基业毁于一旦。因此，他是决不可能抛弃祖先的基业而逃命的。于是，这位曾经成就了大商王朝600年历史上最强大武功，缔造了这个王朝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君王决定与他的国家共同死亡。他首先下令都城内剩余武装力量必须拼死守卫国都。公元前1046年二月初五傍晚，商王帝辛也就是纣王，带着商王朝王室的所有财宝登上他最豪华的宫殿鹿台，亲手点燃宫殿自焚而死。商王帝辛用自焚这种悲壮的方式实现了他与国家同生死的遗言。与此同时，周军对朝歌发起攻击，朝歌城内商族平民和京城宿卫军以及王室宫廷卫队进行了拼死抵抗。最终，在绝对优势的周军进攻下，朝歌被攻陷。有600年历史的大商王朝至此灭亡。在殷商的废墟上，周人建立了一个前后绵延800年之久的国家——周王朝。而周人建国后，给亡国的商王帝辛追封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谥号——纣王。其意思是“残又损善的王”。于是，后人只知道有个昏君商纣王而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曾经争战四方奠定中国主要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基础的商王帝辛。

    今天，每当人们翻开相关史书，看到的几乎都是关于商纣王有多么残暴、淫乱和昏庸。然而，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开始有学者为他鸣不平。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罪状几乎都是灭亡商朝的周人留下的。中国自从出现国家政权起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前一个王朝灭亡后，灭亡他的新政权的建立者总要找出甚至编造出各式各样的罪名来证明被自己灭亡的这个王朝尤其是这个王朝的末代君主是何等的腐朽昏庸和残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合法合理的依据。周人给商纣王定了六条罪状，分别是第酗酒；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当时的“小人”是指自由平民百姓）；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但是，这些罪名现在分析起来有很多牵强附会。

    例如，贵戚旧臣和不留心祭祀就很明显。这正是由于纣王在即位之初期面临来自王室大贵族集团和大祭祀神权宗教集团随时可能夺权篡位的压力而进行的改革。他打击贵戚旧臣是为了镇压这些王公贵族对政权的争夺，而打击祭祀就是为了消除宗教集团对国家世俗政权的干预。正是着两项改革直接导致商王朝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内乱而实现了内部稳定。而信有命在天更为荒唐。原因非常简单，“信有命在天”是说纣王始终相信自己是承受了上天的使命因此决不会灭亡。但问题是发布这条罪状的周武王和他的父亲文王自己本身就是所谓“承天命而称王”的。将这也作为罪状加在纣王头上明显是在罗致罪名。至于重用小人（当时的“小人”是指自由平民百姓）笔者认为更是开奴隶制改革之先河，对后世极具不世之功。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失败者永远只能是被讨伐的对象。笔者也认为，商纣王的功罪主要是他在执政中、后期而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所导致。但是，假若从整个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纣王也就是商王帝辛的功绩远大与他犯下的过失。正是由于纣王在位期间对外进行的近30年的争战，奠定了今天中国主要疆域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地位。今天中国的山西北部、湖北北部、陕西北部、甘肃西南部、山东半岛、浙江、江苏、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就是在纣王时期并入中国版图的。纣王的争战有力的促进了中原地区先进文明在中华各地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后世秦始皇统一中国提供了依据或线索。对中国版图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商纣王也就是商王帝辛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不朽的贡献。而商纣王在胜利后所犯下的导致国家在极盛时期骤然灭亡的灾难性错误也将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思考。

    皇皇青史，无论是《封神演义》讲纣王，还是千秋功罪话帝辛，自春秋战国以来，我们这些后人对历史真实的态度无不让人感慨......换言之，我们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几千年来对真理的认知又是什么？仅仅是“成王败蔻”吗？还是“偷生讲义”？后世风行千年的“儒家”学说又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的“义利之辨”带来那些思考呢？我们又将如何看待过往的历史呢？